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法国作家说过：“生活是由最不相干、最出乎意料、最自相矛盾、最胡拼乱凑的事情组合而成的；它是一连串残忍、专横、支离破碎、毫无连贯、逻辑混乱而又矛盾百出的灾难。”这段话用来形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为过分。
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人员一起返京后，所处环境有稍许改善。据骆耕漠回忆，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所以对顾准等人的看管已经不是那么严了。从这时候起，顾准开始了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他争分夺秒，想要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
顾准系统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
王元化的这番话写于1989年。他的评价并非过誉，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证明这一点。
回京以后，顾准有家不能回，家人都作鸟散，插队的插队，运动的运动，当官的当官。他住京城建国门内五号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相当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的位置。
起初与李学曾同住一屋，后又与江明住在一起。如前述这时对他的批斗基本停止，他可以利用时间自学。说起自学，顾准在八号楼对赵人伟说：“我虽然在抗战以前写过会计学的书，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真正搞学问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罢官以后，特别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后。”他的英语、数学等都是自学的。他还说，抗战以前，他的英语达到可以粗读英文报纸的程度。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他一直到死，还是勤奋自学。
可是，顾准由于长期的煎熬、迫害、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正如吴敬琏所说：“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现存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记载着他读书的轨迹。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选》、《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长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单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并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从《顾准日记》我们可知，1974年2月12日起，顾准开始撰写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他去世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整个写作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它虽然是一份读书笔记，却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笔记共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不幸病逝。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在人们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政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现代西方文明因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公认，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
（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
（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顾准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与顾准曾经有过同样遭遇（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按：指顾准）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50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决心要用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了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还作为代表作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顾准在该书中论述了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演变、确立和多样化的过程。顾准在书中揭示了希腊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其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并不是一两个杰出的贵族的“人治”，而是合议制的“法治”。顾准钩沉稽古，发现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文明再次从小亚细亚移回本土，实现的是僭主政治，发生了多次征服战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邦。如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斯巴达、特萨利亚和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末，是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
与此同时，顾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这一问题所作的独特研究，充分表达了其进步史观。在他的研究中，列举了大量的客观历史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充分注意了某些特殊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道：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五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因此，顾准认为，“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就是如此。所以带有宿命主义色彩的目的论史观使人丧失创造性，而顾准则强调历史的发展的复杂过程，说明历史只是逐渐演变的过程。
