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毛病不在军阀”：现在的二三等军阀，实不够中央军队的一打，我想这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军这回也失败了，中央军队的武力的优越更不成问题了。所以若单以武力而论，中国今日的统一应该可以不战而成功的了。次说“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意态不是蒋先生说的“省界”；二十余年前，中国的省界何尝不比现在更深？何以那时的省界无碍于统一呢？何以当日建立帝国的政治家能造出科举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观念反成为统一的基础呢？我所说的“意态”是指中国智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卫一派、今日的胡汉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包括种种蒋先生说的“反对专制的议论”），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何况中国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态是外患压迫之下造成的一种新民族观念，它绝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国。这种新意态一面能使张学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蒋介石不能挽救韩复榘的驱逐刘珍年。
我说的“物质状况”也不单指贫穷，虽然贫穷也不是武力统一所能扫除的。我所谓“物质状况”是说中国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这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四川、云南、贵州，今日中央军队有何办法？新疆的混乱，中央军队有何办法？广东广西的独立，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韩复榘打刘珍年，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阎锡山闭关自守，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内，福建与江西都解决了，难道这几十万的中央军就可以抽出来南征北剿、东征西讨了吗？
所以我说，今日武力统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蒋先生和吴先生都曾指出种种“别的方式”，“从事实上看起来”都绝不能行。我们在上文指出“武力统一”的行不通，难道不是事实？例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业，难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讨伐广西吗？又如四川的大小军阀，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确应该如蒋先生说的“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了。然而“从事实上看起来”，今日的头等军阀是否能下决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为什么不可以讨伐两广？为什么不可以讨伐四川呢？简单得很，中国人今日的新意态不容许无名的内战；中国的物质状况也不容许那一点子中央军队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统一工作。
胡适这些话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他直指“头等军阀”（蒋介石）“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胡适显然点破这一真相，使“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明明确有其人，并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点是，胡适显然点破“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也是高人一等之论。
党国之下，又何来公忠？
七天以后，1934年1月21日，胡适再写《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从制度上立论，反对“个人专制”与“武力统一”，用以维护民主的必要。胡适以“国会”制度做例子，他说：
国会不是蒋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连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④。
蒋廷黻先生一定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曾说：
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这些话都是过虑，有成见的过虑。第一，人民最不要纳租税，然而他也居然纳租税，岂非怪事？所以蒋先生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第二，议会能有多少权力，如今谈不到。不过我们前几天还看见报上记载着，立法院“在悲愤中”勉强通过了一万万元的公债案。一个确然“不代表什么人”的立法院也会“悲愤”，蒋先生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代表全国的议会发起大“悲愤”来制止内战，谁敢保没有这一天呢？第三，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正如一个警察可以封闭你我的《独立评论》一样容易。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了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
不过这都不是眼前的话。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伯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需要可爱。”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需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
在这段文字里，胡适明白指出国民党“把党放在国家上面”的真相，因为国民党不肯用“国会”作为“有形的国家象征”，所以人民无从“报效他的’公忠‘”，人民没有向心力，才是问题的根本。若不此之图，反倒以“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来解决问题，是舍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当然是错了。
常燕生之论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发表《建国问题平议》（《独立评论》第八十八号）。他的看法，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夹叙夹议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读了《独立》上的讨论，写了一篇《建国问题平议》（评立第八十八号）。他不赞成武力统一，也不赞成专制与独裁。他那篇文章里有几段很精彩的议论，例如他论民治思想的势力：
我们诚然知道在中国今日谈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怜的。然而就这一点幼稚可怜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视。三百年的满清政府是被这个思想打倒的，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也是被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义在今日中国，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又如他论独裁政治在中国所以不能成功：
中国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民族，服从领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严格纪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国，斯大林可以开除托洛茨基；在中国，手创共产党的陈独秀不免落伍。这就是两个民族根本的异点。特别是在现在轻薄成风的社会，以骂人为时髦、以挖苦人为幽默、以成人之美为有作用，学生可以随便驱逐师长、军队可以随便反对长官的时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专制可以成功，这是梦想。
所以他虽然主张“中国要谈建设、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他却相信那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爱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他相信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控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他说：
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诀是“尊王室”，现在王室没有了，但四万万国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无实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制诸侯的跋扈。现在的国民实力并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实力派应该抓住这个有力的工具。
他的结论是：
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统一是永远无办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做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有位署名“寿生”的青年人发表了一篇《试谈专制问题》（独立第八十六号），他指出现代的独裁政治其实都是他所谓“旨趣专制”，而不是古代的“权力专制”。如意大利和苏俄的独裁政治，其实是许多人因旨趣的赞同而愿望实现的行动。“寿生”先生这个观察是不错的。他又指出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一种“旨趣专制”，也是“以理论来征服人民，是取获人民的信心，是以他们的意见酿成全国的意见”；“不过英美的旨趣专制是多元的、互换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无限的延长其旨趣罢了。”我也曾说过，今日的中国实在没有一种有魔力的“旨趣”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感情与理智。所以独裁政治的无法成功，只是因为今日大家口头背诵宣传的和强迫小孩子记诵的一些主义，都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只有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民治思想，在今日还有不少的潜势力。不但满清帝制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凯张勋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锟张作霖是这个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权的成立，根本上都还是因为这个民权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的，所以不能长久忍受那个暴民专制的局面。这个思想所以能有如许大的潜势力，是因为它究竟有过比较长时期的宣传，究竟有比较容易教人悦服的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有英美法等国的历史成绩教人信得过，所以“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副产物”一类的幼稚见解，终久不能动摇中国成年一辈人（就是受过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传的一辈人）对于民权民治思想的信念。这里面也许还有更深刻的民族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社会构造是经过两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两千年的“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养成的“无治主义的民族性”，这都是近于民主政治，而甚远于铁纪律的独裁政治的。以此种种原因，我绝对相信常燕生先生的从民权伸张做到国家统一的议论。在一个长时期民治训练之后，国家统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组织也健全了，物质状况也进步了，那时候，在非常状态之下、在非常得全国人心的伟大领袖之下，也许万一有一种现代的“旨趣独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状况之下，一切歌颂独裁的理论都是不切事实的梦想。
汪蒋通电以后
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对中国前途，在形式上，表示了没有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抓住机会，在12月9日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独立评论》第一三〇号），胡适说：
本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电尾有这样的一句话：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与学者公然鼓吹中国应采独裁政制的空气里，上述的两句宣言是值得全国的注意的。
“感”电说中国今日的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独裁政制的“必要”与“可能”，这都是拥护独裁的人们不愿意听的话。我们姑且不问这种宣言含有多大的诚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错。
接着，他又从“意态”观点，补充他在《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的主旨，他说：
既然“毛病不在军阀”，我们就不能说“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了。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这里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谓“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了。说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时候某种“意态”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迹！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1928）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统一的障碍也不完全是二等军阀的武力，某些“意态”也是很有力量的。共产党的中心意态，不用说了。“反对独裁”也是今日不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廷黻先生也说过：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