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既是一种捕鱼方法，那就自然要属于人类生产活动范畴。不过随着捕鱼业的发展，靠钓鱼这种古老的操作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钓鱼也不再作为一种捕鱼的主要手段而逐渐成为人们一种调节大脑，消遣排忧的娱乐活动。姜太公钓鱼，钓钩笔直，纯属修身养性打发时光。柳宗元笔下的“独钓寒江雪”的“蓑笠钓翁，”哪里是想吃鱼？今时的节日游园，也总少不了“钓鱼”一项。至于哪些“钓鱼协会”、“钓鱼学研究会”之类的团体，更是“钓翁”激发生活，闲情逸趣的好场所。
现代人钓鱼的娱乐性已毋庸置疑，但也不敢保证没有某些人士“例外”的。那天报上出见关于“钓鱼热”之新闻，云有些城里住高楼的干部，乐到郊外去钓鱼，不去大江大河，也不去沼泽湖泊，偏偏选一些从前“老房东”、“老相识”的承包户精养的高产鱼塘施钓，收获颇丰，惹得主人敢怒不敢言。消遣排忧乎？调节大脑乎？精神享受乎？难说。然从鱼篓中看，恐怕是“鱼欲”难耐，为了席上那飘香可口的鱼羹而已。
看来，这等并非具备娱乐性而以盘中美味为第一要义的“钓鱼热”，恐怕是不会那么轻易地消退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农民也太好了，而机关里某些人士的时间总是那样的充裕，“鱼欲”又总是那样的“太强”了，“脸皮”又是那样的“太厚”。
对付这号劳什子，虽然用不着专门下个红头文件来“狠刹”，但也切莫等闲视之放任自流，诸公须想个法子治一治才是。
（原戴于1991年5月17日《联合时报》）
贴红的，还是贴绿的？
乌鲁木齐一家商场的茶叶桶上贴着红标签。物价局的两位官员见了，批评说：“为何贴红的，该贴绿的！”于是“政策兑现”，罚了这商场五百元的款。次日，物价局另外两位官员去了，又批评该商场不该贴绿鲍而要改贴红的，弄得该商场经理拊膺长叹：“天哪，我们到底该贴红的还是该贴绿的？”
读罢这则报道，心中真不是个滋味。要让李逵来当这商场经理，那可又要抡斧“劈将”过去了。不由使人想起“天下媳妇难当”这句古训来。可不，公公让媳妇“这般”做，婆婆却让媳妇“那般”做，到底是听公公的，还是依婆婆的？为难哪，如今这“贴红”“贴绿”之情状，正是一种“公婆打架，媳妇当罪”。
“贴红”“贴绿”这码事，时有所闻。你是“条条”，他是“块块”；“条”有“条”的“政策”，“块”有“块”的“规定”；你说“合乎”，他曰“违反”。一个“媳妇”头上有众多的“婆婆”，任何一位“婆婆”均可对“媳妇”发号施令，可一旦出了岔子，“婆婆”却“一推六二五”，“高高挂起”也！
“贴红的还是贴绿的，”想来是国人的“劣根性”之一直接苦果。几千年来，咱们是“人治”一贯制，长官意志高于法律。官云“贴红的”，民就赶紧去“贴红的，”官云“贴绿的”民也当然赶紧去“贴绿的”了。当然，如今虽已不是“朕即天下”，“王言即法”之年头，但“人治”之残余还是“余音袅袅，”“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至今还是某些人士的一种美事和癖好。当然，这里头还有个“法制素质”问题，“贴红”或“贴绿”法规本身不健全不科学，什么情状下该“贴红”什么情状下该“贴绿”没个准。政策成了“为我所用”的万花筒。更有那么一些人，按其“需要”和“理想”去设计和制定“贴红”“贴绿”政策，以渔其利。
人们常常赞美蜜蜂的世界。那是一个极有秩序的“理想社会。”诸如蜂王、雄蜂、工蜂等等的各种蜂种，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工作，效率极高。蜜蜂的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为什么不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呼唤法治和秩序。
看来，切切实实整治和夷除“贴红的还是贴绿的”这码事儿，不能不早日提到咱们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当然，这并非朝夕之事，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愚之见，首先不断完善和健全“贴红”“贴绿”的法制法规，力求做到有章可循，依“法”而“贴”；二是严肃法纪政纪，严惩“以法谋私”“以法牟利”的“婆婆”；三是咱们的“媳妇”们的腰杆要“硬”些，依“法”办事，该“贴红”就“贴红”，该“贴绿”就“贴绿”，决不因为“婆婆”的滥施“号令”而盲目顺从改变“贴”的颜色！果此“三昧”，便可望不再为“贴红”“贴绿”而搔头困惑击节喟叹了。