在否定了目的论史观后，顾准明确主张：“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就是顾准的进步论史观。
顾准在自己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还热情地鼓励弟弟陈敏之学习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对此，陈敏之有比较详尽的说明：“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借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们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前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头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么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六十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特、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这两本书一直到顾准死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于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舔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身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说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和《毛选》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选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他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像外国如果不懂得孔、老、墨、庄、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了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的囫囵吞下去，一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些同感。”
查核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部分，可知陈敏之是1972年11月28日抵京的，他与顾准共盘桓了十天左右，共同讨论许多都关心的问题，顾准钻研历史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弟弟。
以此为契机，便开始了1973年到1974年两年间，他们兄弟俩不间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天南海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的讨论，其中不少是陈敏之提出向顾准请教问题。这些通信中附有许多顾准的“笔记”，被陈敏之精心保存下来，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从这些笔记中，可以发现顾准是一位具有“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正如吴敬琏所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的确，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不予欢呼或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顾准在反复的思考、探究中，充满了激情，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立志为人类的决心。对于顾准这一特点，人们都非常叹服，举著名文学家陈丹晨的例子说，他曾是顾准的部下，他对顾准在“文革”中的反思有着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顾准有智慧，而且非常有勇气，对历史与现状的超前思考，特别令人敬佩。当时文化人还很少有人能达到顾准这样的境界。他居然在那样孤独的环境之下，在那种连基本生存都已成为问题的境遇之下，能够如此冷静地、眼界如此开阔地思考问题，而且思想是那样深邃，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深刻，这在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少的。……他讲到：‘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顾准的话，实在至理名言。我觉得，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几十年所从事的无非是一种奉命文学，写文章也好，做事情也好，都是在遵循着别人的旨意，谈不上什么感情问题；因为感情已经被挤掉了，榨干了，即使是写出什么东西来，又能有什么新意呢？顾准在谈到感情问题时，谈到学术问题时，都是从人的本体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的。我由此而特别想到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已被扼杀了，却在强调感情问题。这种感情在顾准身上体现为他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学者的良心。从他的遗著中可以感受他写作的激情，如果没有这份激情，他所有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文革”后期，不论是在干校，还是回到北京，顾准总是常关心年轻学者甚至孩子们，帮助他们成长，从思想上和业务上（包括外文等）关心他们，他喜欢结交朋友，喜欢交谈。因而使与他同事的青年人得益匪浅，不少后来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出力。
曾经亲受謦的张纯音女士对此感受特别深，她饱含热泪地说道：“顾老平时不畏强权，对任何一级领导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不考虑得失。与此同时，对一般同志，特别是对年轻人却十分热忱，大力提携。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后，他一方面埋头读书和翻译，同时也常常跟年轻人一起交流学术思想，还亲自动手帮助他们修改译文，从不吝惜时间。一次赵人伟同志要顾老帮助看看译文，那天他本来要去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为了帮助年轻人，从早到晚给赵人伟连续讲了七个小时的翻译技巧。他甚至对中小学生也爱护备至，常在晚饭后给他们讲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讲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故事。顾老常说：‘我的眼睛总是向前看的。’确实，平时和他相处，总是听他讲工作计划，有什么打算或对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分析等。他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或光荣历史。”——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赴京搜集材料时，张纯音已不幸身罹癌症，在积水潭医院的病榻上，她强忍着病魔带来的巨大痛苦，向笔者讲述顾准的往事。
