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幼年时读过私塾，13岁时，与同为蓬莱城里的吴佩孚一块在蓬莱云瀛书院读书。16岁时，在光绪十八年的岁试中以第一名考取了秀才。后来，他还曾经在登州文会馆学习过英语、数学、物理等课程。1906 年，经蔡元培推荐，翁曾坤受聘于吉林省参谋处，期间，奉命赴外兴安岭测绘国界地图。从庙街（原为我国领土，今为俄罗斯尼古拉也夫斯克城）西向测绘，数年艰辛，足迹踏遍林海雪原。当时沙俄边吏曾多次偷移界碑，侵我国土，他则多次据史提出抗议，与俄方进行交涉，沙俄边吏遂将其掳去囚于庙街。他忠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他忆起汉时出使匈奴的苏武，虽被流放于北海牧羊，却仍然心存国家社稷，不辱使命，死不向敌人低头。为此，他便有感而发，写出了《苏武牧羊》一词，以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情。他在词中写道：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时，听塞上笳音入耳动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坐空闺，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少亏，能使匈奴惊心碎胆，恭服汉德威！后经中俄双方交涉，翁曾坤终于得释回国。然而，由于小人作崇，以翁惹起外交事端为由，于1910年将其押回了原籍。翁曾坤气愤至极，曾一度精神失常。
1922 年，吴佩孚遍寻旧时的同窗好友翁曾坤的下落，当得知他在烟台教书后，便邀其到河北相会，后安排他去洛阳担任直鲁豫巡阅使公署参谋处教官。1923 年，吴佩孚五十寿辰，属下要为其庆寿，吴却以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而进行推辞。当时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为了贿选总统，便力主为吴作寿而进行讨好。吴佩孚一时感到为难，便向同乡好友翁曾坤请教。翁与吴的看法十分一致，可谓志同道合。但是曹锟对吴佩孚毕竟有知遇之恩，很难驳掉面子，吴便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勉强搞起了一场庆寿活动。吴佩孚的庆寿活动是在洛阳的西宫举行的，主持人便是曹锟。此前不少人送来寿联颂歌，极尽了阿谀奉承之能事，十分俗气。吴佩孚十分反感，把一些颂词撕得粉碎，并对翁曾坤说：“看起来这歌还是要唱的，但是唱什么好呢？就请你帮忙定夺一下吧。”翁曾坤想起了自己被囚庙街时写下的《苏武牧羊》，便找出来修改了一下交给了吴佩孚。吴看过后觉得歌词写得很有爱国精神，非常赞赏。于是，他立即命军乐队谱曲教唱。当时翁曾坤还向吴佩孚讲述了自己被囚禁庙街撰写《苏武牧羊》的背景，吴深为感动，遂挥笔草书一联相赠，联曰：“观天地生物气象，学圣贤克己功夫”。翁增坤的《苏武牧羊》，就是通过吴佩孚的庆寿活动而传遍军营乃至社会。由于作者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实践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作品写得情真意切，十分生动感人。直到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首《苏武牧羊》还在整个社会上广为传唱。
杨氏三杰及其故居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蓬莱水城，是登州古港所在地，自古以来，既是中国北方的重要贸易口岸，又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而到了现代，这座古城的三位杰出人物—杨振声、杨文衡、杨起父子，却也是十分值得一提的。杨振声，字金甫，笔名希声，1890 年11 月24 日，出生在蓬莱水城一个地主家庭，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英雄事迹和海滨的渔民生活，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强烈的爱国心、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时，新文化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青年人。受《新青年》影响，他心中萌生出“叛逆的种子”。1918年，他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连续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在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一位闯将。他和一位学生爬上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的铁门，砸开铁锁，放进愤怒的学生。在火烧赵家楼的过程中，32名来不及撤走的学生被捕入狱。他作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之一，与其他四名同学一起去警察总署交涉，与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对的斗争，被逮捕关押了一个星期。
1919 年，杨振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 年任青岛大学校长。1933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他与沈从文合作编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授。同年与沈从文、冯至合作编类《现代文录》，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 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6 岁。临终，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 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杨振声思想开明，热爱祖国，同情革命，始终保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九·一八”事变中，捐款数百元，支持学生南下请愿。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时，为维护教育独立，抵制国民党和军阀干预，于1932 年辞去大学校长职务。1934，受国民党委托，担任在英国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持人。当得知古物展出后将用来换取军火时，便立即辞去主持人职务。建国前夕，国民政府为其送去到台湾的飞机票，他却一口回绝，坚持留下。
作为教育家，杨振声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师资的重要。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他在办学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主张，并在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主张从严治校，建立各种健全的规章制度，使一切工作都有章可循。他十分注意发挥群体的智慧与作用，实行民主办学，深得师生的好评和欢迎。他注意突出办学的特色，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山东的文物文献等，做了细致的分析，提出增设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系的设想。他认为文理两院关系极为密切，对“文理渗透”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并注意在教育实践中加以体现。他特别重视办学质量，认为“学生在好而不在多”，主张实行淘汰制。学生平日学习都兢兢业业，刻苦用功。他在办学中极为重视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以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术水平，培养优秀人才。
