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很快学会了日文，有人说用了半个多月，有说一个星期，甚至有说他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虽然中国人学日文并不太难，但这个速度也足以让人吃惊了。到了梁氏四十七岁游历欧洲时，还跟丁文江学习英文，丁文江对他进步的神速深感惊异。
不过，相对梁氏的天才，其勤奋更让学生印象深刻。
梁启超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他晚年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学生劝他说：“先生年事已高，应该保重身体，不要过度操劳。”他回答道：“假我十年以读史，可以无大过矣。苟其不然，鞠躬尽瘁而已，亦复何憾！”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自己的学生。
直到临终前，梁启超仍然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好意停止工作，他对谢国桢和萧龙友等人讲：“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仍坚持看书，萧龙友之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放下书本，好好休息，谢国桢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并不是一味讲究勤学苦学的人，他认为读书治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趣味主义”。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时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说到趣味，梁启超最大的乐趣应该是打麻将，梁氏对麻将非常痴迷，他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有一次，几个朋友约梁启超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原来这一天梁氏恰好有牌局，只好辜负朋友了。
梁启超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打麻将不耽误正事，据说他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让秘书在旁边听他口述文章，时人称他有“五官并用”的功夫——堪比金庸《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另外，梁启超的很多长文都是在他打完麻将之后写成的，他自己笑称这是利用牌局起“腹稿”。梁启超的着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在牌局后写成的，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由于分心的缘故，梁启超打麻将总是输多赢少，但没事，他输得起。以他在清华研究院时为例，月薪400大洋，北洋政府的补助两倍于这个数，加起来已经1200大洋了（相当于现在的十来万人民币了）。梁启超的稿费是当时最高的，商务印书馆给他的标准是每千字20元，其稿费收入肯定不低于从政府领取的薪金。此外，梁启超晚年还卖字，每个大字8元，每月卖字可得两三千，这笔钱用来维持北平松坡图书馆的开支。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财长的梁启超理财能力也不错，他还投资过股票，收益颇丰。所以梁氏打麻将赚的是心情，其他人可以借机揩油，大家可谓双赢。
而有梁启超这样的老师做榜样，学生读书一定不会觉得无趣。
梁启超的博学总是能让学生大开眼界。有个故事足以证明梁氏的博学，据刘海粟回忆，一次徐志摩请客，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王梦白等人赴宴。席间，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入过诗。”他人都沉默，只有梁启超摇头道：“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众人听完都感叹梁氏学问无涯，因为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但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且多枪手之作，极少有人把他的诗当回事。
梁氏尽管博学，却从不以此为傲，相反，他总是教育学生学问要“专精”，他写诗告诫学生“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当然，梁启超所谓的“专精”是要在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沦为学科的机械工具。梁启超曾给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国学入门书目，其中把四书五经、诸子、前四史、《资治通鉴》、《文选》以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的集子，凡三十余种作为大学生“最低限度”应读之书，认为这些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标准，我敢保证现在的中国没有几个学人。这些“最低限度”的书，就是现在中文系的学生，也没有几个读全（很多人可能一本都没读全），更遑论那些最低限度以外的书。遥想以前的学人，就连华罗庚、钱三强这样纯理工科出身的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人文素养何其之高，再看看现在，神州人文精神的没落可见一斑了。
课余跟学生在一起时，梁启超总是不乏幽默。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博士”，这个“博士”指的是先秦时期明一艺通一经堪称国之大老的人，加一个“老”字以示古今之别。梁启超听说后，问学生：“你们怎么叫我‘老博士’，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学生详解“老博士”之意，并说：“如果先生不喜欢‘老博士’，可以换个名称，叫‘先秦博士’，您不是正在给我们上“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启超笑道：“‘先秦博士’不敢当，但可以加一个‘准’字，叫我‘准先秦博士’，这样岂不是更好玩？”说完，师生相对大笑。
但是梁启超该严肃的时刻也不马虎。梁氏的爱徒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请老师做证婚人，梁氏对徐志摩离婚再娶很不满意，碍于情面才勉强答应。到了婚礼上，梁氏证婚的方式别出一格，把徐志摩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满堂宾客面面相觑，徐志摩不得不求饶：“给学生留点面子吧。”
其实，不管是幽默也好，严肃也好，都是梁启超为人真诚、关爱学生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他深受学生爱戴的原因。
多情之人
事实上，据很多学生回忆，梁启超的口才并不好，不能与他的笔才形成正比，最要命的是他那一口广东官话，实在难以听懂。梁启超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热情与激情，他自己也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梁启超龙卷风一样的情感让身边的人无不卷入其中，被其感染，自然都生机勃勃，成了他笔下的中国少年。
傅斯年曾经劝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梁启超一生在政坛几起几落，几次入阁，几组政党，但他一生最大的功绩还在于办报。梁启超办报以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这十年为全盛期，这期间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被时人称为“新文体”。梁启超将散文作为宣传变法的工具，他的文章打破了旧有散文的窠臼，亦文亦白，亦庄亦谐，完全凭借感情推动文字奔跑，如飞瀑从天而降，雷霆万钧，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令人难以阻挡其冲击，“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
梁启超在演讲中称杜甫为“情圣”，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老杜诗中字字含情，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老杜。其实，若以此而论，梁启超自己也是清末民初一个大情圣，他用自己充满“魔力”的文字打动并激励了一代人，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当时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精神之病尤甚于肉体，而梁启超的文章，无异于一剂治病的良药，诵之读之，使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青年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胡适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912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而对自己的成就，梁启超也颇为自负，他曾对人说：“没有袁世凯，中国的历史不是如此；没有梁启超，中国的历史也不是如此。”梁氏清华弟子、史学家黎东方对此用四个字评价——“当之无愧”。
