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蓬莱
提起袁世凯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几乎无人不晓。然而，要说这位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跻身仕途的第一步是从蓬莱迈出去的，就鲜为人知了、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他虽然天资聪明，却不爱读书，先后两次参加童试都未考中。后来他到广东找到了时任潮州府知事的周馥，因周馥是袁世凯父亲的故交，便收留了他。结果干了两年的潮州分关委员便混不下去了，周馥把他推荐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当时的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命为广东提督，还未到任便被调至山东帮办海防事宜，驻守登州。李鸿章把袁世凯交给了吴长庆，从此袁便成为庆军六营中的一名小卒。当时是光绪七年（1881年），袁世凯22岁，这便是袁世凯弃文从武步入政治舞台的开始。在庆军的帐下，袁世凯对于军队上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沿着这条戎马途径走下去，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辛劳，一些表现常常得到吴长庆的赏识。1881 年的春节，营中按惯例放假三天。大批的士兵们闲着没事，有的到蓬莱城的大街上逛悠，有的便在营房中聚赌。赌桌上吆五喝六，偶然一语不合，士兵们便吵骂起来，甚至发展到动用枪械的地步，开枪射击，互不相让，致使出现伤人事件。此时营里的军官们都已回家过年，无人现场治乱，事态发展下去便无法收拾了。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灵机一动，贸然决定，假传统领命令，带领一帮亲兵赶到事发现场，查明真相后把为首的几个肇事者就地正法。事后，他向吴长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就自己擅自杀人一事向吴请罪。结果吴长庆不但没有责怪他，而且视他遇事不惊，处理果断，有应变之才，给了他个营务处帮办的职务。
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清廷派吴长庆率军入朝，23岁的袁世凯随庆军一块东渡，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的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赞赏，并以“平叛英雄” 的称号，先后进入了李鸿章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视线。李鸿章以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荐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清廷准奏，袁世凯一下子跃升为朝廷五品官员，后又吉星高照，接替回国的吴长庆，奉命总理营务处，兼会办朝鲜防务，统带“庆”字营。从此以后，袁世凯的政途便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从小站练兵督练新军到扩充为六镇部队，逐渐形成了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1899 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位封疆大吏在山东除了残酷镇压义和团的拳民之外，还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时间是1901年，袁世凯上奏清廷《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是年11 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的基础上正式创办了山东大学堂。由于袁世凯在蓬莱待过一年多，知道这里有所传教士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师资力量和办学质量皆优，便延聘了登州文会馆馆主、美国耶稣教长老会传教士赫士为总教习，赫士即率文会馆几乎全班人马和一批文会馆毕业生来到济南，沿用文会馆25 年来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典章条例、学科课程以及运作流程等，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山东大学堂办起来了。赫士也因此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奖，并颁谕各省仿效山东成例办理，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各省兴办大学堂的热潮。
袁世凯在清朝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与蓬莱籍的一品大员宋庆是同时期的清廷高官。也许正是因为袁世凯在蓬莱驻足过的历史性特殊原因，所以相互之间有所交往，在宋庆逝后，袁为其特书了“河岳日星”四个大字的赞词，被勒刻于宋庆祠堂殿外正门额首。袁世凯从清朝的重臣到民国大总统，这位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果说他与蓬莱的邂逅只是一种偶然，那么如果没有这次在庆军营垒中的头角初露和此后跟随庆军入朝12年的历练，他的整个人生轨迹，恐怕就不可能是现在历史所载的样子了。
铩羽后的吴佩孚
1927年7 月，吴佩孚兵败汀泗桥后，步行假道鄂北入川，依附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的杨森。1922 年夏的四川军阀内战中，杨自川东败退鄂西，因得吴之援助方得返川。此次杨迎昊入川，是为报吴当年救命之恩。
吴佩孚先驻奉节白帝城，后迁大竹县雾山笠竹寺和绥定大兴寺。他“不闻理乱”，韬光养晦，以读《易》作诗为常课。他请蜀人金云鹏为其刻制图章多方，如“失败英雄”、“酸秀才”、“戎马书生”、“学圃散人”、“醉卧沙场客”等。这些大多是其入川后的别号。他还画兰花、竹子，题诗写联，并经常盖用刻有郑板桥“打破乌盆更一山”一句的闲章。此时，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荒城二郎、海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佐滕秀夫大佐专程登门访吴，愿赠一百万银元、五百门山炮、二千挺机枪、十万支步枪及弹药等帮吴东山再起。吴对来人冷冷地说：“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还是失败了。由此可见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决不在于有多少枪和多少钱。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吴由成都率卫队和家眷取道松潘北上，经甘肃、宁夏、绥远、山西，于1932年1月31日抵达北平，定居在东城什锦花园胡同，结束了六年多的流浪生活。他在园中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分赠好友。