十九
蒋介石复出之后，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趁着日本人平定关外抗日的浪涛，无暇相顾中原之际，于同年五月开始准备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年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做准备。同年十月，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两根据地的“围剿”以后，遂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根据地。不久，红军吹响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号角。
时令刚刚进入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龄飞赴南昌，亲自指挥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侍卫副官蒋孝先持一封急电匆匆走进：“报告爷爷！张学良来电。”
蒋介石听后一怔，漠然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接过了电文，然而他随着阅看电文的进展，面部的表情越发的难看。最后，他把电文往茶几上一摔，自言自语地骂道：“娘希屁！半道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看来南昌之行又得往后推了。”
坐在对面的宋美龄甚为惊诧，下意识地感到北方又发生了战事，问：“这位少帅又想干什么？”
“想当救亡抗日的英雄！”蒋介石不无藐视地哼了一声，复又拿起电文在空中摇了摇，“他来电报告说：一月六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他命令何柱国所部予以还击。用他的话说：长城抗战开始了！”
这消息对宋美龄而言，毫不感到惊奇。她的美国朋友早就说过，日本人完成筹建满洲国的侵略计划以后，必然向热河进击。但是，长城抗战来得这样迅猛，的确为她始料不及。她望着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小声地问：“达令！你打算怎么办？”
蒋介石眉宇之间蹙就的包越来越大了，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果断地说：“剿共、抗日这两面旗帜我都要，免得有些人在抗日上又做我的文章！”
“这……二者可以兼得吗？”
“还是那句老话：事在人为。”蒋介石沉吟了片刻，突然又放声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惬意，“这真是一盘飞来的妙棋！哈哈……”
宋美龄被这猝发的笑声弄糊涂了！但是，她清楚“九·一八”事变对蒋介石的教训：丢掉了抗日的旗帜，结果落得个被逼下野。如今长城抗战军兴，他抢先举起救亡抗日的大旗，是会大得民心的。可是他又如何分兵剿共呢？又如何把这两盘不同性质的棋合二为一，并变成一盘飞来的妙棋呢？她不知这其中的玄机。
“达令，快把你腹中的棋谱说出来吧，不然的话……”
“你就问上帝去了，对吧？哈哈……”蒋介石大有得意忘形之意，借用上帝开了宋美龄一个小小的玩笑，旋即站起身来，以问代答地说，“我以中央军北上抗战为名，调粤系、桂系的部队北上剿共，他陈济棠、李宗仁不敢不从吧？”
宋美龄赞成地点了点头。
“我派部分中央军北上抗战，从张学良的手中抢过抗战的大旗，结果嘛……”
“我懂了！我懂了……”宋美龄急忙打断蒋介石的谈话，以政治家的口吻预言，“结果，南方的共军和粤军、桂军打得两败俱伤，北线又借用日本人的枪炮消灭东北军的实力。”
蒋介石佩服宋美龄在政治上的聪明，遂又得意地亲吻了宋美龄的面颊。
但是，蒋介石这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实现。正如当事人黄绍竑所记述的那样：
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匪”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啰？”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
蒋介石在南线的计划破产了，但他绝不放过在北线取得胜利的可能。他一方面调令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一方面密切关注长城抗战的局势，待到张学良长城抗战注定失败的时候，他又悄悄地定下了逼张下野，派亲信接管北平的计划。可悲的是张学良全然不知。当事人黄绍竑做了如下的记述：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做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做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做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向，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即现在全国政协秘书处）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像还有把握。座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北来的国民政府中的军政大员，完全蒙蔽了张学良的政治视野，他天真地以为蒋介石接受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全力支持他御侮抗战。他一扫昔日的颓唐之气，公然支持北平的爱国人士朱庆澜、熊希龄以及东北流亡在平的杜重远、王化一等人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二月十六日下午假东城外交大楼举行成立大会，他和宋子文等人亲临致词，并通过章程和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二）通电全国军政，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庆澜等人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
