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顾准回京后，不顾身染重病，拟订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首先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这部笔记。然后，在此期间（1973—1974年），他应在沪的弟弟陈敏之的要求，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广泛问题通信讨论。这些信件，后来被陈敏之精心保存下来，并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于1986年先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编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就是这些书信，引起了无数读者包括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由衷的敬佩。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本集子是作者（按：指顾准）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至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
因为这是一份笔记或称通信集，既然可以结集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陈敏之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最后选定的。在此之前，陈敏之曾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经征求王元化同志意见，他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他认为，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个书名实际上也概括了顾准一生思想的演变过程。正如陈敏之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体现了本书各篇蕴涵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认为：大体也体现了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一个人是如此。”如同顾准所言，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经过了“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的洗礼，并经历了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遍地皆诗写不赢”的那种突飞猛进式的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号称“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所不同的是，顾准认为：“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所谓“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设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因而，对此顾准早在近三十年前，就提醒我们：“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顾准从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论述，他在《一切判断都得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一文中指出：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
而且，历史的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在顾准看来，为了革命，为了破坏旧世界，必须有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全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话说得可能有些尖利，但是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向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来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
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文集》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瞭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国家文化部前部长王蒙原先对顾准并不熟悉，他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颇有感触。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算不上学术界的行家，不懂一些规矩。我的特点是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都要说。我要说是我们一代人的，用鲜血和眼泪经历过的事情，不是学问本身。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我觉得人生，特别是知识界永远有这么一个矛盾，有这么一个悖论，台湾人叫‘吊诡’：一方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如作者的弟弟写序所说从诗到散文，诗是浪漫的，是绝对的，是终极；另一方面是经验、是行为、是实践，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充满一个痛苦过程。”“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有个绝对东西，但他说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够垄断。但他仍需为真理，要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耐人深思的是，顾准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著，一个人对造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也可以做出表现出气壮山河的境地，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著。”