张纯音的女儿徐方（小名“咪咪”）当时虽然年纪还很小，但她还记得，顾准常与她母亲张纯音谈他的一些思想，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张纯音对顾准的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顾准为“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在咪咪的记忆中，有时妈妈不同意顾准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但这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相反更加互相信任。
前面张纯音提到的赵人伟也曾撰文回忆与顾准的交往。他说，他与顾准的接触，可分为三个阶级，“第三段是1971年—1974年，即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这一段接触较多，较深。当时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即学英语和学经济学。由于他教得好，又乐于教人，所以当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除吴敬琏最为突出以外，还有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在我同顾准的交往中，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一段的向他求教，为我在1978年以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打下了重要基础，也是我今天能够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赵人伟的这篇文章就叫《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在该文中，他还回顾与学英语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赵人伟当时对顾准为什么会对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一文赞叹不已，存有疑惑。大约在1973年，顾准手握载有鲍尔丁这篇文章的美国《经济评论》对赵人伟说：“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习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成中文。”
于是，赵人伟接过原版杂志，他试着啃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把这篇翻出来。他自忖，看来英文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底子都不行，实在啃不动，只好作罢。时张纯音也在试着翻译顾准布置给她的文章，她的感受同赵人伟类似，甚至风趣地说道：“我几乎把文章中的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查过词典，但也无法理解文章的意思。”
她还说：“我青年时代可以看懂英文原文版的电影，看来经济学的水平不行。”因此，经济所的年轻人对顾准能看懂这一类“天书”都很佩服，但由于自己看不懂，所以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激赏。
第二件事：赵人伟发现，顾准在读了德国作家台奥多尔·施笃姆的短篇小说《茵梦湖》之后，竟然怆然泪下。据他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学习英语我当时借来一本英文版的《茵梦湖》来读，并带着书向顾准请教其中的英文问题。当请教完毕以后，他说：‘你把书留下让我看几天。’过一些日子当我去取这本书时，他居然对我说：‘我是边看边流泪看完这本书的。’我当时对他如此动情不得其解。因为，《茵梦湖》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描写德国的一对青年男女莱茵哈特和伊利莎白之间自幼具有青梅竹马式的感情而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挠而未能成婚，女方则由母亲做主嫁给了一个拥有大量遗产（包括茵梦湖在内的庄园）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男主人莱茵哈特则终身不娶，直到老年，仍以钻研学问作为终身的寄托。其实，这样的爱情悲剧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可以说比比皆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家喻户晓；但为什么顾准要对《茵梦湖》如此动情呢？”赵人伟后来回想起来，看来是《茵梦湖》中的主人公莱茵哈特在老年时的处境使他触景生情而怆然泪下。当他把书还给赵人伟时对书中的主人公连声说道：“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呀！”
从这件事看出，顾准不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由此，赵人伟为我们分析了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感情世界。他写道：
由于我当时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没有同顾准讨论过道德问题。不过从他如此赞赏鲍尔丁的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关注经济人和道德人及其关系的研究。事过20多年，我又从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出上述鲍尔丁的文章来读。鲍尔丁一开始就风趣地说，亚当·斯密强烈地要求自己既成为亚当，又成为斯密（亚当，即ADam，在《圣经》中是人类的始祖；斯密，即Smith，其英文含义是工匠）。我想，鲍尔丁在此是“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成为经济人，又成为道德人。其实，任何经济社会都离不开如何处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我还在青年时代就听陈岱孙教授讲这个问题，据说他直到晚年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颇有新的收获。比陈岱孙要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茅于轼等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如汪丁丁、杨春学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人们发现，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是不行的，但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和道德的调节（鲍尔丁称之为“共同价值”）也是不行的。如上所述，顾准属于我国市场改革的先驱，他肯定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一个经济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道德准绳这一点，我想顾准也应属于先知先觉的行列。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
