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围绕着杨天义展开的这场论战，并不是表面上对功过是非的争辩那么简单，而是一次异常复杂的朝廷政治斗争。
由于治理土地兼并的改革严重损害到了贵族官僚等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故而在实施过程中亦遭遇到了非常强大的阻力，其进展的缓慢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最坏的预想。
经过与几名心腹大臣秘密商议，崇祯便暗下决定，要对朝廷的政治格局进行一次重新的洗牌，其目的便是清除六部九卿之中那些对推行新政持反对意见或者阳奉阴违之人。
但是，如何才能在这项计划顺利进行的同时，又不使百官对新政再添怨怼排斥之心，这才是真正考验崇祯领导艺术的关键所在。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杨天义之事来借题发挥。
于是，崇祯便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向周延儒、温体仁和张凤翼等中央级高官，暗示了他对杨天义的功高震主的猜忌、私自议和的反感，以及深得军心的疑惧。
周、温、张等人自然猜不透崇祯的真实用意，加之他们对杨天义都或多或少心存不满，在确信已把握到圣意的前提下，便各自联络了一大批亲信党羽，向杨天义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
就在朝廷上下声讨杨天义的声音响彻云霄之际，崇祯又通过贴身太监王承恩流露出了对议和之事颇为心动的意思，并命鸿胪寺对已抵达北京的后金议和使团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甚至还让鸿胪寺少卿郑远声着手筹备一支回访使团。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在“议罪派”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作用：多数人继续固执己见，试图打消崇祯的议和念头，并鼓动他绝不能轻易放过杨天义；而以温体仁为代表的另一帮人，则是悄悄地改弦更张，转而表达出支持议和的主张来。
很快地，温体仁便因其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做派，成为了“议罪派”集体攻讦的对象。
周延儒更是抓住机会，联络众人对他大肆口诛笔伐，并且将他出任礼部尚书以来党同伐异、以权谋私等种种令人不齿的作为一一揭露了出来，最后，甚至连他的儿子温子辰的那些骄纵蛮横、仗势欺人的“光辉事迹”，也都成为了攻击他的重要火力。
温体仁当然不是那坐以待毙之人。他便以这些年精心搜罗来的大量证据，并联合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两人在去年剿灭“浙江帮”的行动中，便已结成了同盟——对周延儒展开了强有力的反攻。
渐渐地，这场由杨天义而起的争论，便演变成为了几名内阁成员和部级高官之间的生死之战，大家既是撕破了脸皮，下手之时更是毫不留情，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不肯善罢甘休。
最终，实力雄厚的周延儒反而败下阵来，以其为官贪鄙、卖官鬻爵、任用私人、蒙蔽圣听等罪名，被崇祯罢官抄没，遣回原籍。而那些平素依附于周延儒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也大多被牵连其中，先后都遭革职抄家流放入狱等处分不提。
刚刚利用温体仁的势力打击了周延儒一派的崇祯皇帝，却又在朝堂之上公开宣读了温体仁的一封弹劾奏折，其中揭发的却是某些刑部官员在抄没涉案官员期间，曾有收受犯官贿赂而重罪轻判之类的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丑事。
当奏折中的一些语句被当众念出之时，刑部尚书的脸都绿了。而温体仁的脸色，却也是一片惨白。
这份奏折的确是出自温体仁的手笔，但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却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虽然他最终成为了胜利的一方，但他也深知斩草务必除根的道理。为不使周延儒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才特意写了这份密折，表面上是在指责刑部办事不力，而其真正的矛头，却是指向了周延儒——希望能借皇帝来向刑部施压，将周延儒打得永无翻身之日。
原本，他的这个“指桑骂槐”之计倒也天衣无缝——按照规矩，密折是不能公开姓名的——这样一来，他就既能达到对付周延儒的目的，又不用担心会得罪更多的人。
毕竟，他最大的政敌就是周延儒，与刑部尚书反倒是不无交情。
可他万万没想到，崇祯却是不按常理出牌，不但将这份密折断章取义，而且还以此作为向刑部开刀的最佳借口。朝堂之上，崇祯雷霆震怒，当即便下旨将这些昨天还在抄别人家的官员们也全都抄家问斩。
责任一级级追究上来，刑部尚书却也难逃御下不严之罪，又见崇祯并无法外施恩之意，便只得上表请辞，以年长体衰、精力不济为由告老还乡去了。
眼看着结果与初衷完全偏离，眼看着曾经的盟友被自己“亲手”扳倒，温体仁却是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就是想要辩白也无从置喙。
于是，在官场之上，温体仁便又多了一条“背信弃义”的恶名。加上之前已得罪过太多的人，又暴露了许多罪过，事实上，他在京城已经有些混不下去了。
崇祯似乎也发觉了他的为难，便非常体谅地任命他为议和大臣，率领一支议和使团赶赴辽东，负责与皇太极就两国止戈休兵之事进行正式谈判。而他的礼部尚书一职，便也顺水推舟地由支持土地改革的徐光启取而代之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议罪派”已彻底分崩离析，仅存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亦是孤掌难鸣，“论功派”的声音便也由此风生水起。