著名学者李慎之读了《顾准文集》，称顾准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指出：“《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1973—1974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因为不是专著，这些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功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不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也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李慎之对这一为人类理想奋斗到底的顾准，充满敬意，其实顾准所论证的最好参照系不就是已经过去了的十年“文革”吗？
李锐在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他说：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恩全集》等书了。我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八十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五十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的知识面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掘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大刑的崇高精神。
人们对顾准这位独立不倚地在暗夜里追求真理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就的思想先驱，表达了极大的敬意。他们认为，顾准不仅取得了骄人的理论成果，而且他的求真之道（即他所谓“笨工夫”）也是值得推崇的，这就不是光凭聪明和敏感就可以实现的。
《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民主终极目的》、《顾准文存》与以及早先一些论文、专著、译著的发表，引来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有人称之为“顾准热”，只要这不是人为的炒作，应当让它热下去。研究顾准，必须成为一项长期的文化思想工程。但是，其中也夹杂着不同的声音，请看一篇文章涉及顾准所谈到的一段话：“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何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他没敢说出全部的真话，因为他还要在这社会中居住。他不敢真的被这社会和伦常所开除。鲁迅绝非多虑。在中国想做一条好汉，确实比别国更难，鲁迅曾感叹中国的监狱比别国的难坐，实际上何止如此。顾准的遭遇很可说明问题。顾准受到迫害后，他的妻子绝望得自杀了。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他的老母住在妹妹家里，可因为妹婿是官场中人，为了照顾官员的前途，这对同住一城近在咫尺的母子终生不得相见。顾准拖着病体，蜷曲在孤室寒窗之中，形单影只地写着那些先知般的文字。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遭拒绝。他只能从别人那里收集子女的照片，以此寄托他的慈父之情。他临终的时候，又一次吁请子女‘宽恕’他（倒好像他真有什么罪过似的）并来看看他，自然是又一次遭到拒绝。无休止的政治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限的感情折磨，这就是一个文化英雄的境遇和结局。如果他的母亲来给予抚慰，妻子来给予照顾，兄弟姐妹们来给予帮助，如果他的子女来为他骄傲，他的朋友来与他切磋，我相信这个顾准一定可以写出更加坚定、彻底的文字，也许我们回顾‘文革’时，就可以因为有了一位精神巨人和文化英雄而感到骄傲和安慰。然而，顾准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因为这个民族像他的子女一样一直在遗弃着他、拒绝着他。直到他逝世20年之后，《顾准文集》才在中国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勉勉强强问世。”话说得有些偏激，但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也许读者自应明鉴。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内容精彩，要言不烦，涉及面广，限于篇幅，这里择要介绍，以尝鼎一脔。文章的核心实际上是“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后怎样真正实现理想的目标。顾准以其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宽广的视野，摆脱了时代的桎梏，而他拥有的真诚的现实关怀，则具有了思考究竟的意志以及与思想禁锢抗争的巨大勇气。顾准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战士，面对革命胜利后种种酷烈而迷茫的现实，他所关注的最终问题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之路应当怎样走，用现在的语言说，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顾准在1973年4月20日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的笔记中写道：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顾准的出路提出来了，关键是是否可行？顾准还发现：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五十年提出了以下的这些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真是字字重千钧，这些问题的提出，没有一定的胆识和勇气，是不可能的，而顾准却做到了，这就是他苦苦思索的焦点。问题还不仅在这里，顾准之“娜拉”，绝非易卜生戏剧之“娜拉”，它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含：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未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
顾准的思考并没有到此停步，正如朱学勤指出的：“他总结近代西方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后者有浓厚的英雄崇拜，鄙视前者的‘议会清谈’、‘没有领袖’、‘庸人气息十足’。顾准的这一总结，与美国学者E。希尔斯1981年《论传统》一书的类似总结十分吻合。希尔斯几乎是穷一生之精力，占据大量原始文献爬梳整理出来的两条脉络，顾准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即已道破，而且提前了整整七年。”