张学良虽有与毒品为伴的病弱之躯，但基于一腔复仇的沸腾热血，当众声明带兵亲征，在长城一线和日军决一雌雄。是日夜晚八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做去热河的准备。就在他点将布防的时候，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拒不服从，并当众嘲弄东北军的何柱国是败军之将，一时搞得气氛十分紧张。最后，张学良强忍着火气，又经和宋子文、杨杰等人协商，决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正如一位与会者追忆的那样：“张作相也是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被临时‘拉夫’上台，统帅腐朽的封建军阀雇佣兵，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法西斯强盗，胜败之数已注定了。”然而张学良又是如何与宋子文、杨杰等人出塞亲征的呢？请看他的英文秘书王卓然的亲历记吧：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三十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十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据说事先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于十七日下午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至郊外二十里处广仁岭迎接。宋、张、朱等于当日下午五时到达承德，分别宿于都统公署和地方机关。张学良这时因有烈性毒品瘾，去热河的路上每走三十里，停车一次，必注射毒品针，到热河已疲劳不堪。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次日举行会议。
“承德是满清皇帝行宫之所在，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景、外八景之称（即行宫内外各有八处地方，景色宜人）。十八日晨，宋子文偕秘书侍从等，先看内外风景，中午是汤玉麟同地方各界预备的欢迎午宴，计主客共六十余人。主客当然是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和后援会的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等，还有一个天主教法国人敏士铎也参加。宋子文首先讲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怀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当负责，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他说的是广东调的官话，在座的人多有听不明白的，于是由杜重远起为翻译说明一遍。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继由汤玉麟起来答词，表示‘决心’与日寇周旋。这样这个礼节上的欢迎会历时两小时完毕。按理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会议，就抵御日寇做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没有开，就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二十七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岂不是惹祸吗？’他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张于下午三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十九日下午一时许返抵北平。
“在二月二十二日，距宋、张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由日本关东军司令率领约三个日本师团，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藏山的伪军。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就这样，开鲁一线，汤部的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条阵线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三月四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四日午后一时以一百二十八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这样，压在当地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大山倒了，换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山。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热河后援会，此时在唤起民众支援抗战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张学良曾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热河失陷以后，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为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遂于三月七日致电南京辞职，略谓“……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圜之机，在此一举。”……
此刻，蒋介石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他偕宋美龄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正当所部五十二师、五十九师被歼，师长李明、陈树骥被俘之际，他收到了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的报告。他笑着问宋美龄：“夫人，这两件事对我而言是吉星高照，还是祸星临头呢？”
“当然是祸星临头了！”宋美龄转身取来一沓外电文稿，“你看吧，我们的好心朋友说，蒋委员长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
“不妨说得明白些，这些话的真意是什么呢？”蒋介石冷然作笑地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宋美龄简单地摘译了一些有关的电稿以后，沉重地说，“时下，这位少帅只不过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全国舆论攻击的主要焦点还是你蒋委员长。美国朋友善意地说：当心‘九·一八’事变的教训重演！”
“哈哈……”蒋介石得意地大声笑了，“峰回路转，物换星移，我岂能容忍历史的悲剧重演！”
“那，你的意思是……”
“趁此良机，把这位少帅从我的船上推下去，做一名真正的替罪羊！”
“你能做得到吗？”
“不信，你就走着瞧！”
“他手下的东北军将领答应吗？”
“我不仅让他们欣然答应，而且还要把东北军，以及他统辖的地盘全部端过来。”
宋美龄虽说还不知道蒋介石欲达此目的的具体手段，但她望着踌躇满志的蒋介石那得意的样子，完全感到了成功在即，只是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也只有在这时，她才知道自己陪伴的达令一面指挥南方的“剿共”，一面又在北方运筹这件大事，不禁地暗自敬服地说：“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失败的教训又渐渐地使她失去了自信，不放心地问；
“了结长城抗战的腹案想周全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