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并非充满了玫瑰花，倒是有时路上的荆棘刺痛了你。”——巴尔扎克
2014年，中国北京。
糟糕的天气，糟糕的股市，糟糕的心情。
阴沉沉的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丝毫没有秋高气爽的意思。稍带凉意的秋风吹下摇摇欲坠的树叶，在空中打了几个转儿，落在了街道的角落里。显然这阵西风还不够强劲，重度雾霾依旧笼罩在这个拥有22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里，每次呼吸都是效率为100%的过滤，净化着浑浊的空气，而这里每个人也都在奢望着“自强不吸”。
在这个PM2。5指数突破300的日子里，我开着新买的纯电动385马力特斯拉（不求能做多大的贡献，但求内心少一点愧疚。环境是大家的，也是你我的）行驶在前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情异常的沉重，不是因为这阴郁的雾霾天，而是这即将到来的分别。就在昨天，我还是一路兴奋的来到这里，迎接老婆的归来。而今天，我就要亲自将她送回到这里，让她去一个我听都没听过的国家，与疫情做斗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简直就是一场游戏，亦或是一场梦，那么的不真实。我不由自主的打开了收音机，想让那些来自电波的声音冲淡我的这份忧伤。
“据法新社最新报道，受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影响。欧洲各大股市今日普遍大跌，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股市均创下年内新低：巴黎股市CAC40指数10日的跌幅为1。64%，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的跌幅为1。43%，而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10日下跌216。21点，跌幅高达2。4%。……”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安德烈亚斯?许尔坎普表示：受埃博拉病毒可能进一步蔓延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投资者纷纷抛售，从而使法兰克福DAX指数跌破9000点的心理关口。”
我快速关掉了车载收音机，再也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埃博拉的消息，正是这该死的病毒破坏了我们一家人的团聚，还将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妻子陶敏置于危险之中，我越想越气愤，随手点起了一根烟。
“你以前很少抽烟，还是戒了吧。”坐在副驾驶上的陶敏终于开了口，打破了我们俩一路上的沉默。
“没事，毛主席抽了一辈子烟，还活了83岁呢，我这才抽了几根。”我故作轻松，从嘴角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那么的僵硬，不自然。
“你到了那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听说那个国家很乱，前几年还在打仗呢。”
“是塞拉利昂。”她补充道。
“对，塞拉利昂！”我显然是没有记住这个位于世界另一端的某个角落的名字。
“放心吧，现在塞拉利昂的局势已经平稳了，而且我们那里有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只是到了那里要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救援安排，由世界卫生组织统一部署。”她在努力的打消我的顾虑。
“可能会被安排到哪里？”我急切地问。
“如果幸运的话，可能会被安排到首都弗里敦，那里的环境和设施条件相对好一点，但那里疫情较轻，可能已经不需要人手了。”这显然意味着她们可能不会太走运。
“最有可能的是，我们会去疫情较重的凯内马—凯拉洪一带，但具体在哪还未定。”显然，我对凯内马、凯拉洪毫无概念，她似乎也不太清楚，或许只是两个很普通的城市而已。但以后发生的事情和我查阅的资料却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疏忽大意和错误，那不仅仅是塞拉利昂南部靠近边界的两个普通城市，也不仅仅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区域，而是十年前挑起塞拉利昂内战、绑架400多名维和部队士兵的叛军“革命联合阵线”的老巢和残余势力的所在地，也正是这个地方改变了我和陶敏的人生和命运，开启了我的另一番旅途，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黑幕。
“到了那里，我们不能随便与外界联系，防止我们将信息泄露出去，引发世界的恐慌，一切信息必须由WHO（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发布。”
“那我们怎么联系呢？”我打开车窗，弹了弹烟灰。
“我们工作的地点是WHO设在当地的医疗救援站，那里有电脑和网络可以与外界联系，但主要是WHO的人员和记者使用，我们可以定期与家人发邮件、视频通话，但内容要受到审查。”还好并非是一去之后就杳无音讯了，不管通讯有多不便利，有总比没有强。