顾准的真知灼见，表现在他的关注和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他始终紧扣“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问题之结”，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集结于此。中国的现状，还没有达到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可以由若干专家处理事情的地步。顾准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革命队伍中人，他所参与的那场革命解决了“娜拉出走”，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但紧接着出现了当初的革命目标是达到了、近了还是远了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面对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革命传统，而不是其他……顾准是革命传统中人，他从传统出而不困于传统，他珍视自己的理想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思考直追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而且进入马克思所处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再溯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还旁及中国传统和近现代西方哲学，这比仅仅致力于输入外来学理或皓首穷经于中国传统典籍，确实要高明得多。顾准的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贯穿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整个过程。
顾准下述几段话，对我们理解他如何深入探索，如何洞察一切、不拘陈见，确有帮助：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作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一千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作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从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屈原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掩卷沉思，我们当能体会到顾准当年忍辱负重、不计成败，经历了多么崎岖坎坷的心路历程。王元化一语道明：“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这种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顾准思考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在晚年短短的时间里，他还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代表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共分四个部分。这本来是一篇谈《资本论·原始积累篇》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其实这些原著，顾准早就读过，这次重读，他又有心得：“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乙：《原始积累篇》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又：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顾准刨底寻根，从资产阶级的渊源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发展起来的。从而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他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式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
尖锐的问题需要回答，顾准指出：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缘由，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两百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五千万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地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而差不多一个半多世纪来，中国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写道：“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顾准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
因而，顾准大胆提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长期统治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
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就在“评法批儒”的一片喧嚣中，顾准以冷静的解剖刀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巫与史，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对这一论断，他是赞同的：“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续文武周公的道德，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的，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又说：“所谓文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天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顾准看来，史官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他指