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要当说客？盖在于多元化社会的需要。苏秦、张仪式的说客是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猪客”、“牛客”、“媒婆”式的说客，则乃社会生产生活之需要。当然，说客们更有其明确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有为国为民的，有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也有糊口谋生发家致富的。一言以蔽之，说客乃大千社会“多元化需要”之产物。
如今，苏秦、张仪式的说客早作了古，媒婆式的说客，其事业也大大衰落，倒是“猪客”“牛客”式的经济界说客还相当活跃，但这些说客已不算啥新事物，属于“历史悠久”这一类。有趣的是，今时另一类“古亦有之”的“新说客”，其事业却是那样的方兴未艾。某“长”之公子作奸犯科被派出所拘留，便有接二连三之人士为之求情；破获了一宗走私案，审理之前，总要有各类人等登门说好话要求“化小”，“化了”，乃至“私了”；娘家那位镇长，贪赃枉法而“东窗事发”，检察院立案审查，不足三天竟有几名“地专级”、十多名“县团级”登检察长的门为之开脱，一时说得娓娓动听，谆谆动情，不由你不“心软”。更新奇的还是“新说客”中那种富有“间接性”的“说”法：“电话说”，“纸条说”，“秘书说”……可谓谱写了一页页“说客史”上的新篇！
“新说客”虽“方兴”，但名声不大佳，往往要让百姓们骂娘。然而，你骂你的，我“说”我的，“说”是“有情有义”，不“说”则是“六亲不认”。一是“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二是以“说”图报，“脱贫致富”矣。对面楼那位什么“长”，半年内不就为人家当了三十多次“说客”，如今不也已是腰缠万贯，“钟鸣鼎食”尽得好处了吗？
想到这里，不禁热血奔涌而欲登高疾呼：公仆，为了“主人”的事业，请顶住“说客”！然而，“说客”这东西，光靠“顶”还不行，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逐步铲除产生“说客”的土壤和温床。以愚见，眼下能否“引进”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么一条：对登门之“说客”一律登记造册，统统“曝光”？若此，“说客”必锐减无疑矣。
（原载于1990年6月19日《乌海报》）
“知羞”乱弹
新娘子上轿，常是忸忸怩怩。并非她们做了什么“没脸的事”，但多少总有一点“奴长也陋”的谦意。这便是“知羞”。
“知羞”还有别的例子。譬如《红楼梦》中那位鲍二媳妇，因干出“没脸事”被凤姐儿揪打后上吊而死，“知羞”知得无地自容。《水浒》中那位洪教头，被林冲一棒撂倒，满脸通红而去。伯夷、叔齐曾反对武王伐纣，周朝立，便觉甚羞，跑到首阳山隐居“不食周粟”而死。
人有“知羞”的，当然也有不知羞的。莎士比亚笔下有个角色叫克劳狄斯，毒死了、老国王，占了王后，还要加害其子，哪管身后那片骂声。莫里哀《伪君子》中那个披着宗教信士外衣，无耻勾引主人之妻的答丢夫，也是个“不知羞”之徒。咱们中国呢，则有“寻花问柳淫邪荡”的西门庆，“馋嘴猫儿”的贾琏，还有“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此间乐，不思蜀”的刘后主，……无不是一群全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家伙。明代那个山东巡抚李精白，为“九千岁”魏忠贤建造生祠，伯“山”压着魏公的头，竟将“巍”字写成“□”，实属“不知羞”之极致。
“知羞”与“不知羞”，孰好孰坏，历来都是相对的。“知羞”，据说是人之天性人之常情，能制约人做那“没脸之事”。然而知羞“知”出了格也并未见得好，反对武王伐纣，知羞知错，改了就好，未必都要上吊，绝食。相反，人有时候“不知羞”还好些，越勾践侍于吴夫差，淮阴候“匍匐俯出屠夫胯下”，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似皆属“不知羞”的行当，但却名垂青史。
