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多次表示，改定的新约如不载明中国收回九龙，他就不同意签字。谈判陷于僵局，这不免要使中国政府原定于1943年元旦与英美两国同时改订新约，并作为一个伟大外交胜利而宣传的想法落空。蒋介石当然不希望失去这样一个绝好的宣传机会，但他更不愿意放弃九龙，所以他决定继续向英方施加压力，渴望中国的强硬姿态能赢得事情最后转机。
不料姿态刚摆好，陶希圣主持的《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12月27日的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将于1943年元旦签约的消息。这无疑给英国人提供了信息，从中他们完全可以断定，中国政府实际上已准备签约，现在的强硬姿态只是一种尝试。蒋介石的底牌就这样被英国人窥视到了，这使中国政府外交上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对于《中央日报》这一弄巧成拙的社论事件，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外交部泄密和报社玩忽职守予以追究责任。陶希圣因此失掉了社长职位；总编辑袁业裕被交付军法审判，后因叶楚伧说情，得以保释；记者卜少夫被罚薪三月。
为了打破僵局，12月27日心急如焚的宋子文请刚从英国返回的外交元老顾维钧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坚持将九龙租借权纳入条约。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同样为此事着急，他力陈中英新约是出于英国“友好”，当然也不会拂逆蒋介石的心思。在这里顾维钧充分展现了自己在外交活动中磨炼得炉火纯青的口才。顾维钧说：“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再说，我国与英国已经结成盟国，现在正值我国抗战的艰难时期，盟国团结极为重要。”
顾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开始考虑对英国让步。不过直到12月31日宋子文见他时，蒋介石仍然不想签署条约。这时宋子文以强烈言辞向蒋陈述：如不签署中英条约，将使中美条约实际上毫无价值；苏联的态度总使中国人民感到忧心忡忡，中国如与英国保持友好，战后可联合对付苏联；九龙目前并无重大的实际意义。蒋介石权衡再三，最后同意签约。蒋让宋子文向英国说明，只是考虑盟国团结，中国才决定签约。对此蒋介石内心充满了痛苦，他写道：“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权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意拒绝签订新约。果然，我政府唯有自此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国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之手段。如此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此实对英政策与技术一大改变也。”在两国实力悬殊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维护中国对九龙的主权地位颇费脑汁，最后委曲求全也是势不由己，力不从心。
外交谈判中没有妥协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都采取僵硬的立场，谈判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参与中英改订新约谈判，有多年外交生涯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对此曾说过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话：“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得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做是在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是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而不顾。在外交上，人们必须始终考虑到对方，每一方都想取得全胜。因此如果一个人意欲防止‘玉碎’而又不屑顾及‘瓦全’，那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而不考虑到对方。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然而，就在中国为了盟国团结做出巨大让步的时候，美英却向中方提出延期签约。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发出慨叹：“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
就在新约延期签订期间，1943年1月9日上午，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在此后不到两个小时，汪精卫代表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于上午11时在南京签订《中日共同宣言》。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归还租界及废除日本在华治外法权的协定。这一举动，大大降低了美英废约行动的意义。蒋介石在1月10日的日记写道：“日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追悔。”日伪“废约”这本是一幕滑稽戏，但客观上却对美、英增加了压力，迫使英美在改订新约的谈判中，做出积极的姿态。
1月11日，“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
尽管还迟于日伪签约，但此两条约的签订在国内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美中英新约公布，国民党中央如同服了兴奋剂，顿时士气高昂。1943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称从此中国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与美英并列的世界强国了，要求全国军民“奋发图强”，更应完全服从国民党的一党领导。《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平等、自由的光明灯塔”。重庆市举行7万人的大游行，庆祝“平等条约”签订。各省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薛穆代表双方政府在重庆签订中英条约）
由于九龙租借地问题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在庆祝这两个条约终于得以签署之际，并不掩饰对中美条约的满意和对中英条约的遗憾。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便指出：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告成，“这实是在英美的政府和人民最光明最正大的举动。尤其是美国，对我政府的希望完全一致，并无一点保留的要求，更为欣慰。”为了不影响盟国的团结，蒋介石委婉地表达了对英国的失望和谴责。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英国对重大“悬案”保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废除了。在当时形势下，取得这一成果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是值得赞扬和庆祝的大事。
（重庆各界集会祝中美、中英签订新约）
不过新约的签订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距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废约之所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美英两国善意的恩赐，也不是国民政府具有如何高超的外交技巧，而是中国军民五年多的浴血奋战。国民党对这一实现战时废约的关键因素熟视无睹，新约签订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歌颂领袖，美化党治的浪潮。
二、还我河山，我又是谁
（1945年2月，苏、美、英在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
1.雅尔塔：蒋介石被盟友暗算