（原载于1990年3月14日《汕头特区报》）
“翻派人物”
“翻手作云覆手雨”，这是当年杜甫为那反复无常，玩弄伎俩的一类小人所作的“素描”。大凡世上万物须应有其雅号，姑且呼这类人曰“翻派人物”罢。
“翻派人物”在吾国可谓源远流长。远些，有杰出的舌辩家张仪，“翻”来“覆”去，“六百里”给成了“六里”，可怜那楚怀王给气的七窍冒烟。近些呢，有李林甫、秦桧、严嵩者辈，“翻”，“覆”起来，令人咋舌。
然而我最佩服其“翻”法的还是一位洋家伙——17世纪初俄罗斯王公叔伊斯基。1604年，俄国发生了著名的“真假沙皇”事件，一个冒牌的季米特里王子（真正的芏子季米特里早在5年前病死）在波兰国王的支持下带着军队进发莫斯科。这位“叔氏”一看情势危急，便推倒五年前自己所做的季米特里王子病死的证词和结论，一口咬定当年的季米特里王子是假死，今天还活着。他这一“翻”，真沙皇当然要众叛亲离一命呜呼啦，于是假沙皇顺利夺位，正式加冕当了皇帝。第二年假沙皇原形毕露为市民所杀，这叔伊斯基立即又宣布刚被打死的是假沙皇，为表明这一回是千真万确，还特地将真的季米特里的骨灰移到莫斯科的教堂里，他自己于是也就被拥上沙皇的宝座。
叔伊斯基可说是“翻派人物”的典范。翻来覆去，总是那样堂而皇之自然大方。这样的变幻无常，就连72变的孙猴子也要瞠乎其后。
唯我是“翻”，是“翻派人物”的人生哲学。只要于我有利，怎么“翻”也没有错过。盖因以“自我需要”为中心，一切都是“相对”的：“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比如“六百里”或“六里”呀，“王子死了”呀或“王子还活着”呀，皆属取决于“自我需要”的“因变量”。
死皮赖脸，是“翻派人物”的共同特征。要“翻”，就得违背良心和道德，就要陷于身边那一片骂娘声和唾啐声中。操此“业”者没有那又厚又麻的脸皮怎行？
见风使舵，是“翻派人物”的绝妙诀窍。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真君子，时机未到切莫“翻”，条件成熟赶紧“翻”，今时“翻”去得好处，来日“翻”回亦无妨！
我常为叔伊斯基设想。譬如此公坐上了沙皇宝座以后，倘若又出有一位假沙皇（冒牌的季米特里）率大军压境而来，此公会不会再度宣布真的季米特里王子还活于世呢？很可能，因为这太符合“翻派人物”的哲学和逻辑了。
历史不再荒唐，叔伊斯基之类“翻派人物”早已作古。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叔伊斯基”们并未绝了迹。先前的一位顶头上峰，与之一道工作，可出了点问题受了点指责，他便翻过脸去说此事与己无关，“划清了界限”。然而一旦坚持千下去获得成绩时，他又翻过来说我当初就一直这样主张的。这号“翻派人物”谁说少见？
遗憾的是，对这号新式的“翻派人物”，骂娘的人们只能望“翻”兴叹跺脚而已。他一不犯法，二不违纪，你能奈他何欤？当然，对这号人也不是真的丝毫没有办法，那就是；丁是丁，卵是卯，认真些！
（原栽于1991年1月17日《汕头特区报》）
草头王说
中国自古是“王”的天下，“王”的海洋。“王”者，君主或最高之爵位是也。皇帝是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大“王”，皇帝之下还有若干小“王”。如周朝800诸侯，实乃“800大王”。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一口气就分封了22个同姓“王”。晋武帝呢，封得更厉害，有27个。