我欣慰的点了点头，掐灭了烟头，将车缓缓地驶进了航站楼前的下客区。此时，与她同行的队员们差不多都到齐了，我俩下了车，没有电影中缠绵的画面，也没有离别的眼泪与不舍，只是简单的道了声别，互相嘱咐了几句。因为此刻，她和她的团队将承载着祖国乃至世界的期待，前往最危险的地方，拯救无数被病魔折磨着的痛苦的人们，这种责任和使命感让她忘却了离别的悲伤，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她们团队一行无法直接飞抵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需要先乘坐飞机前往广州，再乘坐晚上22:25的肯尼亚航空KQ887次航班前往肯尼亚的首都内罗华，预计于北京时间的明天6:30到达。然后，于北京时间的中午12:15继续乘坐肯尼亚航空的KQ510次航班再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预计于北京时间的晚上18:05到达。因此，这趟行程大概需要一天半的时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晚上，也就是塞拉利昂的中午（塞拉利昂时间比北京时间慢八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陶敏的邮件了，这是WHO允许的刚到塞国的第一封报平安邮件。
回到家，我焦急地等待着，但同时也十分清楚，再急也要等到明天晚上，于是我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打开了电脑，开始认认真真地查找有关埃博拉和塞拉利昂的资料，关注起这些原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事物。
关于埃博拉病毒，随着了解的深入，它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恐怖。
历史——1976年8月1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叫扎伊尔共和国）扬布库（Yambuku）教会学校的44岁男建筑工人与另外6名工友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乘汽车途经莫巴伊-邦戈（Mobaye-Bongo）地区一些较大的城镇，去往一座叫巴多利特（Gbadolite）的村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的出生地。但由于河流冲走了桥梁，他们没能抵达旅途的目的地。这些人随后掉头返回，并于8月22日回到扬布库，却再也没能回到从前安宁的生活。因为四天后（8月26日），不幸发生了。那位44岁的男工人出现了类似疟疾的发热症状，被送往杨布库教会医院的门诊部就诊。当时医生给他注射了抗疟疾药氯喹，暂时控制住了病情。但到了9月1日，这位工人高烧39度，9月5日，又发生肠胃出血。三天后，他去世了。很多到医院治病的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教会医院的修女们用了一切可用的药物，但丝毫不起作用，而且担任护士的修女也被传染。一位比利时修女被感染后，当地的比利时医生向比利时安特卫普寄出了一个保温瓶，里面装着冰和修女的血液样本。对样本进行分析后，比利时科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并以发现地附近的河流名字命名——埃博拉。在1976年至2004年间，埃博拉疫情共爆发了16次，爆发地点都是在非洲，有刚果、苏丹、加蓬、科特迪瓦、南非、乌干达、苏丹，而2013年爆发的这次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
特征——目前人们暂时认为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埃博拉是通过密切接触到感染动物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体液而传染到人的，比如在热带雨林中发现的患病或者死亡黑猩猩、大猩猩、果蝠、猴子、森林羚羊和豪猪等。进入人际间传播后，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方式是（通过破损皮肤或粘膜）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它体液，或者受到这些液体污染的表面和材料（如床上用品、衣物）。哀悼者在安葬仪式上与死者尸体直接接触，也可能对埃博拉的传播发挥作用。而这，正是非洲一些地区的主要习俗。埃博拉感染潜伏期为2-21天。感染者均是突然出现高烧、头痛、咽喉疼、虚弱和肌肉疼痛。然后是呕吐、腹痛、腹泻。发病后的两星期内，病毒外溢，导致人体内外出血、血液凝固、坏死的血液很快传及全身的各个器官，病人最终出现口腔、鼻腔和****出血等症状，患者可在24小时内死亡。
威力——我们都知道艾滋病和SARS，烈性非常强的两种病毒，但你知道吗，艾滋病和SARS的生物安全等级仅为3级，而埃博拉病毒为4级。（生物性的传染媒介通过直接感染或间接破坏环境而导致对人类、动物或者植物的真实或者潜在的危险，共分为基础实验室-一级、基础实验室-二级、防护实验室-三级和最高防护实验室-四级，级别越高，越危险。）它的致死率大概在50%-90%之间，而当年闹得人心惶惶的SARS仅为9。6%，H5N1型禽流感的致死率也仅到50%。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0月12日，全球确诊、疑似及可能感染病例已达8997个，其中4493人死亡，死亡率达50%。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滞后以及民众隐瞒等问题，这一数据或许远远低估了当下疫情的严重程度。WHO负责埃博拉疫情应对的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BruceAylward）就指出，如果患者的整个患病过程能被监控，会发现埃博拉的实际致死率高达70%。要知道，2002年迄今，全球H5N1型禽流感病例死亡数为393人，SARS死亡774人，两者加一起仅为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足见其威力。