1945年初，胜利的曙光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同时呈现。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动乱纷争中也召展着新秩序的生机。在德、日法西斯败局已定的形势下，美、英、苏正策划着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商讨早日结束战争，重建战后秩序。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沉思着。中国东北对苏联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以“合法”的手段使蒋介石就范。盘踞中国东北的有70多万日军精锐。于公于私，向日本开战都不可避免。
华盛顿认为，独立对日作战，代价将很惨重，担心美国与日本两败俱伤，俄国人坐收渔利。罗斯福决定：不惜牺牲中国，务使斯大林答应出兵远东。中国是秘密交易的筹码，当然就不能让中国政府参加雅尔塔会议。
伦敦，丘吉尔难以入眠。他多么希望苏联迅速出兵击败那些使大英帝国蒙羞的“黄猴子”，胜利后又悄然回到莫斯科，而把胜利的果实留给英国的绅士和美国牛仔们咀嚼。想起俄国人的贪婪，他不得不担心出兵容易退兵难，斯大林不会轻易放过东北的。可是想起香港这颗王冠上的东方明珠，他会心一笑，竟然有些感激起俄国人的贪婪了。
重庆，蒋介石焦虑不安。对即将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首脑会议，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对此无能为力，万般无奈之中，他给罗斯福打了两份电报，内容几乎一致：恳请坚决制止苏联出兵远东。他想起“狼来了”的童话。
1945年2月初，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了决定世界命运的“三巨头”会议。会议有诸多重大议程，在私下进行的重大议程则是远东问题，为了保密，三巨头除了各带一名能干的助手外，没有其他的人参加对远东的讨论。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致信罗斯福：“如果能够安排我与斯大林会谈并与苏联达成协议，我将非常高兴。如果讨论中国的战事而不让中国战区的司令官也即这个国家的元首参加，我将感到十分遗憾和无比的愤慨。”
斯大林、罗斯福相视一笑，留给他的只能是遗憾和愤慨，三巨头撇开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讨论起中国的问题来。雅尔塔成为美、苏、英三强展望胜利的谈判桌，但三强不约而同以中国的利益做起了交易：苏联要维护其在蒙古、满洲的利益，英国决不放弃“东方明珠”香港，美国不愿更多地牺牲自己国民的生命，而又要维系与蒋介石的关系。
2月11日，罗斯福以中国利益为人情，答应了斯大林的全部条件，表示愿意帮助说服蒋介石。三巨头签订《雅尔塔协定》，协定堂而皇之地写道：
“苏、美、英三国领袖兹协定，于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一为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二为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和甲、乙对应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权益。三为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对于涉及中国领土和利益的问题是否需要征得中国的同意，协定附言：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一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美国作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对雅尔塔会议远东问题的协议作了一句精妙的评说：“俄国人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
雅尔塔会议因为秘密的远东交易而大失光彩，所以在会议上发表的公告中，对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及相关内容只字未提。
蒋介石早有预感雅尔塔会议对他将很不利，2月8日，当他见到三国会议第一次公报时，便写下这样的日记：“今日见罗、丘、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但他还是相信罗斯福不会遗弃他。“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析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可是，罗斯福更关心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连协议的内容也懒得向蒋介石透露一点。
3月15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密电详细情况和此密约的具体内容。蒋介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瞪着电文发了呆。罗斯福不是君子吗？他怎么能不顾自己在开罗宣言中对中国收回东三省的赞成和诺言，完全失信和背叛于前言？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日的领袖，其最高目标就是要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如今领袖的面子和尊严安置何处？日后，委员长何以服众？这不是给了共产党造反的机会吗？怎么能让俄国人闯入中国呢？
蒋介石越想越沮丧。当晚，他愤而记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彼等不义，别怪我无情。”蒋介石恨恨地说。
1945年3月，蒋介石打算和日本单独媾和。缪斌受托赴东京联系，缪对东京说：“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自保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日本是中国的防波堤。如果现在缔结和约，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然而此次媾和因日本不同意放弃汪精卫政权和伪满洲国而夭折。
蒋介石心哀莫大于美国抛弃了他。在赫尔利的提醒下，罗斯福似有所悟，派赫尔利为总统特使去和斯大林、丘吉尔商量，看有没有弥补的办法。但此事刚刚启动，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去世。罗斯福的初衷是在共产党和香港问题上，有美国出面斡旋以次对蒋介石做出补偿。但是丘吉尔太精明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英得到英国支持美对华政策的保证，在香港问题上再次把蒋介石抛弃了。庆幸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没有为难，赫尔利访苏时得到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也不愿中国发生内战的许诺。
赫尔利带着这些成果回到白宫汇报，征求下一步的行动意见。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的态度是：我们已经接受的义务必须去遵守；对凡是由罗斯福总统作出的规定，我们都将采取这一立场。
4月24日，赫尔利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一切。蒋介石黯然地握住赫尔利的手，默默无语。当晚，蒋介石为赫尔利举行宴会洗尘，他真诚地感谢赫尔利，感谢他从苏联带来斯大林支持他而非毛泽东的庄严承诺。4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曰：“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能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赫尔利用意甚美，且出于助我中国之精诚，故为之深谅。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贵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主，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哉？”
6月9日，杜鲁门向中国代表宋子文正式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内容。当宋氏提出若干保留意见时，杜鲁门表示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则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便不能不予以支持。
6月15日，这一天蒋介石心情特别沉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会见蒋，告之雅尔塔协定的详细内容，包括远东秘密协定的一些内容，多日的谣传终于变成了现实。站在闷热、令人烦躁的办公室里，蒋介石降入了沉思，他仿佛看到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得意的微笑，罗斯福迎合的目光，还有丘吉尔高傲、顽固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