尽管如此，我还总觉得还是“知羞”一些为好。《太平广记》中的那个“长丈余，色黑而眼大”的鬼物，被阮先生责骂了一句，便羞愧万分，“赧而退”改邪归正去了。这样的。“知羞”已“近乎勇”。有一部电视剧，写一个女孩子在捡公共汽车票。阿姨问她为何捡？答曰：“爸爸说，车票就是钱！”正巧爸爸来到，闻之便羞得满面通红，额冒汗珠。这一“知羞”对其父亲教益非浅。早年的鲁迅留学日本，每每听到“清国奴”的蔑称，那心总不免“咯登”。当目睹中国人被日军宰杀而一群围观的同胞竟无动于衷的镜头时，顿觉汗颜羞辱难当。这一“羞”非同小可，有分教他从此弃医从文，奋笔呐喊，成为中国文坛上的巨匠！
不少事情需要“知羞”而偏偏就有“不知”的。一台中国出品而销往国外的旧机器，某单位又以二十万美元“进口”，该公司总经理还为此专门出港“考察”了十天，不知那位总经理先生“知”不“知羞”？某码头仓库存有进口洋货一批，积压多时不见货主来认，通知催促急了，那货主竟喊出了“我不要了”，也不知这喊者脸上发不发烧？某作家初来北京，打听圆明园遗址，路上连问几个后生，尽都摇头说“不知道”或“没听说”，作家顿觉其“羞”，可后生们照样乐也陶陶。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是著名的三十六国古址，那里埋藏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但对它的研究，今天全被日本人领先。近年在西域发现的钵罗波文字，我国无入能译破，急需请国外考古专家来鉴识。身为国人，更应“知羞”而惭愧。英国女王举行“国宴”，不过简简单单五道菜，而咱们的什么“宴”便满桌是“孔雀开屏”、“半江沉月”外加“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还不感到“羞”彻肺腑么！
人间羞事，哪朝哪代怕都免不了，怕的就是“羞”而不“知”，仍然浑浑噩噩活着。
（原载于1987年第11期《现代作家》）
“阿瑞娜裤衩”、“法国香水”及其他某公将一大叠洋币给出国访问的友人，托他自国外捎一件穿的。不久，友人遵嘱捎回一条外国大裤衩。洋大裤衩上身那天，此公在外裤上贴上一布条，上书曰：“内衬阿瑞娜大洋裤衩”……
这是一则口头幽默。读罢不禁失笑。然笑后不觉感慨良多。未知那男同胞脸红不？鄙人的脸早有点烘烘然了！
“幽默”，毕竟是幽默，不必当真。只是前两年某报登过的一则旧闻——“法国香水”的故事却是真的：×国一位影星来京，与我影坛名流聚会献艺。演出后要举行一场中国记者报告会，以弘扬中×两国影业交流合作之盛事。主持人于会前透出风来：凡与会者可得法国香水两瓶。于是会场轰动起来，人头攒动，原本不来的也如蝶逐香涌至，出现“爆棚”奇观！殊不料那洋影星却恶作剧，一望不至，再望不至，三望仍不至矣，可怜咱们的记者先生女士们引颈翘望白做“香水美梦”一场！
“阿瑞娜裤衩”奇闻也好，“法国香水”趣事也罢，都不能否认如此一事实：某些国人崇洋日渐。“绣外国密（与外国姑娘谈恋爱）打奔驰的（坐奔驰牌轿车），吸鬼子烟，喝威士忌，穿新潮装，哼流行曲，得艾滋病，洗桑拿浴，炒美元切港币……”作家蒋子龙笔下的这幅畸型“消费图”正是如今某些人士崇洋迷外心态的高度艺术概括。
崇洋，推出了如荼如火的“洋消费”。汽车进口，烟酒进口，护肤品也进口。在某市百货大楼侨汇商品部，一位姑娘对那银光闪闪的英国毛衣针惊讶地睁呔了眼睛：“怎么，连这个也进口？我们国家的外汇到底是缺，还是不缺？”这个问题看来也容易回答。他买“麦氏咖啡”、“路易十六”（法国名酒，4600元一瓶）便有洋享受，我卖“乐兰莎”、“美云娜”也有大钱可赚，管他外汇是盈还是缺？有位个体户的儿子自豪地对同学说：我家除了水和空气外，从剃头刀，洗发精到摩托车、吃、穿、用全是洋货。照如此这般说的“消费”再“洋”下去，倘若某一天洋人那边有大量棺材出售，咱们的崇洋狂们会不会化大宗洋银子去进口呢？有可能。
媚外，崇洋，往往会失掉民族自尊心而毁掉一个人，同样也可以失掉民族自尊心而毁掉一个国家。这个古今中外之至理，未知咱们某些以穿“阿瑞娜裤衩”和搽“法国香水”为殊荣的“炎黄子孙”懂得否？
