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午后，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面临的道路是死守北平呢？还是放弃？本来中央和全国民众都希望他们死守北平，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不忍使文化古城因战火而化为灰烬。于是，紧急会议终于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九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
（日军空袭北平南苑、西苑）
继之，第二十九军官兵也在夜半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消息传来，蒋介石心头腾起一股无可言状的悲哀。初战就如此之快地损兵折将、失地陷土，看来，这场无法避免的较量对中国来说是艰险重重啊！不过，对北平的沦陷，蒋介石似乎早有预感。他在北平失陷当天的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此时，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守军更是陷入了重围。面对合围而来的优势日军，中国守军为避免全军覆没，先行发起了进攻，拼死一搏，谋作最后之抵抗。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所率领的部队，于7月29日中午前，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一度夺回为日军所占据的飞机场及火车东站、西站，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之下，不得不于次日放弃了天津。
此役中，为了摧毁敌人的空中优势，部分守军携带汽油冲进东局子机场。天不悯人，他们的火柴被汗水浸湿，没能及时点火。在日军的反扑下，战士们用刀和手榴弹与日寇展开了搏斗，虽然勇士们无一生还，他们硬是摧毁了十多架日机。
二十九军在北平、天津的战争中，伤亡官兵超过五千人。
随着居于河北心脏部位的平、津重镇沦陷，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新闻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困难。”
2.全体起立，赞成对日作战
日本人并不满足于占领平津，他们要乘胜追击，妄图占领整个华北。
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河北、察哈尔不断增兵，以图挽回局势。他将驻扎绥远省平地泉的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其所属八十九师主力则于8月6日从为北平北方大门的居庸关越长城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
在孙连仲指挥之下的二十七师，则于8月10日挺进到北平西南方五公里的窦店，由南而北逼近北平。
空军也于8月21日完成河北作战的准备。
不过，平津失陷毕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一抹浓重的阴影。虽然时局更加灰暗，但是蒋介石清醒地意识到，绝对不能因此影响军队的斗志。为鼓舞士气，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抗战爆发中国军队沿长城开赴前线）
华北的战事进展也使得蒋介石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结局的。仅仅鼓舞军队的斗志远远不够，还要坚定民众的信念。华北不会是最后的战线，要准备打一场全国性的持久的战争。为此，8月1日，蒋介石出席南京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时，作了题为《准备全国应战》的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上周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要拿上周蒙耻受辱的经过，作为今后奋斗牺牲的教训。”这个耻辱就是日军侵占了平津。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耻近乎勇”，蒋介石要让所有与会者、让国人明了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之砥砺志气，奋发图强。
“此次平津战争，我们佟副军长和赵师长督战阵亡，其余旅团长以及下级官兵战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统计，但至少总在三千以上。似此战争不到两天，我们廿九军及各保安队官兵殉国的有这样多，实在是忠勇壮烈，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
“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一个教训。”对此，蒋介石强调要迷途知返，一心抗战：“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
就怎样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提出了几点希望和要求：第一，要有作战的决心。“大家要知道这次战争，就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人人要救国自救死里求生的唯一最后的战争，我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第二，要有充分的准备。“现在敌人侵略我们，如果我们政府人员都有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必不得逞。反之，如我们准备不够，甚至毫无准备，则战争必归失败。我们在平时要有准备，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有准备，全国军民以及一般公务人员，人人要负责尽职，尽量准备，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一切工作要快速要紧张，一天要当作两天用，一分精力要有十分精力的效果，才能够充实抗战的力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三，要有整个计划。“人家以整个计划，发动整个部队来攻击我们，我们却以一旅一团去零零散散的对付它，因此我们要遭敌人各个击破，归于失败。”
在讲话的最后，蒋介石重申：“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特别邀请了正在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甚至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主席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赞成对日作战，显示出一种同仇敌忾、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
已经在失土丧权的屈辱中痛苦地煎熬了整整六年的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对日作战了。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八一三的战火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迅速燃起，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三、艰难的举国西迁
（蒋介石宋美龄招待外籍新闻记者）
1.淞沪危急，国府迁渝