经过这一番刀光血影的人事调整，朝中抱残守缺的守旧派已经被清理掉大半，户部尚书何如宠所承受的压力和阻力也大为减轻，便在吏部和刑部的配合支持之下，继续大刀阔斧地将治理土地兼并的工作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下去。
就在百官对这些天来风云变幻、神鬼莫测的朝中局势感到应接不暇、人人自危之时，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杨天义，却是像个没事儿人一样，自始至终都不发一语。
这一切的变故都因他而起，可他却因逗留锦州，丝毫也未牵涉于内。但当这场官场地震终于要盖棺定论之时，他却又成为了这一事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
除了有关他本人的内容外，他在奏章中所提到的建议绝大多数都被崇祯采纳，而他所推荐的官员也全都得到了相应的升迁：
祖大寿当上了辽东都司的指挥使，以三万人马驻守鞍山，宋伟则成为他的副手，并被委以辽东总兵之职；
曹文诏荣升为广宁都司都指挥使，驻节锦州，下辖广宁、宁远等二十多个卫所，与辽东都司成犄角之势，互为呼应；
杨嗣昌的锦州总兵之职由曹文诏另择良将代替，而他则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即刻率领大军入关，并尽快回京就任；
再者，吴三桂因作战勇猛，非但未因吴襄之事受到牵连，反而连升两级，以参将之职赶赴山东登莱等地平定叛乱；
而王清印、祖有功两人，则经本人申请、杨天义要求和兵部批准之后，免去了他们在军中的一切任职，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调配。
此外，两大战役中所有有功将士，包括皇甫涵、李正、紫星等人，朝廷各有奖励赏赐，不再一一备述。
圣旨之中，虽对杨天义只字不提，但从他的各项主张都已得到应允来看，朝廷的态度应该是非常明朗了。至于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跟皇帝也算是一家人，没必要跟外人一样那么客气；又或许，崇祯是想等议和谈判有了结果之后，再一并为他叙功封赏。
不管怎么说，反正升官发财肯定是少不了的了，甚至赐爵封侯都不无可能！
既然如此，哪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于是，在圣旨到达后的那些日子里，军中将士人人喜不自胜，升迁将领个个喜上眉梢，加之年关将近，归期即至，全军上下到处洋溢着一片喜庆的气氛。
想到能够回家过年，能够很快见到朱玥、何雪她们，杨天义当然也很是开心。只不过，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他心中那隐藏的不安却是愈发地强烈了。
因为，朱琪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就依然是个未知之数。
经过上一次的交谈之后，紫星便再未与阿秀谈论过此事，而阿秀也始终未曾给出明确的答复。
杨天义一直在忙于新军训练和武器制造之事，偏偏这两件事又进行得困难重重，他也无暇分神去顾及阿秀的态度。
由于杨天义对新军的要求极为严格，而负责执行训练的军官又全部来自于紫星亲手训出的亲兵，故而这筛选工作的苛刻程度亦是可想而知，几乎堪与选拔亲兵的严酷相提并论。
一个月的集训下来，新军的淘汰率将近七成，待到返回锦州之时，三千士兵中仍能坚持留下来的，仅剩下不到一千人，有些连队甚至只剩下了连长光杆一人！
面对这样的结果，皇甫涵和王清印倒还不觉得什么，而祖有功和孙元化跟随杨天义时日尚短，并不十分了解他的脾性，便一个劲儿地连连致歉谢罪。
没想到，杨天义却是非但毫不责怪，反而连声夸赞众人训练工作完成得出色：宁要好杏一口，不要烂杏一筐，把兵员素质当作首要标准，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则。至于兵员数量的补充，以后有的是机会，倒也不必急于一时。
相比于新军的人数锐减，武器的制造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了。
孙元化按照杨天义的提示进行了数百次试验，苦于不得其法，竟是始终无法冶炼出符合要求的钢材，武器的批量制造也只得一再推迟。直到大军即将凯旋而归，却也没能取得有效的进展。
这种感受，就像是站在宝库的门口却无启门的钥匙一般，令人无比郁闷。只可惜，杨天义对于炼钢之法比孙元化还要外行，也实在提供不出更多的帮助，便只好暂且作罢。
而孙元化的心情，却是比杨天义还要难过。
他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完全是杨天义冒着抗旨的危险将自己救下的。若是不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自己的确已出尽全力，即便他对自己毫无怪罪之意，可自己又有何脸面再留在这里呢？
经过多方打听，最终，孙元化还是从手下那些葡萄牙教官中得到了一条重要消息：有一个名叫汤若望的日耳曼人，据说对炼造武器大炮颇有研究。如今，此人就在北京城中，好像是在钦天监什么的地方负责修订历法之类的工作。
孙元化大喜过望，当即便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杨天义。杨天义听罢，亦是惊喜不已，对回京的愿望却是更加迫切了。
接到圣旨的三天之后，大军整肃齐备，便在杨天义等人的率领之下，浩浩荡荡地向京师开拔。六天之后，大军已是过了山海关，来到了永平府境内。
这支军队，本就是从永平府和山海卫临时征调而来，走到这里，大军便按照原先的归属，先后返回去了各自的驻地。
距离北京，只剩下四天左右的路程了。
就在这天晚上，正当杨天义洗漱完毕，准备休息之时，房门却突然被人叩响，一个轻柔的声音随之响起：“杨大哥，你还没睡吧？我有话想跟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