杨振声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创作了大量联系现实斗争的文学著述，发表了中、短篇小说20 余部（篇）和散文、杂文、诗歌等50 余篇（首），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鲁迅称他是一位“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小说集《玉君》，收入小说12 篇。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振声选集》，收入他的文学作品56篇。杨振声的次子杨文衡，生于1911年。受父亲的影响，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1931年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生物系学习，并于1935 年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生院攻读，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回国。
杨文衡是国内外知名的核桃专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对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核桃的起源、分类、形态解剖、生物生化、生物学特性和栽培技术等方面，完成了大量开拓性研究工作，论证了普通核桃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撰写了“二十年来核桃科研的进展”文献综述，为我国核桃生产和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了《果品分类学》、《果树生理学》、《果树专业英语》等课程，六次参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果树专业教材《果树栽培学》。他与孙云蔚教授共同主编的《现代科学集论》，在我国果树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主持河北省太行山区开发研究工作，给山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山区开发创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1986 年，他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1956 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87 年4 月，他因病去世，《保定日报》于5 月12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载了保定市政协、市委******《关于向优秀知识分子、人民教师杨文衡同志学习》的评论员文章。
杨振声的三子杨起，1919年5 月17 日生于蓬莱水城。1943年6月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获学士学位，1946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多年从事地质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提出了中国煤多演化阶段多热源叠加变质理论和区域岩浆热变作用，开拓性地解决了我国部分“煤级偏高”的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对寻找急需煤种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他预测的赋存炼焦煤的地区已证实是有很大潜力的炼焦煤基地，对我国的煤田分布规律和含煤建造类型的研究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他首次确定以禹县为代表的华北晚古生代煤系沉积体系、聚煤模式，对我国聚煤规律的研究做了大量先导性工作。他负责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专业，首先开设了“煤田地质学”和“中国煤田”课程，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煤田地质研究室并出任主任，为发展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地质学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煤地质学的奠基人。他开创的煤田地质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几千名煤田地质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大多已成为专家、教授、高工等等，都是教学、科研、生产战线的骨干。1953年，杨起加入了九三学社。在这个以“高智力集团”而著称的参政党之中，他以自己在科学研究事业上的不懈追求和对煤田地质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了年轻一代。
杨氏父子三人，都是著名学者，术有专攻，各有建树，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又都是著名的教育家，都具有献身事业、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作为杨氏父子三位先生故乡的蓬莱水城，应为此而骄傲，这也正好印证了山海名都人杰地灵之说。杨氏父子的故居座落在水城小海东岸水师府迤北约200 米处，原为水城一朱姓居民居住，搬迁后已被推为平地。笔者在2001 年朱曾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写过一份提案，内容是要求有关部门对旧城区的名人故居加强保护，其中包括水城的杨氏故居。提案中指出，要进行保护，首先要在名人故居旧址设立标志牌，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做好一些相应的工作。但是这一提案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蓬莱城区的名人故居旧址无一块标志牌，甚至连基本情况的档案都难以找到，这不能不算是对古城历史文化意识上的一种缺失。对于名人故居进行保护的意义，首先是一种存史，其次是传承一种文化。在有些古老的城市，到处都挂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牌，有统一的规格，内容是注明了某位名人的简介与何时在此居住过。这些房子目前该如何使用和归谁使用都不重要，内容与那位名人无关，标志牌只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而已。然而，这种做法却能给经过这里的人以一种震撼力，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惊喜之余，人们会惊叹，这座城市真了不起，会拥有这样杰出的人物。这也是一个城市的荣耀。试想，如果是一位属于这个城市的居民，一定会为此而骄傲，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