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虽然“说过分了”，即“庄周、惠施，有‘至大天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顾准这番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后得出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顾准对史官文化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剖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同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乐民曾撰文附和：所谓“史官文化”也者，其核心是宗法、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于今日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社会之发展，经济固然是基础；而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法”、“道德”之类依然支配着社会，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一条人们烂熟于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换言之，如果旧制度的法权不变，依然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纵使经济上有发展，也无由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说这本已有之的“萌芽”是被外国侵略者扼杀的，其结果倒是开脱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责任。顾准懂得历史，更有“文革”的切身体验，因而对所谓“史官文化”之窒息思想和妨碍进步，感触特深……顾准是作财经工作出身的，却得出不能以经济因素单打一地决定社会进步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吧。
科学与民主，也是顾准这一笔记的重要内容，所谓顾准精神，可谓“科学精神”之同义词。顾准认为，要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营造民主的氛围，必然与当时的氛围形成冲突，他指出：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论人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顾准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维护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并以“为人类服务”的伟大思想，发出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相违的正义之声。在顾准看来，民主是手段，进步是目的。他指出，为了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权威主义，他强调：“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心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又说：“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信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顾准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大义凛然地指明——“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这些话振聋发聩，洵为至理。
读顾准的书，人们的内心深处总能被他的许多石破天惊的见解所激荡，难怪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深刻、他的博大、他的尖锐、他的一针见血。《顾准文集》中关于东西文明的对照分析，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防止当权者发展成为皇帝及其他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希腊文明的关系时恩格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关于斯巴达精神就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伪善；关于中国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等等，顾准有很多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值得敬佩。但是更敬佩顾准的精神，更崇尚顾准的人格力量。
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理念，他是反对集中的目的。那么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观察他的理论也应该这样。就是他的许多见解，再深刻也是一元。他的思想上的理论是完全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他只是一元。如果说把顾准作为一种集中性，那就歪曲糟蹋了顾准学说，他只是一元，完全可以议论。但最可贵的是顾准精神。那么什么是顾准精神？我们认为顾准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就是西方五百年来的那种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中国最需要的是这种精神，这是核心。那么围绕这个核心，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是顾准爱真理胜于他的生命的这种精神。为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置荣辱于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放弃太阳系学说，这是顾准精神，他的一生经历就是这样。
另一个是顾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和大无畏的精神，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而是为人类服务，这是顾准精神，这在他的“文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和营养失调，顾准心情抑郁，他在艰辛地阅读和写《希腊城邦制度》以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笔记时，身体已染上疾病，只是他强忍着，以巨大的毅力，与时间赛跑，才为后人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