蔓延——今年，埃博拉疫情首次扩散至非洲以外进入发达国家。此前，只有在1996年，俄罗斯一家实验室发生过事故，曾导致一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也正因为此，过去近40年，发达国家对埃博拉疫情一直未予足够重视，这才导致今年美国和欧洲在发现埃博拉患者之后慌了神。埃博拉疫情的此次传播其实自2013年12月就已开始，但直到今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了几内亚埃博拉疫情通报。起初，埃博拉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西非国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如同世界各地每天频发的其他各种****、灾难一样，它仍然显得十分遥远。直到9月30日，美国出现首例埃博拉病例。自此，埃博拉不再只是非洲国家的噩梦。截至目前，埃博拉已传播至七个国家，包括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西班牙和美国等。
应对——随着埃博拉疫情的加重和蔓延，国际社会逐渐重视起来。联合国于9月18日建立了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并设立埃博拉响应多方信托基金，寻求募集近10亿美元以快速协调抗击埃博拉疫情。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向利比亚等国派出3000美军，建立17个治疗中心，并培训数千名医疗工作者，以应对埃博拉病毒传播带来的威胁。中国政府也向塞拉利昂派出一支移动实验室检测队，59名队员中包括实验室专家、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护士等。除此之外，其他各国、无国界医生组织、救助儿童会、世界宣明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当地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等都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困难——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未能阻止埃博拉的肆虐。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国家，卫生系统和条件较差，加剧了病毒的广泛传播，增大了抗击疫情的难度。缺少治疗设施是西非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世卫组织驻利比里亚代表PeterGraaff博士就曾表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迫切需要数百张额外病床来治疗埃博拉病人。每天有数十人因病床满员或者超员而被治疗中心拒之门外。”利比里亚目前有620张病床，但还需要五倍于此的床位才够用，而且需求还在快速上升中。而经营一个70张床位的诊所平均每月花费达100万美元，除此之外，每个病人还需要有2到3个员工照看。美国、英国以及世界银行已经承诺将拿出20亿美元抗击埃博拉。但就算有了资金，治疗中心的修建、物资供应的到位以及医疗员工的配备，都需要花费时间。可留给埃博拉肆虐的时间越长，控制就将变得愈加困难。
影响——在西非地区，“阴谋论”正在逐渐传播开来，一些在西非传播埃博拉健康知识的人员受到攻击。还有一些患者佯装自己患了其他的病症，而不愿承认其患了埃博拉。由于针对埃博拉患者有特殊的埋葬措施，因此连能为死去的埃博拉患者赢来当地坟墓一席之地的死亡证明也出现在了黑市。在塞拉利昂的村庄，流行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卫生所被用作埃博拉患者收治中心，此后，包括免疫接种在内，多数卫生服务陷入停顿，没有多少人再敢来这里。如果连埃博拉的主要传播地民众都不再配合，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埃博拉仅通过体液传播，每名病人平均只会感染1。5到2。2人，而如果将该数字降低至1以下，埃博拉就会逐渐远离我们的视野。但对于恐慌不安的民众，这样的建议似乎显得有些“空洞”了。当下，美国要求对来自埃博拉非洲疫区的旅行者实施禁令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便因禁令迟迟未出而指责奥巴马政府“无能”。为此，10月16日美国国会举行了埃博拉疫情应对措施听证会。奥巴马会后表示旅行禁令将可能适得其反，原因是人们会逃亡，会行贿，会想方设法隐瞒病情，从而导致更多携带该病毒的人无法被追踪。而且，随着病毒的逐步扩散，受其感染的国家会逐步增多，隔离的措施也终将变得不现实。
前景——此次疫情的终结依然遥遥无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9月26日发布预测报告称，截至2015年1月，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将出现55万埃博拉病例。而如果考虑到未上报的病例数，该数字将会上升到140万。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告中，虽做出了相对乐观的预测，认为到今年11月初，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确诊和可能感染病例数量将超过2万，但仍意味着截至下月，埃博拉病例数还将翻倍。
