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白汝瑗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诗集，是关于一个人、一个非凡的人物命运的传奇故事。
他曾经是一位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耀眼明亮得如一座晨星。但很快他就消逝了，消逝得缈无踪迹。1982年诗人的侄子在英国牛津的书店发现了他--他的名字和他的七首诗被收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中。后来又有人在国内十余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新诗名篇选集和新诗览赏辞典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诗。
诗人的名字叫“玲君”，而生平介绍只有略略数语，有的干脆为“生平不详”。读者不会想到，这个曾燃烧着青春激情的诗人，已垂垂老矣，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其实诗人就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曾和他一起写就一部大的诗篇，那部诗还没有写完，我们还在继续。
“玲君”是白汝瑗同志的笔名。应该说，他是我的前辈，我是他的传人。在黑龙江日报60年的历史中，他是第九任总编（当时没有社长），我是第十九任社长。他任职在1957年到1965年，那正是中国高歌猛进又风雨交加的年代；而我任职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风调雨顺的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的经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一直以为白汝瑗前辈是最具资质的省级党报的总编辑。他青年时代就读于南开中学、辅仁大学，后来在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斯诺曾是他的老师。他同学中的文友有曹禺、端木蕻良。他于1936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赴延安抗大、鲁艺学习。后来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山东大众日报副总编、胶东大众日报总编。抗战胜利后，他曾到东北、中南工作，历任安东日报总编、东北日报副总编、长江日报副总编、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黑龙江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黑龙江日报总编。有这样资历的省报总编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
也许作为省级党报的领导者最精彩的表现，是他在1957年7月的干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办报思想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10条办报纲领：我们报纸的性质是省委机关报，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报纸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纸上开展自由讨论，把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引向正确的道路；报纸应在共性的基础上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报纸不仅要有政治标准，也应有技术标准；在报纸上和报社工作中，经常开展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工作中贯彻全党办报方针，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在省委领导下独立负责；依靠群众办报，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指导我们工作的思想是力求有功、力求无过，反对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自由主义……可惜在这之后的反右斗争中，他的办报思想受到批判，他报纸改革方案夭折，改革的骨干被打成右派。不屈不挠的白汝瑗，在1960年3月再次发起办报思想的大讨论，他又提出了“新、全、高、快、短、活”的办报“六字要诀”。做为中国党报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他深知我们的长处，也深知我们的弊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勇敢地提出了符合新闻规律的“六字要诀”，是需要非凡胆识的。白汝瑗的报纸改革如春风化雨，让黑龙江日报面目一新，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为全国新闻界瞩目。这之后黑龙江日报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集体。白汝瑗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照片，成为黑龙江日报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作为后来人，我们曾以白汝瑗同志最早引领了省级党报的改革而自豪。
黑龙江日报是一个文脉深厚的集体，我们其中不乏诗人作家。但是谁也不知道，身材不高，精神矍铄，宽边眼睛后一双明眸的老革命白总编曾是一位诗名赫赫的大诗人。著名诗人、资深编辑陆伟然回忆说，从1960年到1966年前的五六年，我当诗歌编辑，没有听到过他对本报发表的诗，全国报刊发表的诗，以及出版社出的诗集，谈过任何意见。他们认识了27年，一直到1987年11月20日，在省报刊登的白汝瑗的讣告上，他才知道白总编写过诗，出过诗集，笔名为“玲君”。他说：“得知白汝瑗就是玲君，我曾经好一阵不平静。与诗界明星在一起生活多年，竟然擦肩而过，全然不觉，激动中充满了遗憾与悔恨。”
现在我们打开尘封了68年的白汝瑗先生的《玲君诗集》，一个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浪漫青年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他怀揣着的那本他的成名作《绿》，是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诗集，上面收集了诗人于1934年－1937年间创作的53首诗。这期间这个十九岁到二十一的大学生为寻求光明正从北京流亡到上海到重庆。他在诗集的“前记”中说，我写的是“一束脆弱的记忆”，是“呈现在朦胧的雾中的鲜花”，“是一封封对于世界、人生及其所生活的人的问讯”。玲君的诗成了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的心声，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现代派的诗作、象征派的风格，当时就受到闻一多先生的赏识，并把其中的三首选编到自己主编的开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诗抄”中。到了二十世纪末，文学界的诗歌评论家、选家在打理中国本世纪的诗歌成果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玲君当年的诗作，尽管他已“下落不明”和“生平不详”，尽管他自己都忘却了“自己”。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那种风格诗歌的杰出代表，是一座高山，是不能被忽略的，是不能被越过的。于是在诗歌的“博物馆”里我们又看到了闪光的他。