病魔正悄悄地吞噬着顾准健康的细胞，他患的是肺癌。1974年9月中旬，陈敏之到京来探望哥哥，他们共同生活约半个月，月底，他送陈敏之经宁夏返沪。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陈敏之回沪后，还收到了顾准于10月26日的一封信，这就是现收录在《顾准日记》的《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病情：
六弟：
二十三日信昨天收到，途间风寒，既已廓清，当可精神焕发地生活下去。十分高兴。可是我却不行。咯血未愈，又加发烧，兼以服药反应弄得疲惫不堪。这里的人看我支撑为难，已写信要顾重之来此招呼，谁知道他会不会来？来倒也好，至少可以交流交流感情和思想。
病情如下：（1）病史，1970年肺炎未愈劳动，小咯血二月（一面劳动，一面咯血），透视，支气管扩张，连续注射青霉素病愈。
又，1973年7月在一星期内由小咯血发展成为吐满口血，协和急诊，断为支气管扩张（有胸透），注射安络血四五天病愈，又1974年5—8月连续低烧，胸透支气管扩张，累次验血，白血球高，连续注射素霉素，100万单位×6，低烧停止。
（2）此次发病，9月中旬感冒，感冒期间连续喝了些葡萄酒（平时不喝），抽了几支烟（每天不超过三支）。9月底，均发现痰中出血。九月五日就医，给土霉素二天剂量，又给一些virK。C。，9月9日就医，补给口服“安络血”，12日起注射安络血一周。但一直不愈。22日开始发现又有低烧，服云南白药三天，注射链霉素及青霉素。结果，低烧从37.75°退至37.3°，但云南白药的反应强烈，休息不好，停服。
（3）今就医，继续打青霉素、链霉素三天，继续注射安络血，同时又拍了胸部X照片，下周二看情况如何。又自费去购“三七”，买到后每天口服一钱。
我此次对病，采取采秀于1958年告我的办法：“倒下来再说”。咯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反正“倒下来”自然会解决。情绪当然是恶劣的。开始是觉悟到我的健康状况，决定我此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了。懂得这一点是痛心的，也有过踌躇。其次是，开始懂得虽然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然而也会可以拖得下去，那就拖吧。“拖”的决心，和“倒下来再说”的办法倒是对得起头来的。如此一来，倒也安然地拖下去了。
你听这些话一定很难过。不过，人总得有点自知之明。从前我不想在老年时苟延残喘，现在已经“忍命”了，也算勘破一关了。
军宣队这次倒希望我到上海了，我不走。一走，他们轻松了，那不行。我还得在这里拖下去。你仔细想想，我这个办法是对的。
“情况在变”，不错，正因此，我要在这儿拖。至于乐观，我还是乐观的，然而，（一）对现在正在变的情况，我不满意；（二）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其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易兄与我，周前盘桓过几次，现在走不动了，不去了，我也不要他来，免得我又害人。他的女儿，陈小群，66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军垦，户口已迁回北京（因系独女），已回到东城区作就业分配登记。她希望进工厂，别当“八大员”。你写信给三妹，请她招呼招呼吧。
祝好
五哥
二十六日十时
接到顾准的这封信，陈敏之因风尘甫定，没有打算马上去京，但是，不过数天，顾准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只得赶赴北京。
原来，这年10月，顾准的肺疾愈发加重，痰中的血点愈来愈多。有一天，由吴敬琏陪他到反帝医院（即原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大夫看到了检验报告后认为有问题，但是顾准还是戴着帽子的“右派”，不敢收他住院，就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过了几天，经济所只好拍电报给上海的陈敏之。
1974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时许，陈敏之午饭还没有吃毕，邮递员送来了给他的电报。电报上说顾准已住院，要他马上去北京。看了电报，陈敏之预感到情况不好，心中极为不安。
因为这时距陈敏之9月30日离开北京，不过短短一个月。离开北京以后，陈敏之去银川、兰州、西安转了一圈，10月16日回到上海后，他们兄弟俩的通信才恢复。
10月29日，陈敏之收到顾准10月26日的来信（如上所述），告诉病情。
军宣队这次主动提出要顾准来上海陈敏之家里，但他不愿意来。对此，陈敏之立即回了一封复信，表示坚决不同意“倒下来再说”。并且告诉他：如果重之能回来最好，由重之陪同来上海。如果重之不来，自己则准备亲自去京陪他来上海，同时又给三妹去了一信（五哥来信附去），除了告诉他五哥病情不好外，要她支持重之回来。
11月2日晚上，陈敏之夫人林樱初好不容易买到了翌日去京的车票，而且很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卧铺。陈敏之的心里自然是极度焦虑不安的。不过，他还是满怀希望，一俟五哥病情稍有好转，和他一起到上海来继续治疗和休养。
4日下午，由经济所老张同志陪同，陈敏之骑自行车匆匆赶到医院急诊观察室见到顾准时，彼此都非常激动，彼此都强忍着噙着的泪和咦咽的声音，不愿增加哀凄的气氛。
顾准亲切地和弟弟握过手后，说道：“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
他告诉说，这次要陈敏之再次去京，出于万不得已。顾准可能已预感到这次病情的严重，和往常不同。
就在这一次见面，他对陈敏之说：“这次从前门进来，要从后门（意指太平间）出去了。”随后，他又从衬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银行存折和积存的粮票交给了弟弟。
顾准虽然对自己的病似乎已清楚地意识到是无望的，不过，他还是对陈敏之说：“希望能早一点住进病房。”
这不仅出于护理和治疗方面的方便，这时顾准对自己的疾病显然还抱有希望，争取能早日治愈，恢复工作能力。几十年来，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难以忍受的颠簸、坎坷、打击，都没有使他折服，疾病当然不可能轻易使他屈膝，更何况他热爱生活，热爱伟大的祖国，在他生命的余年还要继续他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对未来的探索。生命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
经济所的同志告诉陈敏之：从10月初顾准就开始咯血。也曾经去就医治疗，但咯血终未能止住。10月16日起，终于支撑不住而卧倒在床（查他的日记，至10月15日日记的写作中止）。
又拖延了半个月，一直到11月2日。经济所的领导看顾准实在不能再拖，才送医院。这时，每天咯血大半痰缸（200—300CC），身体的亏损是可想象的。因为1973年8月他也曾咯血，医生诊断是支气管扩张，因此，这时陈敏之虽然见咯血不止而焦急，但还以为是旧病复发，不疑有他，仍然满怀希望，以为只要咯血能止住，就能逐渐痊愈，并以此劝慰他：“我保证你从前门出去。”
