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少有的全能型人物，上马能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下马能安邦定国，兴国利民。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还练得一手好字，书法造诣可与唐朝的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比肩，所以他头上的三顶帽子——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个个都不是虚的。
不过，金无足赤，一生勤政爱民的李世民也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他通过欺骗的手段搞来《兰亭序》一事极其不厚道，堪称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关于这件事，画圣阎立本还专门做了一幅《萧翼取兰亭图》，现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即兴之作，说来也巧，这年他正好33岁。《兰亭序》共28行，324字，无论是文笔还是书法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是一件集艺术性和视觉性于一体的精品，无怪乎后人评价为“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据说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也是相当满意，曾经反复重写了好几遍，但总是达不到自己第一次的水平。对此，他本人也不无感叹地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对于这件神仙馈赠的礼物，视为传家宝，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后来他的七代孙智永出家做了和尚，临死前将《兰亭序》传给自己的弟子辩才。中国人普遍对书画珍品都有独占心理，自己欣赏是可以的，拿出共享是没门的。占有了不行，还要让自己的名字随着这些宝贝流传百世，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很多书画古董的时候，总能见到上面盖满了大大小小、有圆有方的戳子。辩才和尚也不例外，他把《兰亭序》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为了长久地占有，就在卧室房梁上凿了一个洞，藏入其中。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独自欣赏一番。
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拿刀的机会少了，拿纸笔的机会就多了。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尤其崇拜王羲之。当玄奘取经回国后，他特意造了一座大雁塔，想用王羲之的字体刻在塔上，于是想尽各种办法从民间搜集了1300余帖王羲之的真迹。既然是收藏，就一定要收到最好的藏品，找到《兰亭序》就成了唐太宗的终极梦想。皇帝想打听东西自然不是难事，很快他就知道了《兰亭序》的下落。此后，他多次派人去和辩才和尚谈判，每谈一次，价格抬高一次。
作为一个出家人，辩才的愿望除了早点成仙，就是多占两天《兰亭序》。对于第一个要求，唐太宗当然满足不了，辩才和尚总是以不知真迹下落为回应手段。唐太宗号称“天可汗”，名声好得要命，对于死不合作的辩才当然不能明抢。他想到了一个人——御史萧翼。这人平时点子多，曾为自己立下不少功劳，做这种事是手到擒来。萧翼也不推辞，和唐太宗要了几幅王羲之的真迹就上路了。
萧翼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抛砖引玉”，所谓砖，就是他手中的几幅真迹。他化装成一介书生，坐船来到辩才所在的湘潭永欣寺游玩。辩才懂书法，他也懂书法，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话友。
曾经有一次，辩才和他做抽字赋诗的游戏。辩才抽到了“来”，随口吟道：
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把云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然灰。
萧翼则抽到了“招”，毫不示弱地回道：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仪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自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
两人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两人如此投机，很快就从话友升级成了莫逆之交。萧翼经常出入辩才房中，其他小和尚也见怪不怪了。
眼见时机成熟，萧翼终于亮出了手里的“砖头”。一天，两人聊来聊去就聊到了书法上，萧翼说自己有几幅祖上传下来的王羲之杂帖，不知道是真是假，希望辩才鉴别一下。辩才看了看，得意扬扬地告诉他，真迹是真迹，可惜不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我有《兰亭序》，你有吗？看到鱼上钩了，萧翼故意装出不信的样子，说什么此帖历经200年，说不定是赝品。辩才火了，让他明天来看。
第二天，萧翼按时赴约，辩才蠢老头子当着他的面从房梁上取下铁匣子，拿出《兰亭序》给萧翼过过眼。萧翼记下了藏帖的位置，趁某天辩才离开的机会，骗看门的小和尚说辩才忘了带净巾，让自己来取，然后混进卧室中，手脚麻利地偷走了老和尚的命根子，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唐太宗手里。皇帝大人龙颜大阅，提升萧翼做了员外郎。对于丢了宝贝的辩才和尚，他装作心胸宽大的样子，赦免了欺君之罪，额外赏赐了绸缎3000匹，稻谷3000石。没了命根子，要一堆钱有什么用？过了1年多，老和尚就气死了。
虽说手段不厚道，但毕竟得到了自己的心爱之物，唐太宗心中的喜悦早已淹没了愧疚。剩下的生命里，他一直占有着《兰亭序》，死后又下诏带进自己的棺材里。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温韬掘开了唐太宗的昭陵，从此《兰亭序》下落不明。
千年前的对日大捷
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3000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16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如果没有中华民族亿万之众的浴血抗击，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1300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2万多（汉军1万多，新罗军不到1万），对倭军、百济联军7万多（倭军5万，百济军2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船400多艘，四战皆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堑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123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个小国稍加留意。
半岛也三国——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这些话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100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杀死。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6万，水军4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 兵15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本准备集30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连兵，攻取新罗30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58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5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35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