1982年当白汝瑗在英国留学的侄子给他寄来选有他的诗的书，1984年当年白汝瑗在辅仁的同学从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他的《绿》并给他寄来了缩微照片，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当年自己的诗。白汝瑗激动得夜不能寐，他想起了遥远的过去，他要重新出版自己的诗集《绿》，他写好了“后记”，他说：“将近半个世纪前出版的这本诗集，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已经被忘却了又被重新回想起来的纪念。”“我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寻梦者，体现在《绿》中的是我对理想、幸福、艺术爱好的问询和向往。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不会有回音，也不可能实现。在抗日战争烟火正在燃烧的时候，我通过一首题为《前行--给重庆的友人们》的诗，把自己的理想、希望和志愿寄托和期望于：
纵然前面海浪卷来岁月的苦艰，
不能把我们钢铁一样的意志冲散，
这一串铁环坚固地连系着直到永远--
直到实现了那个新生的民族的春天！”
在这篇“后记”中，白汝瑗欣喜地说：“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来临了。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祖国满园春色。我的心情恰如戴望舒的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经衰老的时候。”
可惜，一年后衰老的诗人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了，那时他圆梦的诗集还没有出版。感谢他的女儿以群、以众和外孙女范昕在白汝瑗的老同学老朋友的帮助下，又经过了二十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出版这部《玲君诗集》，不仅让《绿》中所有作品重现风彩，还收入了诗人在重庆完成的新诗，收入了评论家对诗人作品的评论和亲朋好友对他的怀念。读过这本书，我们会重新认识白汝瑗，认识了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大诗人的白汝瑗。欣喜、忧伤和缅怀的情感一起向我们涌来。
合卷而思，心潮难平，我和诗人陆伟然和评论家彭放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玲君到了延安以后就不再写诗了？为什么把自己的诗名隐藏的那样深？白汝瑗的侄子、就是在英国发现他的诗集的白以龙（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悼念叔父时写了这样一句诗：“天殷动地飞琴韵，国难驱才弃诗文。”白汝瑗的女儿以众在回忆文章中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迷惘、困惑，尤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促使他放弃了优雅舒适的生活，离开亲人，迎着硝烟中的炮火，走上了寻求真理，实践于社会的坎途，由子夜中的寻梦人，变成了革命的实践者。”白汝瑗自己写给老同学、北大教授郭心晖的信中说：“因为你是诗人，所以你对我的诗的看法，我是尊重的，你对我的诗的欣赏，我是高兴的。我认为自己诗集的主题思想是：对当时黑暗环境的抗拒和对未来理想幸福的憧憬。诗中表达的抗拒是消极无力的，所追求的理想是迷惘和不明确的。诗集正好出版于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这就是以后我写不出那样的诗和现在我还珍视它的缘由。”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白汝瑗是把一个追求光明的浪漫青年的诗情，化作了投身大革命投身大时代的革命激情。国难当头让他放弃诗文，在他看来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那是一篇更重要的诗篇，他只能忘我地为此投入所有情感。这样看来，白汝瑗作为一位有远大抱负的革命者，放弃了自己的诗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也许，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的人文环境来思考一个诗人“夭折”的原因。我从一位老报人的回忆文章中看到，作为总编辑的白汝瑗经常上夜班，有时为了一篇一版头条电稿的标题，改了又改，推敲两个多小时。在那样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谁还有诗意！白汝瑗的女儿以群在回忆中说：“1972年初，父亲刚刚恢复工作担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又成了‘反复辟’的重点对象，在校园内随处都是父亲的大字报，面对围攻的声浪，一夜之间，父亲脱落了三颗牙齿，第二天还照常工作。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家中时常回荡着父亲的琴声--《我的祖国》。”面对残酷的政治风云，白汝瑗喧泄自己愤懑和忧郁的只有琴声（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没有诗意！此情此景让人想起鲁迅的诗句：“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其实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别说玲君无诗可写，就是那些职业作家和诗人，又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呢！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者，他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对“小说反党”的批判……他的“不写”，也许是无奈的选择和规避风险。
“玲君--白汝瑗”，是个不难解的迷。
在写这篇文章时，黑龙江日报的同仁还沉浸在六十年庆典的喜悦中。我们以白汝瑗曾统领过我们而自豪。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优秀的报人，也是一位永恒的诗人。
2005年12月
（《玲君诗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龚江红、吴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