在急诊观察室的几天，为了止住顾准的大量咯血，医院大夫用了各种止血药物，而且剂量很大，然而仍然无效。11月7日上午，迁入了病房。
但是住进病房以后，并没有带来福音。至11月11日，主管大夫贺仁通知说，经过化验，痰中发现了癌细胞。同时，根据X摄片，确认为肺癌。
乍听之下，陈敏之震惊得发呆了。接着一阵悲痛，便咽住了。他知道，这是无望的绝症，生命对于顾准已经不过是时间问题。陈敏之痛感，“病魔终将从我手中夺走他，我怎么能抑制得住自己的悲痛！”
对于病情，陈敏之没有瞒顾准，因为相信他经受得住。而他，确实也经受住了，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没有哀叹过一声。为了劝慰他，也是为了鼓励他，陈敏之说：“你一生是倔脾气，对病也要倔到底，斗争到底。”还说：“即使明知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也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迎接它。”他欣然点头同意。
顾准则说：自己并不怕死，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顾准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屈服过，但自然的肌体的抵抗力毕竟敌不过病魔的侵袭，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委顿了下去。他确曾顽强地为生命的延续斗争过。虽然吞咽十分困难，但还是强迫自己多吃一点东西，以增强肌体的抵抗力。他每天输液的时间多至七八小时，至少也要五六小时，在病榻上不能转辗反侧，但总是忍受了下来，一直到临终的前几天，才加了一副铺板，使他躺在床上稍稍舒服一点。他完全信赖大夫。本来，他对中医的科学性有些偏见，但为了不忍拂逆几位老友的好意，也为了冀求治愈于万一，他毫不勉强地接受了中医和中药的治疗。
顾准对生命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他怕旷日持久。他的意思显然是不愿意缠绵病榻，既不能工作，又拖累别人。他对陈敏之说，与其丧失工作能力而活着，不如早点死掉。他对所有来探望他的朋友、同志以及四十余年前就结识的从远地赶来的老朋友，当他们临走的时候都和他们道别。这不是怯懦的语言，正是正视自己的未来命运的勇敢的珍惜的告别。
顾准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鸡蛋大小的一个肿瘤生长在靠近心脏旁边，主气管分叉的左侧，因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既不能动手术切除（在手术台上就有危险），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唯一可选择的是化疗（即注射化学药剂）。以后经医院同意，同时又结合中医治疗，服用中药。开始化疗的头几天，反应似乎还好，咯血也略见减少，看到似有转机的希望，顾准很高兴。
但到11月下旬以后，顾准的病情显著恶化，脉搏增快，自原来的40—50次/分，增至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时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难，竟日竟夜不能离开输氧。
顾准的病情，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同志的关注，他们表现的人间友爱，给顾准最后的日子带来了些许慰藉。
为了及早让顾准住进医院的病房，骆耕漠和陈易去找新四军时的战友、当时反帝医院的党委书记杨纯，特别是骆耕漠听到消息后十分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拄着拐杖来回奔波。于是，杨纯派了一位秘书去打招呼，才把顾准收下住院。
据吴敬琏忆述：“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久就会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送我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吴敬琏在谈到顾准的最后日子时说：“后来果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两个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到自己行将不起，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说白天有亲朋好友陪伴，晚上来陪他的人是经济所派的。与其中有的人单独共处，使他感到不愉快，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用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等为他梳妆安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11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我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他的妹妹陈枫。”“打完电话，我就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前的一幕始终浮现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
骆耕漠除了找人让顾准住进病房外，还与张纯音打听到协和医院东边有个姓李的老中医，是看疑难病的高手，就去找到他。李医生给顾准看了两三次病，尽了很大的努力。
骆老回忆说：“当时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焦菊隐同顾准在一个病房，有一次，焦菊隐对别人讲：顾准看起来是很倔强的，但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与顾准交往中也感到顾准有很骄傲的一面，被他看得起的人不多；但也有很谦虚的一面……他有很固执的一面，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他非常想念他的儿女，特别是想见见他的小儿子。但是儿女们因深受他政治问题的株连，对他成见很深，当时政治气候还很左，他们都不愿意或不敢来见他。军宣队的人对他也很同情，在他病重时，就在一个字条上写下‘我是有错误’的几个字，让他签字。希望他儿子见了字条能够来看他一下。开始他不同意签字，经过大家反复劝说，才勉强签了字。”这样，于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
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顾准正式通知，还表示他的问题，应当早在1969年就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了下来，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