其实，说咱们这些“崇洋狂”处处崇洋怕也未必，洋人的某些方面，他们就“崇”得还不到家，譬如当今世界发达如欧共体、美国、日本等“洋”国都一直捍卫民族自尊，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保护本国经济。这一点，咱们的“崇洋狂”们何不也来“崇一崇”，学一学呢？
（原载于1990年第6期《民声》）
真话与蒺藜
小二爹正在躺于床上抽水烟，邻人阿贵来告，你家小二某月某日又与某某人打架打出血来，今天又撬开我抽屉取走20元云云。小二爹一听，那脸顿黑锅似的沉下来：“对不起，我还有事！”
李校长笑脸相迎端茶敬烟接待了前来采访的小李。小李一开口便“听说”贵校危房多，哪一间又要塌啦，学生学风太差教师缺少教德时常不来上课云云。只见李校长皱起眉头连声说道：“抱歉抱歉，我还要上课呢！”言毕拂袖而去。
离休干部H找到镇长A，话匣子一开便反映群众呼声如化肥分配不公不透明，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如何成灾之类。正说间，但见这A镇长笑容顿敛，由威严转为愠怒，把H带到另一房间电话机旁的一个青年干部面前：“你与他谈吧。”说完急促出了门。
近读史书，得西汉著名“细柳将军”周亚夫惨死之事，感慨良深。这周将军治军严厉，镇守边疆立下赫赫战功，深得文景两帝器重，景帝时官居宰相，然此公每每心直口快不平则鸣又每每得罪了窦太后，梁孝王等权贵，权贵们对之群起谤毁中伤，构陷成罪，借景帝之手将之罢黜并投下狱牢，千般迫害，万般摧残，周亚夫终于“不食5日，呕血而死”。
我的天，讲真话何以为某些人士所恼所恶所忌？答案只有一个：真话者，蒺藜也。
（原载于1990年3月16日《特区时报》）
“名誉会长专业户”絮语
一方山水，哪类人士最为繁忙？回答恐怕是本埠之父母官。而一方山水，哪类人士最容易被安上光环四射的荣誉性的职务或头衔？回答恐怕也是本埠之父母官。
某地有一父母官，一身兼任40多个学会、协会的“名誉会长”，被当地百姓誉为“名誉会长专业户”。这位父母官确实热情十足精力过人，今天在A学会参加“建会典礼”，明天到B学会做“学术报告”，后天给C协会主持“颁奖仪式”……
我心中不禁嘀咕，身挂数十个“名誉会长”的头衔是怎么一种滋味？甜乎？苦乎？乐乎，忧乎？怨乎？叹平？天才晓得。但这一点我是敢肯定均：终日团转，不可开交。
大凡做父母官的在本埠是够出名的了，然一俟当上“名誉会长专业户”，那就“名”上加“名”了——进入电视镜头，跃上“头版头条”的机会成倍增多。大“名”一挂，学会也就有生气，有“名”了。然而光靠这“名”，便能振兴学术研究乎？我总怀疑。此外，这一大串儿“名誉会长”难道真的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非得都“亲自”当不可？倘若是盛情难却，万般无奈之下而“任”之，尚情有可原，然倘应聘者持张天翼笔下那位日里万机，时时处处爱出头露面而表现自己的华威先生那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语）之哲学，那就有点不妙了。如此这般，那“名”“大”是“大”了，可不晓得这对本埠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老百姓脱贫致富改善生活有何裨补育何促进？
领导者要抓大事，“理大经”。这“大事”“大经”，无非指调查研究，制定目标，起用人才，科学决策，实现本埠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蓝图。而把大宗时间与精力置于当“名誉会长”，四出“报告”，“剪彩”，“颁奖”上，是否有点“错泣”了呢？入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一点，咱们的学会筹备者及“名誉会长专业户”是否想到了呢？
当然，鄙人并需一味儿贬低，反对父母官们参与学术活动兼任“名誉会长”，也并非反对父母官们去“庆贺”，“剪彩”，“颁奖”什么的，该“当”的尽管去“当”，该“庆”的还尽管去“庆”，该“剪”的“彩”还当尽管去“剪”，鄙意仅仅在于，这码事儿能否“严格控制”，少来点儿？“名”虽少出了些，然于己于民于国家大确裨益。
（原载于1990年8月4日《改革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