几月来的经历，南京城里的市民已经习惯了在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中东躲西藏。看多了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的场面，虽然时常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悲伤的眼泪，但已没了最初的悸动。兵荒马乱的时月，人命比纸还贱，老百姓最清楚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上，古老的石头城也不知见证了多少的血腥的屠戮。但是现在的南京毕竟不同于当年，这里可是中华民国的堂堂首都啊！小日本也真是欺人太甚了！当愤恨充满了胸膛，死亡对人来说也就不再是一种恐惧。烽火连三月，东边的战事还在继续，进展似乎不是很妙。是啊，好长时日已经没有看见有国军途经这里去增援了；长江上却多了无数树枝、茅草掩盖着的小木船；去上游的船票、车票也越来越难买了。守军败退、政府将迁地办公的传言开始多起来。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骚动了一天又复归冷清的石头城，中山号舰船上的官兵还在忙碌着，附近的陆地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行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人在军警的护卫下，匆匆的走来，被迎上舰船。上船的那一刹那，一阵江风吹过，这行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1月的南京已经能感受到冬的寒意了。晓雾初开，晨光羲微，中山号启锚溯江西航。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者，不顾江风的寒冷，执意站在甲板上，满怀留恋之情地望着南京城渐渐远去。唉，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凯旋而归啊！“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昨晚的紧急会议上，蒋委员长宣布了他们俩议定的迁都方案，那是迫不得已的举措！是啊，委员长说得有理，“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口密集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一·二八迁都，我也是亲历过的，没想到还有第二次，日本人真是过分啦。“一定要支持委员长坚持抗战，不成功便成仁，堂堂中华岂能任人欺凌！”一股豪气勃然而起，一扫先前的凄凉怅惘之情。这位烁烁老者就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中山号载着他和第一批迁移人员正是开往战时的首都重庆的。一场政府机关的大转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历史记下了这一天，1937年11月17日。为了化解中国军队在北方平原作战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的因素，转劣势为优势，更为了把日军的进攻方向导入预定的国防战略，蒋介石接受部下的建议，集重兵于淞沪，先发制人，引敌由东向西进攻，造就以逸待劳聚而歼之的局面。相对来说，这对中国军队是比较有利的。只因战局在运动中突变，从日本本土及台湾抽调来的日军10余万人组成第十集团军，乘我军换防之际，在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上海的中国守军，战局突变，军情危急。如何应对这个可能致命的失误，需要以变应变。
统帅部立即决定，继续引敌由东向西，国军主力仍向浙西、皖南转移，准备依托近年来修建的长江防御工事迎敌。但此时从华北抽来的日军第六师团在白茆口登陆，与从杭州湾登陆偷袭迂回之敌形成对上海的合围。几十万中国军队如何撤出，又只能随机应变了。基于“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诱敌主力于该方面”之构想，统帅部安排了旨在掩护撤退的南京保卫战。
蒋介石定下对南京“短期固守”方针的同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全部牺牲，须预为撤退之掩护。”“若是迫不得已放弃南京时，各防守部队撤退，得有掩护。”显然，南京城的放弃、失陷，在蒋介石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事实上，自1932年底从洛阳迁回南京后，对于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的安全问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直有所考虑，对于非常时期政府的迁都之举，也时有筹划。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有关总动员计划时，就拟有非常时期把政府迁移到株洲的方案。
1937年10月下旬，上海战事的日益吃紧，为摧毁中国的抗日决心，日本还出动飞机频频轰炸南京。首都南京所受威胁日趋严重，迁移政府及国都之举更是迫在眉睫。11月1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就迁都重庆的事与国府主席林森进行了会商。13日，军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也频频举行会议，商讨政府的迁移事宜，“议定将南京非作战机关一一向上流移走，以备长期抗战”。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11月16日晚，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室内举行，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国民政府将迁移到重庆。接着讲了迁往重庆的理由，他从弱国对强国作战来考虑，强调要有根据地的观点，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中国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妄图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以达到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也表明中国虽在华北和淞沪连战失利，但仍决心移师再战，抗战到底，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与民气。其次，中国政府移驻重庆后，将逐步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展开全国范围的持久抗战大战略格局。八年抗战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政府以四川为抗战基地的核心，以陕甘为左翼，云贵为右翼，基本扼守“三阳”一线的阵地，组织了全国国力坚持长期抗战。
会议的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随从10余人，由南京登中山舰，17日晨启锚溯江西航，19日抵汉口，22日抵宜昌，改乘吃水较浅的民风轮入川，于26日下午4时到达重庆，受到军政当局和各界民众10余万人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的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的职员，预定于11月29日、30日分乘民政、民贵轮到渝。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各军政机关也开始向重庆、武汉、长沙等地转移。
11月20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发表宣言：“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漫延……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11月21日，蒋介石的电报纷纷发往各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战区将领，对迁都的意义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强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奋斗，就整个抗战大计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
同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代表全川民众，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竭诚欢迎，电文说：“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负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