梁启超写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南海康先生传》，凡二万余言，笔走龙蛇，仅用了四十八分钟就写完。他精力过人，习惯夜间写作，常彻夜不眠，他自述写《戴东原哲学》洋洋数万言，不眠不休连续奋战三十四个小时一口气写完。
有时候，连梁启超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笔端。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蒋百里回国后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没想到梁启超下笔后一发不可收，一写就是五万余言，比蒋百里的正文还要长。最后，梁启超自己都不好意思，只好将这篇序言单独成书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这就是着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扩充为二十五万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的多情当然不仅仅在他的文字中，他对于家人、朋友、老师、学生莫不投入了真挚的感情。
梁启超的发妻李蕙仙比他大四岁，完婚后两人始终恩爱如初，琴瑟和谐。李蕙仙出身名门，屈身下嫁，却丝毫没有大小姐的娇气，结婚后相夫教子，安于清贫，在梁启超落难之时不离不弃，慷慨支持丈夫的事业；缺点是性格过于严肃，令人生畏。但梁启超始终爱之、敬之，两人一生竟只吵过一次架。
1924年的初秋，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世，梁启超写下了悲痛的《祭梁夫人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据杨鸿烈回忆：夫人去世时，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远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除了妻子之外，梁启超还有一妾，名唤王桂荃，系李蕙仙带来的陪嫁丫鬟，1903年，王桂荃在李蕙仙主持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由于梁启超对外倡导一夫一妻制，自己却享齐人之福，因此王桂荃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隐秘，直到李蕙仙病逝后方才被扶正。王桂荃性格温顺贤良，为梁氏生了六个子女，梁氏一家都很敬重她。
梁启超的生命中还有一次出名的艳遇。
1899年底，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在此他邂逅了保皇会中一位何姓侨商的女儿何惠珍。何小姐芳龄二十，美丽高雅，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操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她仰慕梁启超的文章人品，曾在报上匿名用英文为梁启超撰文辩护。梁启超在檀香山宣传自己的改良主张的时候，何惠珍在他身边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非常默契，情愫渐长。
受西方教育的何小姐少了几分中国女孩的含蓄，她大胆向梁启超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当知道梁启超已经结婚后，甚至表示自己愿意做小，只要能跟梁氏在一起就可以了。梁启超又是幸福又是苦恼，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把情况告诉她。李蕙仙回信竟然劝梁启超娶何小姐为妾，她也觉得有这样一位精通英文、知书达理的贤内助，对梁启超的事业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妻子的贤惠让梁启超更感惭愧，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忍痛拒绝了何小姐。他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数日后，梁启超将自己的小像赠与何惠珍，何惠珍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两人含泪而别。梁启超自称活了二十几年，从未对一个女孩如此心动，“几乎不能自持”，这次分别想必对他也是刻骨铭心的。
梁启超共育有五子四女，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出了三个院士，堪称佳话。梁启超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女，在他去世前的六年间，他有五个子女在国外求学。梁启超非常想念他们，不断地给他们写信，每封信都充满父亲对子女真挚的爱。在信中梁启超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孩子们那种浓烈的父爱。
日常生活中，梁启超能够细致入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引导自己的孩子往自己感兴趣的道路上发展，并为之作出妥善的安排。他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说教和指责，总是以鼓励的方式让他们战胜挫折。在知识训练之外，梁启超也注意孩子的道德培养，让他们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及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
同样的，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也是爱护有加。蔡锷将军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两人感情甚笃。戊戌政变后，蔡锷追随梁启超到日本学习和生活了六年，后来两人又曾一起密谋倒袁。蔡锷英年早逝后，梁启超十分悲痛，他称蔡锷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1923年又倡议在京创办了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在梁氏“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也悬挂着他请人绘制的蔡锷戎装油画像。
梁启超入清华国学院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师了，但他跟学生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拉远，他对青年学子的关怀与照顾让很多人感激涕零。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有些学生生活困难，就安排他们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王力、刘节等人都做过这项美差，每月可得二三十元，周传儒有个兄弟也在北京读书，费用很大，梁启超让他当总负责人，每月可得五六十元。当然，这笔钱都是从梁启超的私人腰包里出的。
周传儒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月薪80元，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但梁启超仍然觉得弟子工资微薄，于是介绍他到暨南大学当副教授，月薪200元，一年后周又升为教授——暨大校长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
在“饮冰室”书斋旁，梁启超自建三层欧式藏书楼一座，内有藏书十余万卷。大多爱书如命的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的藏书轻易给别人看，但是梁启超却允许自己的学生们自由浏览其藏书，就连一些珍本孤本也不介意学生借出。梁启超甚至还把一些价值不菲的珍本送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谢国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又在梁家跟任公学习了一段时间，兼当梁家的家庭教师。一年后，梁启超推荐谢国桢到南开中学高中部任教。临行前，梁氏以自己珍藏的《宋拓游相本纯化阁帖》相赠，此帖极珍贵，上海书店曾借去影印，梁启超都不舍得。另外一个学生余永梁作了几篇关于甲骨文的考释，梁启超很是欣赏，把自己所藏的《殷墟书契》全套送给了他，勉励他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