另据陈敏之回忆：“10月16日，五哥病倒在床上以后，林里夫每天到经济所来为五哥煮饮食，照顾日常生活。进医院以后，经济所领导虽然派了一位同志去照顾，但林仍然每天三次去医院悉心照料；11月4日我到京后也仍是如此。事情也巧，我到京后的第二天，工宣队进驻经济所，原来经济所长期瘫痪的状态，为之一变，规定人人每天必须上班，不得迟到早退。这样，经济所当然不可能再派干部去医院照顾，而我也正好接替上。虽然如此，林当时每天下班后还是要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才放心回家，并且总是为五哥鼓信心。当看到我每天上下午两次去医院，一天来回四次，整天在医院照顾，怕把我累垮了，立即要他的女儿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我，还不时带一些食品给五哥吃。要知道，林在政治上的处境很不好，经济条件尤其困窘。然而为了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于万一，他根本不顾这一切。”
顾准的其他朋友也在积极奔波。陈易及其女儿几乎每天都去协和医院看他。有一次陈易问他：“你想不想见见你母亲？”
顾准很难过，有点踌躇。
于是陈易马上去找李一氓同志，他说：“顾准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他母子都不能见面。”
李一氓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到施义之家里去一趟。”
第二天陈易就去告诉顾准说：“是不是找老太太见见面，我已同李一氓同志讲了，他说可以出面谈谈。”
顾准停了半天说：“好倒是好，据我看施义之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他恐怕心里也很为难，想躲也躲不开；他要拒绝这个事情呢，又说不过去。至于我妹妹，她可能劝我妈妈不要来。老太太可能想来，但是也怕住在他们家里不好处。另外，老太太来了，见到我一定很难受，我见到她也很难受，我看这个事情就算了吧。你替我谢谢一氓同志。”就这样，他替人设身所想，放弃了这母子见面的最后机会。
1974年12月2日，是顾准生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最后一天。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下午，顾准一度被死神攫住，两手青紫，牙床紧闭，手足俱冷，经抢救才从昏迷中苏醒。晚上，陪伴在病床旁的陈敏之、骆耕漠、陈易，为略显平稳的顾准梳洗安顿。其时顾准神志还很清楚，虽然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但他仍一如往常那样说：“你们走吧。”在顾准沙哑的声音一再催促下，他们先后回去休息。
陈敏之总以为第二天还能见到五哥，哪里知道这次竟成永诀，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五哥了。
顾准病床边，只留下弟子吴敬琏值夜班。
入夜时分，顾准面容显得痛苦，依靠高压氧气瓶，维持着细如游丝的一缕生命。为了让与病魔搏斗而疲劳不堪的顾准得到休息，吴敬琏凑近床头，轻轻暖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入睡。门时左右，苏醒后的顾准挣扎着连连打手势，并用几乎全部被堵塞住的喉咙，发出微弱的声音，关照吴敬琏：
“打开行军床休息。”
谁知，吴敬琏刚睡下不久，正有些迷糊，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杂沓的脚步声猛地惊醒。
陈敏之接讯赶到，却已经是……
吴敬琏非常难过地骑着自行车回家，这种难过的感觉，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风雪交加，大地呜咽。不朽的思想者顾准溘然长逝。
在陈敏之的记忆屏幕里，1974年12月2日永远难忘。是日晚，“我到9时许才离开医院。五哥一股劲地像往常一样催我回去休息。这天下午3时左右五哥虽曾一度神志昏迷，但这时还十分清醒，我满以为第二天一定还能见到他。3日凌晨1时10分，我睡下还不久，接到吴敬琏同志电话，说五哥脉搏已停止，正在抢救。3时30分，我赶到医院时，五哥心搏和呼吸都已停止，体温尚存。护士同志把蒙在他身上的由被单揭开，脸容是安详的。深更半夜，在病室中，我必须强制自己不使失声痛哭，我含着眼泪，抚摸五哥的脸颊，这时，生命停止，感觉消灭，留下的只是一个躯体，他再也不会像过去每天见到我时那样对我微笑相迎了。在他离开这个曾经在其中生活和斗争过，饱经各种忧患，并且那样热爱，对未来寄托着满怀希望的人世间时，我竟未能有始有终地守护在五哥身旁，这是我永远无法挽回的憾疚。”
12月4日早上9点钟，经济所在医院太平间，为顾准开了一个很小的告别会，大约有一二十人参加。顾准的朋友和陈敏之，一起来到这狭窄冰冷的场所，为长眠的顾准送行。顾准的长女顾淑林、长子顾逸东和顾准的妹妹陈枫也赶来送行。大家在悲痛的气氛中，向顾准的遗体鞠躬告别。
据张纯音等参加告别仪式的老人回忆：“死去的顾准，穿一身藏青色半旧中山装，蒙着袭洁白的床单。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两眼不闭，嘴半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顾准的遗体由陈敏之为主护送到八宝山火化并安置。经济所领导提出，按照规定，骨灰可放到八宝山公墓，因此他们提出要把顾准骨灰放置到八宝山。
为了与顾准遗书的交代相衔接，陈敏之提出了一个兼顾的办法，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面的老山骨灰堂。
老山骨灰堂在一个小山包上，从山脚下到骨灰堂的办公室，有几十级台阶，那天陈敏之双手捧着顾准的骨灰盒，心情是凄凉的，脚步是沉重的，他一步一步吃力地好不容易走完了台阶。办妥寄存的手续后，又放到了指定的在地下安放骨灰盒的一个小龛里面。
归途经过三里河时，由经济所的杜培荣扶着陈敏之走下陡峭的三里河前面的小河河岸。
陈敏之默默地把顾准的一包骨灰抛到河中心，看着它缓缓地随着南去的流水漂浮了一阵，随即就被无情的流水吞没了。河岸上白杨萧萧，一抹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斜射过来，四周一片静谧，他的心情是哀凄的！
他知道，活着的人心中怀念顾准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他并不孤独！
柏琴、林炎炎刊文《也说林里夫与顾准》，指出：
林里夫（1909年—2001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七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林里夫和顾准的交往及友谊始于1934年。当时为配合红军第5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主席，林里夫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顾准由林里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7月，林里夫曾住在顾准家躲避特务追捕。
这两位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建国后都曾长期蒙受冤屈，顾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划右派，林里夫也于1958年被诬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林里夫和顾准都是“监管对象”，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他们在患难之中始终互相信赖和帮助。