与顾准交往密切的吴敬琏，这时已被顾准所深深吸引，后来，他深情地说：“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
吴敬琏身上浓得化不开的“顾准情结”，真使人感佩。2005年3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吴敬琏与薛暮桥、马洪等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每人获得三十万元奖金。这一奖项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的，旨在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吴敬琏发表了题为《经济学道路不平坦》的致辞，他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岁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特别要向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表达敬意。一位是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孙冶方。是他，在极其恶劣的大环境中，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竭尽全力在经济所营造了一个能够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的小环境，使我们得以开始对中国改革道路进行最初的探索。另外一位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顾准。我个人要特别感谢他，因为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十年动乱的年代，吴敬琏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将自己的宝贵光阴浪费在无谓的“运动”中，而且学术研究也往往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时令政策、口号中打转转，对事物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到了干校特别返京后，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吴敬琏渐渐明白，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学问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仅凭几句漂亮的口号。尽管吴敬琏和顾准常常为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彼此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而感到欣慰。在举目无亲的困境下，顾准与吴敬琏等人品古论今，相濡以沫，结成了忘年之交。
顾准真是一位古道热肠、充满爱心的人，他的人格力量将永远感染后人。
二
由于笔者接触到的史料的局限，下面我们打算撷取1972年从干校返京后的几组生活场景。而这里又不能不联系到顾准的感情世界及其巨大的创伤。笔者认为，赵人伟的下述议论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顾准的感情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对于这种失衡的或不对称的感情，可以列出一个单子来：
一、顾准热爱自己的母亲。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同他母亲在地理位置上只有一街之隔，但至死不得相见，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时，他母亲住在长安街南侧的公安部大院，他自己则先住建国门内的学部大院，后住协和医院，均在东长安街的北侧。这种一街之隔而老死不得往来的局面，在柏林墙已经倒塌、连海峡两岸的交流都在日益加强的今天，也许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但对于当年的顾准母子来说，那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二、顾准热爱自己的妻子。汪璧先是他的战友，后来又成为他的爱妻，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然而，1968年4月当汪璧被迫害至死以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同妻子的遗体见面告别的机会，而且连妻子的死讯也对他隐瞒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结合起来的感情却在另一场莫名其妙的烈火中遭到了无情的撕裂。以这样一种无情的撕裂来对待一种真诚的结合，怎能不令人感到此恨绵绵呢？
三、顾准热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能不接受子女们同他这个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现实。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的一往深情却从未中断过。他曾经明确地告诉赵人伟，他翻译上述著作的经济动机就是要为子女们准备一点上学时的培养费用。有一次，赵人伟到学部大院八号楼去看他，见他卧床不起，就问他为什么大白天还躺在床上，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他得知女儿已回到北京，想同女儿见一面但不能如愿，一时心中不悦以致起不了床。赵人伟虽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也无法解除他心中之结。在家庭关系中，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具有更多自然因素的话，那么，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应该具有较多的社会因素。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顾准同其子女的家庭关系中社会规范对自然秩序的校正是逆向进行的：不但筷子没有被拉长，反而被折断了。应该说：这种“逆向校正”的行为不仅是反社会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显然，这既非顾准之过，亦非他的子女之过，他们都是受害者。
四、顾准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他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和革命事业的。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举的；而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恋，也不可能有这种献身精神。甚至在个人处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对于祖国建设的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展都表示出由衷的喜悦。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撤职罢官，两顶右派帽子，长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三番五次的批斗，无穷无尽的交代与检讨。
