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服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绝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后段，胡适又补充他的未尽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这个见解在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国内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这个见解实在太不合政治学书里的普通见解了。其实我这个说法，虽然骇人听闻，却是平心观察事实得来的结论。试看英国的民主政治，向来是常识的政治，英国人也向来自夸“混混过”（Mu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几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觉才提倡专门技术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费宾会（The Fabian Society）的运动最可以代表这个新的觉悟。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试看美国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谓“智囊团”的政治出现于美国，这正是因为平时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特殊的专家技术，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机，国会授权给大总统，让他试行新式的独裁，这时候大家才感觉到“智囊团”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而专家的政治（“智囊团”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发生，这正可证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说，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验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新式的独裁政治并不是单靠一个领袖的圣明的——虽然领袖占一个绝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无数专门技术人才的。我们从前听丁文江先生说（《独立》第一一四号），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有三千个地质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两千队，我们都不免吓一大跳。现在陈西滢先生在上期《独立》里说，苏俄自从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据官方的统计，需用一百五十万专家，其中工业方面需用四十四万工程师及专家；农业方面需用九万高级的、三十六万中级的专家，森林方面需用一万一千高级的和二万七千中级的专家；交通方面需用三万高级的和十二万中级的专家。这种骇人的统计是今日高谈新式独裁政制的人们万不可忽视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选举资格的选人能好好的使用他们的公权：这种训练是不难的（我在美国观察过两次大选举，许多次地方选举，看见许多知识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新式独裁政治不但需要一个很大的“智囊团”做总脑筋，还需要整百万的专家做耳目手足：这种需要是不容易供给的。
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意大利有两个一千年的大学；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是遍地都有的。苏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学。他们又都有整个的欧洲做他们的学校与训练所。我们呢？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没有一个满四十年的大学。专门人才的训练从哪里来？领袖人才的教育又从哪里来？所以钱端升先生期望的那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先生期望的那个开明专制，在中国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时候，不少的学者和政客鼓吹独裁的政治，而他们心目中比较最有独裁资格的领袖却公然向全国宣言：“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证中国今日实无独裁的可能了。这个宣言的发表，表示在今日有发表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这样一个宣言的必要呢？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环境与时代》）都不容许“意俄政制”的产生吗？
我们很诚恳的赞成这个宣言，并且很诚恳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⑤。
胡适提出细部要求
在《独立评论》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的同一天，胡适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又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并且乘机提出细部要求。胡适说：
……原电文内没有具体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人民及社会团体是，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说明：
盖以党治国固为我人不易之主张，然其道当在以主义为准绳，纳全国国民于整个国策之下，为救国建国而努力，绝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至反失训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总说明：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我们对于这个原则，当然是完全赞成的。因为原电文没有详述施行的办法。所以我们把我们想得到的办法写几条出来，供汪蒋两先生的考虑：
第一，政府应该明令全国，凡“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均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电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比宪法草案里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颇含混，也需要一种更明确的解释。试举个极端的例：假如十来个青年学生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或者组织一个青年团来试行他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这都应该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应该让热心过度的警察侦探曲解为“以几千里外某地的红军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类容易误解的字样，而用“方法”或“手段”来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应该明令中央与各省的司法机关从速组织委员会来清理全国的政治犯，结束一切证据不充分的案件，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满意于政治社会的现状，容易受一个时代的激烈思潮的诱惑，这都是很自然的现状。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气的青年了。法国的“老虎”政治家克里孟梭曾说：“一个少年人到了二十岁不做无政府党，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可是若到了三十岁还是无政府党，那就更没出息了！”他那时代的激烈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若在今日，也许他要换上马克思主义了。少年人应该东冲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寻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两跤，落到某种陷坑里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头；落了坑，他可以增长见识与经验。这样自由摸索出来的思想信仰，才够得上安身立命的资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护之下长大起来的青年人，好比从没出过绣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里，见个白脸小伙子对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单相思来了。今日许多因思想言论（可怜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论！）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实在太多了。当局的人实在不明白脚镣手铐和牢狱生活绝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脚镣手铐等来证明政治实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军法审判糊涂证据等来证明法律的确不好。青年人爱充好汉，你却真叫他们做好汉！我们参观过北平好几处的监狱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觉今日有彻底大清理全国政治犯的迫切需要。这件事不可以再缓了。
第三，政府应该即日禁止公安与司法机关以外的一切机关随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们所见所闻，我们简直数不清中国今日究竟有多少机关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审讯的权力！汪蒋两先生通电发出的前后几天，北平一处就发生了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京大学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的事，和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在办公室里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并用手铐押送到保定行营的事。这种办法也许可以多捉几个人，可是同时也是努力替政府结怨于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党部。
第四，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报纸与杂志既须正式登记立案，取得了出版发行的权利了，政府至少应该相信他们自己能负责任。他们的新闻有错误，政府可以命令他们更正；言论有失当，政府与党部可以驳正。今日种种检查审查的制度实在是琐碎而不必要的。至于因为一条两条新闻或一篇两篇社评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执行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则快意矣，于国家人民的福利、于政府的声望，究竟有一丝一毫的裨补吗？今日政府领袖既揭起言论自由的新旗帜来了，我们盼望第一件实行的就是一切言论统制的取消。
第五，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汪蒋两先生已宣言不愿“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还在高唱“统制文化”的口号。可怜今日的中国有多少文化可以统制？又有多少专家配做“统制文化”的事？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努力鼓励一切聪明才智之士，依他们的天才和学力创造种种方面的文化，千万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误用到消极的制裁压抑上去。试举文学艺术做个例。有人说：“凡挑动阶级斗争的感情的文学艺术都应该禁止”，并且有许多小说和某些电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删削了。如果这个见解是对的，那么，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该挖版焚毁了！《诗经》里“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一类的名句也该禁止发行了！亚圣孟夫子的“庖有肥肉，有肥马，野有饿莩”也该毁版禁止了！举此一例，可见“文化统制”不是可以轻易谈或做的事。我们此时还不会梦见现代文化是个什么样子；拼命的多方面的发展，还怕赶不出什么文化来。若再容许一些无知妄人去挑剔压抑，文化就许真不上咱们门上来了！
以上五事，不过是随便想出的几种具体事项，来充实汪蒋两先生的大原则。可是这些具体事项若不能做到，他们的原则就难教我们信仰了。
胡适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对汪蒋通电有“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的话；又在《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此文中，又有“这些具体事项若不能做到，他们的原则就很难教我们信仰了”的话，这些话的语气，在在都表露出他对国民党当权派的通电，是难免信任不足的。其实，这并不是胡适的多疑，尽管汪精卫、蒋介石诸公在通电里在文字上信誓旦旦，但他们希旨承风的手下，在事实上究竟搞的是什么，也大有可议。例如就在通电前三十八天（1934年10月20日），北平《人民评价》第五十七期上，就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一文出现，大言曰：“吾人主张党政一体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乃救时之良剂。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唯在领袖独裁之实现。”同一期里，又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出现，也大言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将举行，我人对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要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而党务之推动及政治之设施，则于党魁兼摄行政领袖之后，以少壮干部及统计人才为之辅，大刀阔斧，斩除党内之腐恶分子及行政机关之贪污官吏，为党国造一新局面。……”霍霍杀气如此，说国民党一夜之间，凭一纸通电就立地成佛了，如此高速向善，其谁能信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