老经济学家骆耕漠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一文中追述：“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顾准也留有遗嘱：“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感谢……存款伍佰元赠予里夫老友。”
梦魇般的“文革”结束以后，顾准历年受到的错误处分被彻底推翻，重新恢复了名誉。
1980年2月9日，在北京为顾准和汪璧召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正式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局级墓室里。
一颗受难的灵魂应当安息了。然而他的思想的光芒——那被岁月的尘埃和时代的沙砾吹打遮埋的闪亮之珠渐渐为人们熟悉、激赏与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文存》等先后出版，为广大读者认识和理解顾准提供了极珍贵的材料。
王元化说得好：“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人们阅读顾准，反思历史，深切感悟到顾准精神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意义。
毋庸讳言，顾准的著作，在相隔多年的今天看来，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某些知识有失准确，观点也不乏商榷之处；但它的意义主要不仅在于知识和思想的杰出贡献，而是成了一个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敢讲真话的象征。
顾准集自尊、创造、努力、宽恕、勇敢、坚持、热情、善良、爱、正直、能力、自制、感恩和虔诚等品质于一身，他以平生的努力，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蕴，他将成为一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永远的榜样乃至偶像。顾准在那个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时代，竟然还有一个大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这种勇气和魄力，不仅值得敬仰，更能反照出芸芸众生当年在思想上、精神上贫弱、痴呆抑或奴性与献媚。读顾准的著作，可以使人们得到心灵的洗礼与抚慰。从笔者本人来说，研究顾准的漫长经历，使得心绪长久难平，并真切地感到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难能可贵。
顾准的思想，是中国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反思和探索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一笔精神财富。他的思想，可以将中国老中青几代志士仁人和真理的追求者联系起来，使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连缀成承先启后、四面通达的篇章。
顾准不应该是划破夜空、光芒耀眼但倏忽即逝的彗星。
顾准是里程碑，标识过去，指明未来；
顾准是灯塔，总有一天人们会沐浴于另一种光照之下，但有一段必经之路，却是由他照明的。
2005年7月1日，是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东岳寻访暨纪念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活动”当天如期在息县东岳举行。这一特殊的活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河南省息县东岳镇人民政府专门举办的。作为顾准母校立信校友的笔者，也躬逢其盛，有幸参加。
在7月1日的顾准纪念会上，陈敏之先生简短的讲话主要是表达谢意，他在怀念顾准的同时，特别强调说，顾准对身后的评价并不在乎。我们主要学习他的探索精神。他的思想并不代表真理，如果有不足，希望能得到不断的纠正与批判。
纪念会上，吴敬琏先生开门见山，“关于顾准的话题，并不一定都很沉重。他的坎坷经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要传承的，是他的治学精神。干校两年多的时间，是我在十年‘文革’中的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对我个人而言，在东岳‘五七干校’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第一件事，在东岳我真正冷静思考了一些问题，1969年下干校，连锅端，救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因此而投入了干校的‘洗礼’。通过这段难忘的经历，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第二件事，在东岳我与顾准先生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交。进了干校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但他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在劳动之余，顾准带我进行有益的精神探讨，我们读书交流，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所不谈……
“第三件事，在东岳开始了我人生道路新的起点。通过干校的底层生活，我感悟到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体制下受罪，受苦最深的是广大的农民。原来在书斋里，对此是不了解的。当我了解到农村的一些情况时，内心产生了对农民的怜悯与同情。为此，顾准与我一起探讨未来发展的道路与前进的方向，我以为起点就是在东岳，还有后来明港、北京的延续。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毫无疑问，顾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也是20世纪70年代唯一当得起思想家称号的知识分子。
通过这一纪念活动，对于受过顾准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得到顾准人格感召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对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珍视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正是我们大步往前走的坚实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