“王”在中国，一般是正统的，合法的，即经过朝廷正式审批备案的。然而还有非正统的不合法的，即朝廷不承认不“审批”不“备案”的，那就是“草头王”。比如那项羽，有了雄兵百万便自封为“西楚霸王”，自己做“王”还不过瘾，还要一口气封另外18位“英雄豪杰”共同为王。这些“王”，不需经“义帝”批准，也不受编制所囿，自己封自己批，属“草头王”。当然，这类“王”还有别的其他形式，如古书上常见的“山寨强人”之类。《西游记》中那些诸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类的妖魔，旧时大大小小的军阀、流氓、土匪、地痞、恶霸的头头，皆可入为“草头王”这一档。京剧《沙家浜》中那个领着百号人几十条枪的胡传葵便自封为“忠义救国军”司令，也是正宗的“草头王”。从数量上考察，“草头王”较之正统的“王”不知要多若干倍。那道理也简单：世道是这样的乱哄哄，社稷是如此“无法无天”，只要有武力便可称霸做“王”，正如胡“司令”的那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历史终于发展到了不是“家天下”，“王天下”而是人民掌管天下的共和国年代，公侯子爵式的、胡司令式的“草头王”算是不见了。不过，“打语录战”，“跳忠字舞”那阵子，这“草头王”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于人间。三人可成立“联络处”，五人可成立“指挥部”，七八个人可成立“造反纵队”或“捅老底兵团”什么的，于是“总司令”、“总指挥”满天飞，“草头王”成了灾。其功能当然是“造反”，“革命”，批人斗人抓人打人砸机关，抢大印，搅个乾坤乱彻。做这些“王”凭的什么？凭胆识，“有胆就是草头王。”
说来幸运，今天改革盛世，真的难找到如“造反纵队司令”、“捅老底总指挥”之类的“草头王”了，不过，有些人还是在充当着这样或那样的“草头王”的角色。到车站办理装卸，得拜他，他让你“上”，你就得“上”，要你“下”，你就得“下”，不让你靠岸你就甭想靠！要靠，好吧，一切听老子的；公路行车，要看他的脸色，是扣是放，是责是罚，怎么责怎么罚，全凭他说了算；买汽油，购化肥，得求他，脸上得堆笑，态度得和霭，他说：“可以考虑”，则有两分希望，他说：“不行”就甭想；装电话，得“敬”他，他说要啥就要啥；找他盖公章吧，得小心翼翼不敢乱吭一声，当心“死火”或“送客”。更要善于观颜察色，他说累了饿了，你得设宴请茶，他说“研究研究”，你可得“烟酒烟酒”……如此这般人，何尝不是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的“草头王”？这等“芏爷”凭什么？怕是个“权”字，有权就是“草头王”。
“草头王”这玩艺是相当有韧性的。尽管有时皇帝官家要夷之灭之，然而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道理也甚简单：皇帝官家与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碰碰磕磕总是一家人。”奇怪的是，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形形式式的“草头王”居然也“兴乎焉”起来，这就要怪咱们本身了——是法制不健全，有滋生这类“草头王”的良好环境；二是咱们除“草头王”无力，往往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动不到“真格”；三是“上有好声，下必有甚焉者矣”，上面“大草头王”身体力行，那就难怪下面“小草头王”要见贤思齐了。
忽闻今有入浩叹“办事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素质低乎？中国事情棘手乎？中国百姓特别会叫苦乎？非也，想原因只有一个：“草头王”太多。
看来：“夷灭草头王”并不是一句过时、多余的口号。
（原载于1989年10月21日《海南日报》）
“说客”古今谈
人只要有嘴巴，就要说话；只要有会说话的人群，就会有善用语言说服对方并使之接受其意见的“说客”。
不晓得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怎么样，“说客”在咱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是有“悠久历史”的。春秋时子产、曹刿、烛之武，战国时的苏秦、张仪等人士，都是名扬千古的说客。还有更多“名”不“扬”的，譬如当年老家的“猪客”、“牛客”，便是专门凭嘴巴为人家叫卖猪、牛的，经他之口，多窝囊的猪、牛也会变得“龙马精神”而被顾客所买。至于旧时专门为人穿针引线促成姑娘小伙“百年好事”的媒婆，那更是别具一格的说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