五、顾准也热爱自己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无论是学部的医务室还是协和医院都没有确诊，一直把这些症状当作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到了晚期。他深知住进协和医院已面临着“前门进，后门出”的命运。这时，他除了表现出一贯的坚强以外，仍然向挚友流露出对自己的生命之恋。他说过：“在干校时，连邵心洁的爷爷到了八十多岁也不想死，难道我不到六十就心甘情愿地去死吗？”是的，他追求真理的庞大计划还刚刚开始，怎舍得就此了结呢？
那么，顾准是怎么对待他的感情世界中的这种悲剧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哀而不怨”。“哀”是一种事实，“不怨”是一种态度。就“哀”的程度来说，上面说的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中的“哀”都无法同顾准所经历过的“哀”相比。如果说，像梁祝这样的哀史，用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表达的话，那么，顾准的哀史，没有整个交响乐团的万管齐鸣和万弦齐拨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他的“不怨”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不计较个人恩怨，例如，他对其子女一直采取“宽恕”的态度。第二，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着眼于未来，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向前看的意思。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如上所说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而且也是他个人品格中兼有激情和冷静（理性）这两种互补的特性的反映。早在60年代初期他就经常勉励我们说：“经济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数学家的冷静。”他也正是一直以这两种精神来自勉的。试想，如果没有激情，他能够啃着个冷馒头在北京图书馆蹲上一天去探索历史和未来吗？如果没有冷静和理性，他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以避免一场以牙还牙的疯狂发泄吗？
顾准对妻子、孩子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是无怨无悔的爱，能够得到这种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是多么幸福呀。可是，时代却造成爱与被爱的分割、隔膜，乃至反目！
顾准时刻怀念亡妻汪璧，有时在梦中想到她，醒来常常热泪浸透了枕被。就举顾准买台灯的一件事吧。
据骆耕漠回忆：“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下干校时，很多人都将房子退掉了，而回来的人很多，包括军宣队、工宣队，房子已不够住了。没有住房的人只能到亲戚家借住。我也没了房子，住在我弟弟家。顾准和江明在干校时就住在一起，他们又是不能住到外面去的人，到了学部，仍住在一起。那个房间有个小套间，顾准住在里面。顾准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地看《圣经》，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并且，我看他还给商务印书馆翻译《龙巴特》。他比较困难，想挣点稿费。他经济拮据，却买了一个双灯罩的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这种台灯，还很贵？他不说话。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江璧。一个座台两盏灯，仿佛她就坐在对面。”耕老还谈起了他们相处的另一件事情，足见顾准对亡妻的感情弥深：那时他刚补发了工资，家里人分散四处还没有回到北京。他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顾准一家的悲剧，很难怪罪于哪一个人，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曾跟随顾准较长时间的徐方也说：“顾伯伯同样也很爱自己的孩子，每当提起他的孩子时，总是激动。有一次他如数家珍地谈起几个孩子的学习，哪个考取了科大，哪个进了清华，哪个连续多少年都被评为三好生……最后，他自豪地说，请允许我不谦虚地说一句：我的孩子是‘叫花子吃老鸭——只只好’。遗憾的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子女的真正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悲剧！”
另据赵人伟回忆，尽管顾准已身处逆境，但他还是无时不忘子女，他说：“据我所知，他对他的子女及妻子汪璧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有一次我去看他，当时他正躺在床上。我问：‘你今天怎么啦，身体不好吗？’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女儿回到北京，我想见她，可是见不到，心里不舒服，所以躺在这儿，难受。’顾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他很爱他的女儿，当时女儿不来见他，他自然很伤心。”
但是，谁也无法弥补顾准的心病。
现任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龙冬，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同时也是很不错的作家，我在他为时不长的交谈中，深受启发。龙冬早在1970年代初，还是一位七八岁的小孩，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对顾准的印象，弥足珍贵：
“我其实是认得顾准先生的。可是直到去年年底，我在《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2月5日第2版）上读到陈敏之先生的长文《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才对顾先生清楚了一些。也难怪，当初我还很小，也就是七八岁。
“70年代初，我随刚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的父亲住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我们住七号楼，八号楼是经济所，也有住家。一天，我去机关食堂打饭，见到八号楼里走出一个瘦高个。他戴眼镜，穿吊带裤，头上有些微白，属于年纪比较大，可又显不出老来的那种人。
“这个人不大爱笑，总是很沉默的样子。他走路也慢，如同散步。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就是因为他似乎一年到头的大部分时间都穿吊带裤，而且上身不加外套，这就更显眼了！那个年代，在学部大院，穿吊带裤的人，只有这么一位！一次，也是在去打饭的路上，我走在他旁边看他，他就与我搭上了话。
“我问他，‘你为什么老是穿这种裤子？’
“‘怎么不能穿？’他的眼镜片亮了亮。
“‘小孩儿才穿这种裤子。’因为我更小的时候总穿吊带裤，所以这么说。
“他就讲小孩子能穿大人也一样能穿，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但大人不适合开裆裤，两者根本意思不同。我又说，大人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他听到这话好像是被吓住了一刹，然后说，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但这话和后来的几句似乎不全是说给我听的。