他自比古代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长安城东，自拟自书对联一副，挂在书房里：“得意时，清白乃身，不储妾，不爱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田抱瓮，真个解甲归田。”1936年6 月26日，汪精卫自东京之行后飞到北平，拟与吴面商“合作”，昊拒不接见。在此之前，汪曾多次厚颜致函吴，大肆贩卖汉奸理论。吴复信大骂汪，并说：“中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旧，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勿计。”以后，汪又曾指派原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的顾问陈仲孚，代其说服吴担任伪职，结果被吴拍案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并拿出一副他亲笔书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带回去，送给汪精卫！”北平“维持会”会长江朝宗在日军少将川本大作的唆使下，也曾当过说客。吴在清军任标统时，江是总兵，是昊的上司。辛亥革命后，江曾在黎元洪手下当过几天总理。吴见到江，当面骂道：“你年纪比我大，眼看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了，还当汉奸，真是老而不死是为贼！”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以华治华”的方针指引下，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并专门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由土肥原、大迫通贞等日本间谍头子亲自指挥。川本芳太郎与冈野增次郎为敦请“专使”。这些人曾屡次登门诱吴“出山”，均遭到拒绝。一次吴对来人拍案怒斥道：“只要日本退出中国，自会有人出来收拾河山。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何劳日本人越俎代庖！ ”1939年1 月30 日，土肥原在吴住宅召开“中日议和”记者招待会，吴借机向到会的一百三十多名中外记者提出中日议和的先决条件：
一、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
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三、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由土肥原导演的“强迫傀儡登场”的记者招待会，成了吴佩孚发表声明的讲台。2月1 日，美国合众社记者将会议实况披露后，全世界各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一时舆论大哗。使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吴佩孚虽然失败，但一批军阀政客，却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平时吴家开饭，动不动就是好几桌，固定人员是“八大处”（即交际处、财务处、秘书处等），还有常客和流动客人。这些人视日寇要吴“出山”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便纷纷相机行事，给日寇出谋献策，向日寇骗取钱财，美其名曰“活动经费”。他们甚至向日本许愿，谓“不出数日必见分晓”。在一伙人中，包括吴的老婆张佩兰、儿子吴道时。由于吴抵死不当汉奸，使他们苦于无机可乘。
一天，因为曹锟的子女分遗产，吴被请到天津主持。主要家财分定后，有一挂珊瑚朝珠被曹的女儿抢在手中不放，曹的儿子上去争夺，便相互撕打起来，不可开交。吴为此大发雷霆，拍案顿足，肝火上冒。时值隆冬，吴回到家中室冷如冰，便问妻子为何不生火炉。其妻嘲讽说：“大帅不是清高吗，不给日本人办事，哪里来的钱买煤？”这话好似当头一闷棍，气得吴半晌不语。下人好不容易弄了点带皮的生炭，没生旺就端进屋，青烟把吴呛得不住地咳嗽和流泪。那天晚上吃饺子，因发不出工资厨师有情绪，故意把碎骨头剁进馅内。俗话说：“饥不择食”，一不小心，吴把一块骨碴嵌进牙缝中。等大家七手八脚把碎骨抠出来。已是痛彻心髓，血流不止。当夜吴发烧牙疼，随即化脓，病势甚猛。最后家人把一个住在东城板胡同的日本牙科医生伊东请来，强行为吴拔去一颗牙齿，致使吴的牙疾迅速恶化。1939年12 月4 日，日本川东少将带领军医处长石田及汉奸齐燮元和一些护士、宪兵来到吴寓，申言为吴治病。石田未注射麻醉药，却用锋利的手术刀强追吴张口后直接插入喉管。吴一声惨叫，血涌如注，不一会儿便咽了气。
吴公馆与“老黄牛”
吴公馆即吴佩孚的故居，俗称吴家大楼。建于1925 年，坐落在蓬莱城钟楼北路东侧，也就是今天的登州宾馆所在的位置。占地十余亩，为较规则的长方形。其正门在宅院的北端，进门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为居住处，西院为花园。东院又分为四进小院，自北向南五排房舍。主体建筑在第五排，为双层起脊八角楼房，四周有双柱明廊，二层周匝木护栏。此外配有厢房和库房等附属建筑多间。
吴公馆虽然建于吴佩孚得意之时，这位赫赫的中州王却没有在此居住过。据说仅在1933 年，已届花甲的“吴大帅”因惦记着先人庐墓，才带着满身疲惫从北京什锦花园胡同微服而来，只待了一天便悄然离去，这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返乡。1938年3 月19 日，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三军二路第二次攻克蓬莱城，进入了吴公馆。在大楼的顶棚和地下室里，战士们发现了一些武器弹药，其中有一挺德国制造的马克沁水压重机枪。当时为吴氏看家护院的一位机枪手叫胡建盛，他见势不妙，便为部队做了向导，把这些武器弹药悉数交了出来。之后，胡建盛也加入了三军二路，并和这支部队的指挥者之一苏晓风，一起被编入我山东纵队第十三团。在部队里，胡建盛带着那挺重机枪英勇作战，立下了许多战功，名闻遐迩，因此大家便送了胡建盛和重机枪一个雅号叫“老黄牛”。这头“老黄牛”也是当时胶东武装部队唯一的一挺重机枪。
1940 年12 月，山东纵队第十三团在平、招、莱、掖一带打游击。有一天，在掖县上庄的一次战斗中，十三团被敌军包围。突围时，抬重机枪“老黄牛”的战士牺牲了，“老黄牛”被敌人抢走。十三团的团长是李绍桥，政委是苏晓风，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老黄牛”从敌人手里重新夺回来。李绍桥和苏晓风亲自率领部队冲向敌阵，夺下“老黄牛”便紧急撤退。但是不幸的是，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中，李绍桥被炮弹炸伤后牺牲，苏晓风被枪弹击伤落于敌手，后被杀害于招远县城。十三团的两位主要领导，一个是参加过万里长征功劳卓著的老红军战士，一个是蓬莱抗日武装起义的发起人之一，为了“老黄牛”，两颗战将之星就这样殒落在东莱故土上，很是令人扼腕。今天，颇具规模的吴公馆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处时尚的宾馆。从这里获得的那挺带有传奇色彩的被称为“老黄牛”的重机枪，陈列于国家军事博物馆。
翁曾坤与《苏武牧羊》
翁曾坤是蓬莱城里人，字琴生。清光绪二年（1876 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出生于蓬莱城里东街三牌口，民国十五年（1926 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青岛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