副作用——如今，埃博拉已不再是简单的医疗问题，它的负面影响已经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大量病人的死亡导致众多儿童变成孤儿，政治和种族仇恨情绪也日益加深。另外，由于民众远离田野和市场，越来越多的商店停止营业，埃博拉疫情地区正面临着饥荒，木薯的价格已翻了两倍以上。同时，非洲地区的旅游业也受到损害。世界银行本月较早时发表的报告估计，到明年为止，西非国家将因埃博拉疫情而蒙受320亿美元经济损失，其中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将陷入经济衰退。埃博拉所引起的恐慌，也成为了近期全球股市暴跌的导火索之一。
这简直是噩梦一样，我越来越担心陶敏的安危了。此后，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时时刻刻在关注着任何关于埃博拉的新闻消息，这种关注度甚至都超过了我最爱的足球。但让我头疼的还不止埃博拉病毒一个，还有那个最近才写进我的词典里的国家——塞拉利昂。其实，这个国家倒是没有什么不好的，除了贫穷、落后一些，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国家的一个组织却让我夜不能眠，为陶敏提心吊胆，那就是“革命联合阵线”，而陶敏团队可能去的凯内马—凯拉洪区域正是该组织的老巢，听说还有一股残余势力在此地盘踞。
这要从塞拉利昂内战说起。
塞拉利昂内战始于1991年，由福迪?桑科领导下的革命联合阵线（联阵）联合查尔斯?泰勒（注意此人，后文将有详细阐述）的利比里亚民族爱国阵线发动，旨在推翻时任总统约瑟夫?莫莫。莫莫政府虽然在1992年被成功推翻，但战争仍胶着地继续进行且长达11年。战争造成5万人死亡并导致超过200万人（超过塞拉利昂三分之一人口）流离失所。邻近国家成为了接待因躲避战争而产生的大批难民的地方。战争于2002年1月18日正式宣布结束。
军事政变成了这个国家政权更替的主要方式，独裁，腐败风气则日甚一日；经济结构单一、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塞拉利昂盛产钻石，是有名的”血钻“产地）所带来的丰厚利益，总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封闭落后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对城市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只要有人领头，根本不用愁没人会起来响应造反。但是在这次战争中，联阵无所不用其极，使用的手段十分残忍，骇人听闻，罄竹难书。
福迪?桑科以嗜杀、残忍著称于世，他所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一支部队：毒打、屠杀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最令人发指的是，娃娃军经常使用肢解、挖心等名目繁多的酷刑折磨与他们为敌的人，还美其名曰“从心理上威慑敌人”。
他命令手下干将用枪逼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强jian他们的妈妈、姐妹，然后再逼他们把自己的亲人亲手打死，并将这些孩子的太阳穴割开并塞进可卡因，然后这些孩子就这样被拖入丛林，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只能认贼做父，听桑科指挥。
1997年5月25日，以前支持斯特拉塞的科罗马上校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巴政府，把“革命联合阵线”请进了首都弗里敦，大肆烧杀抢掠，约有近万名妇女被jian。而被肢解的尸体到处都是，因为尸体太多，人们无法掩埋，就干脆把它们堆了起来，街上一堆一堆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
2000年，桑科及其领导的“联阵”再次在世人面前大出了一把“风头”。当年5月，“联阵”公开与联合国叫板，绑架了500多名联合国驻塞维和部队士兵并将其扣为人质。此事一经报道，全世界一片哗然。要知道，数百名联合国维和士兵被绑架在联合国维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真的难以想象这个国家经历过了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遭受了多少苦难，而如今，我的妻子就在那里。
第二天晚上7：49分，终于等到了陶敏平安抵达的消息，我从来没有一次如此期待过一封邮件。但这并没有打消我的顾虑，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千万要小心。她也将她的情况告诉了我，不出所料，果然被安排到了凯内马地区，而且是临近城市的一个郊区社区，不过医疗救援站被安排了大量警力负责安全工作，附近还有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军点，这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心获得了些许慰藉。
此后我们每隔礼拜都可以通一次邮件，大概半个月可以进行一次远程视频，一切都相安无事，直到一个月后，我苦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到她的邮件，万分焦急的我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通过陶敏单位的介绍来到了外交部，询问她的情况。然而，出来见我的只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助理，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国家安全局的人。