“还有一次，我拿一只大碗去学部院外东头的一家小小的副食店买甜面酱，这家店铺今天还在。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舔碗里的面酱吃。穿吊带裤的那人正好去打醋，他说你这么吃不就把一碗酱都弄脏了嘛。我说你管不着，而且还把新学来的一句话说给他听，‘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吗？’
“他说他比我大很多，当然可以管。我马上就问，‘你多大？几岁了？’
“‘你不能问几岁了，你应该问我几十岁了！’他生气地说，把‘十’字念得很重。然后，他又说，‘像你这样，我可以问你几岁了？如果你过了十岁，又不满二十岁，我要问你十几岁了，如果你过了二十岁不满五十岁，我要问你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了。人家过了五十岁，你就要问几十岁，懂了没有？’
“那天，他教导我一番后，还硬要我喊他‘爷爷’，而且我居然被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喊了他一声，他异常兴奋。回家我跟父亲一说，父亲紧跟着也教导了我一番，说什么比父亲大一些的要叫伯伯，小一些的只能叫叔叔。他虽然比我父亲大八岁，叫爷爷是过分了，而且他不是不知道我父亲。从这往后，我一见他，老远就大喊他‘叔叔’，想用这办法气他。有几回我还突然推开他住的那间小屋的房门，一连串大叫‘叔叔’，每次都吓他一大跳。他总是一个人，身边没有别的人，挺孤单。我常见他在一些书里翻找什么，很紧张受怕的样子。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想起很长日子没见到穿吊带裤的人了。后来才知道他死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忧伤。那年我才九岁。
“我还记得，顾准常常是独来独往，有些高傲的怪样子。他除了穿吊带裤这种在当时显得很特别的形象以外，就是脑袋上时时戴一顶白布帽，如同圣徒。那帽子其实非常随便，正是那个年代我们称之为‘解放帽’、‘制服帽’的白衬里。他那么戴着，别人看来，也有着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感觉。
“大概是1973年吧，一个天气暖热的黄昏，西天留着不多的残红。在学部大院主楼（1号楼）与历史所2号楼中间的防空洞工地上，我见到顾准独自散步穿行于砂堆之间。他倒背着双手，低着头，走一走又停一停，早已空寂的防空洞工地上支立着许多面砂土筛子。他突然快步走近，捡起地上的一把铁铣，一下一下拼命地往周围的几面筛子上扬砂土，几圈下来，他显然累得很了，就丢了铁铣回他的住处去了。天热的时候，顾准有时去学部大院东墙外不远的一家小副食店买甜面酱，可能用碗端回去拌面条吃。这是我在1972年的印象。现在，这家小店还在，不过已经重新包装过，改成了一家公司的什么场所。我家现住在离小店仅300米的胡同里，每见小店，就容易想起顾准，那也是我们经常相遇的地方。
“这几天想想，顾准这个人已经渐渐被许多人熟悉了，而我记下如此简单的东西，会不会给往后为顾准先生写传的朋友一点点参考呢？这样一位在漫漫长夜中勇敢地执著地探索寻求光明的人，不该有一部‘事功’与‘情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传记吗？顾准离开人世已有二十余年了。世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也与往昔大不相同。顾准这个‘人’，还依然可以充当今天一切精神工作者的理想同希望，唤起我们的责任。”
感谢龙冬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顾准晚年的几组生活镜头，十分珍贵，耐人深思。
顾准的患难之交陈易，是顾准在最后岁月联系较多的老战友。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与顾准重逢，共同盘桓，他是1974年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到北京的。他家的房子是在北京站的东北边，原来是一个大院子，那时候扫地出门，只留下前面的两间门房。
一天陈易上街，在裱褙胡同碰到了顾准。顾准急忙说，自己就住在对面的学部。
由于住得近，顾准隔两三天就到陈易那里去。陈易曾经到他那去过一次。他跟陈易说：“你最好不要到我这儿来，我是死老虎，右派分子，名分已定了。而你还没有结案，免得他们再找你的岔子，学部也是是非之地。”所以陈易只到他那去过一次。他则经常来。他来了，就一起做做饭，喝喝酒，聊聊天，有时晚上一起到日坛公园去散步，俩人常常海阔天空地聊。聊天的内容也就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有时也谈谈国际问题。他们从不谈彼此的家庭情况，不使他伤心。
那段时光留给陈易印象最深的是，顾准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倒是很乐观的。他说：“我看这个形势维持不下去，你的罪名也成立不了（因为我议论过毛主席跟江青、林彪，被说成是反革命），我看以后顶多对老头子的事麻烦一点，你最好不要再找麻烦了。”
他们两人到日坛公园去，一边走一边聊天，因为陈易嗓门大，他总是走马路中间，而不走人行道，因为人行道边上都是大使馆，警卫很多，他主要怕给陈易再添麻烦。
陈易还记得，顾准那时每天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用功很勤，主要研究希腊问题，做了很多卡片，都是用英文写的。在与他交往的这段时期当中，陈易觉得他这个人很冷静，看问题不冲动，思想很精辟。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他在待人方面是很诚恳的。
由此可见，顾准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又比如已经公开发表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中只简单记下了一些阅读书目及来往人名之类，而缄口不提与其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交往，从而也在保护弟弟。
所有这些，有人认为，可能与顾准受到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有关。顾准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的：“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故而他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遵循这一原则，顾准对过去所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的人一律宽容。
对此，张纯音在与他的交往中曾有争论。张纯音认为这一原则不足取，她认为《圣经》中的某些话，如：“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大意）”完全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因而张纯音对顾准说：“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顾准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他们的讨论，张纯音的女儿感到非常有兴趣，事隔多年，她仍记忆犹新。她还记得，顾准最后借给她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旧约全书》，建议她读一读。这本书在顾准去世时作为纪念品留给了徐方，至今一直珍藏着。在徐方眼里，顾准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不修边幅。在干校时，他总戴着一顶旧呢帽干活，久而久之帽檐开线了，从一边耷拉下来，他也不缝。
后来顾准嫌那帽檐累赘，索性把它扯了下来，变成一顶无檐帽。从干校回来后，他还戴着这顶帽子，一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