“王先生，您好。首先，请您保持冷静，我们知道您现在一定十分的焦急，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眼镜男虽然年轻，但说话很老练，一本正经的坐在我对面，而那位制服男却严肃的站在一旁，没有坐下。
“出事了，看来真的是出事了！”我心里想着，感觉整个人都麻木了，心脏砰砰的跳个不停，似乎达到了极限，要蹦出来了。
“那到底怎么了？陶敏出什么事了？”一颗偌大的汗珠从我的脸颊滚落了下来。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上个月5号的晚上，陶博士在WHO设于凯内马的医疗救助站突然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失踪的原因正在由我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当地警察、军方组成的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初步判定为走失或者被野兽袭击。”他一字一句的说。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也十分有限，不过一旦有新的消息我们会立刻通知您，真的十分抱歉。”眼镜男补充道。
“失踪了？走失？被野兽袭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大脑瞬间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这……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毫无头绪，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当初距不该让她去那里。”
“王先生，真的很遗憾，出现这样的事。但是您也不要过于担心，请详细我们，我们一定会找到陶博士的。”眼镜男说道。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眼睛男不断地在安慰我，而制服男却一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我呢，根本无心听这些，思绪一团乱……
“今天我们谈话的所有内容是国家机密，请您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包括您的家人，尤其要注意媒体，如有泄密，我们会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对您依法逮捕。”站在一旁的制服男终于开口了，这是他出场以来讲的唯一一句话，也是最让我感到奇怪和疑惑的一句话。陶敏的失联为什么会成为国家机密？他们有哪些情况没有告诉过？
“好吧，我不会说。但也请政府果断采取措施，迅速找到她的下落。”我真的是无可奈何，原本幻想着联系不上是不是由于更换了援助地点或者机器、网络坏了的缘故，没想到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请您放心，在家等候我们的消息。对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陶敏的消息或者异常情况，也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谢谢。”眼镜男的这点安慰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好的。”说罢，我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外交部。
回到家，我再也抑制内心的烦乱和愤怒，狠狠地将祖上传下来的青花瓷瓶摔在了地上，也不知后来我有多么的后悔。看见爸妈接天天放学回来，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故作微笑，因为我还不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那是个不眠的夜晚，我独自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呆呆的盯着屏幕中的邮箱，无用的期盼着，月光洒在了我疲倦又失望的脸上，仿佛自己衰老了十几岁。浏览她经常登录的丁香园和博客，看着她写过的一字一句，眼前浮现出她那熟悉的身影和甜美的微笑。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事情，在半个月前，她在丁香园发了一篇题为《关于人工合成病毒的悖论》的文章，用来实验和数据来驳斥赞成人工合成病毒的观点，并将她在斯坦福的经历些了出来，但今天我再看的时候，发现它被作者删除了！这怎么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失踪”了！这太蹊跷了，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个细节重新给了我信心，这表明陶敏还活着！
我突然精神了起来，一扫脸上的颓废，继续寻找着新的信息，不放过一丝细节。果然，同样一篇发在博客上的文章也被删除了！
“她还活着！”我高兴的跳了起来，不禁失声大喊了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外交部，将这个信息告诉给了眼镜男还有制服男，得到的答复却是：“好的，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太不可意思了，他们居然表现的这么冷静，仿佛他们早就知道了一样。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黑夜中只有微弱的月光和一根根香烟燃烧产生的火星。清晨，我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去塞拉利昂找她！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