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奇迹。行使权力和来自责任的压力显示出他所固有的掌权的雄心和意志。罗斯福的朋友们一直认为不值得去探索他的雄鹰童子军的快活性格和常青藤联合会的学生胆怯心理的根源，他们若是进行这样的探索，就会发现罗斯福热衷于政治，他用成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过政治及其实践。在那些年代里，他养成了敏锐的头脑，使他能够对美国人民的想法作出敏锐的估计。虽然他由于身体残废和所处的地位不能同美国人民同甘共苦，但是他具有能够想象人们的兴奋、挫折和需求的天资。若是他像对政治那样对法律或商业也给予很大注意，他肯定会在其中一个领域同样地赫赫有名。然而，罗斯福的经历和行为准则使他不便公开表示他正为掌握政治作出认真的努力。
艾赛亚·伯林爵士认为，罗斯福属于像赫尔岑·米拉波以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这类贵族改革者之列。“他们心胸开阔，慷慨大方，而且首先是表现出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明智的开朗性格”，他宣称，“与此同时，他们在理智上支持一切即将出现的进步的、反抗的、新生的和未经试验的事物……”在许多方面，罗斯福同本杰明·迪斯雷利相似。他们都是贵族——罗斯福出身于贵族家庭，迪斯雷利靠个人奋斗成了贵族，他们都为改革而斗争。他们都具备演员的天资，并给政治带来色彩和刺激。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原则，倒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无限热情。他们都喜欢权力，为取得和利用权力而巧妙地施展手法。他们都被攻击为装腔作势的人，他们既受到人们的敬仰，又受到人们的憎恨。最重要的是，这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明白，政治手腕的高峰是打着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幌子掩盖政策的变化。
罗斯福进入白宫意味着“新政”的开始，这不仅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新闻界来说也是这样。他一当上总统，就宣布要改变沃伦·哈定定下的书面提问的规矩。但是未经他许可，不准任何人直接引用他的话，罗斯福和新闻界的关系与赫伯特·胡佛和新闻界的关系形成明显的对照。当萧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胡佛对来自社会人士批评的反应是不愿向新闻界提供消息，这使得来访记者的工作更加困难。罗斯福因为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并对记者的心理十分了解，所以很快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钦佩。就像他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他很快就和经常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以教名相称，甚至喜欢和他们打打嘴仗。海伍德·布龙说，罗斯福“是个出色的报人”。
罗斯福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在颇大程度上归功于史蒂夫·厄尔利。厄尔利就是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团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他敦促总统给记者们打开通向白宫的大门，不再采用书面形式提问，并要总统改变白宫的气氛，使记者们“作为君子受到欢迎，而不是作为间谍受到怀疑”。更重要的是，厄尔利知道怎样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万一他不知道，他也不怕去问总统。在为罗斯福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厄尔利也非常得力。他为总统准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向总统介绍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准备好答案。
罗斯福通常是诙谐幽默的。但他喜欢用锐利的语言对付批评他的人。有时，当记者想要从他嘴里得到消息时，他也会说些刻薄的话。他会说：“这是个未经确定的问题。”或者说“请不要盘问”。对行为越轨的人，他会说“戴上你的傻瓜纸帽，站到墙角上去”。罗斯福讨厌专栏作家。但有一次他批评专栏作家时，却讨了个没趣。代表新英格兰几家报纸的梅·克雷格说：“可是，总统先生，你家里也有一个作家啊！”这是指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栏《我的一天》，这一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也像与新闻界的关系一样随便。实际上，内阁会议不起什么作用，因为罗斯福喜欢与个人或一小批人，特别是与各部门的领导人商量问题。内阁的作用在美国历史上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它应该是个协商机构呢，或者仅仅是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乔治·华盛顿喜欢征求部长们的意见，而后来的总统们都认为这些人太专业化，太注重他们本部门的业务，以至于未能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们都坚持设法利用内阁作为一个协商机构，罗斯福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的体会很快就与他的前任的体会一致，内阁会议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罗斯福总是在全体内阁成员围着桌子坐定后才让人推着轮椅进入会议室，而且经常是一进会议室就开始讲话。有时他先讲一个他刚听来的故事，也偶尔一开始就谈他想商量的一个计划，接着，他就会转向高级官员、国务卿赫尔，兴致勃勃地问他：“科德尔，今天有什么想法？”赫尔讲完后，他会按次序让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所讨论的只是些普通的日常事务。因为经常泄密，罗斯福很少在内阁会议上谈论保密的事情。副总统加纳把消息透露给国会山上的老友。哈罗德·伊克斯在会上听到的消息也会出现在德鲁·皮尔逊撰写的政治闲话专栏里。
内阁会议多半被用来听取各个成员的报告，很少去讨论政策。1935年，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冷酷的事实是，我们都很少就重要事情发表意见。我们从来都没有畅所欲言地讨论政府政策或是政治战略问题。总统总是自行作出决定。就内阁而言，他未曾和顾问们商量……事实上，我从未想到要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政府中的重要问题。显然，其他阁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下午五点半到九点开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总统可以松口气。他在就任后不久修建起来的水池里游上一阵，有时也在那里处理事务。当他的远房堂弟尼古拉·罗斯福从匈牙利回国后，罗斯福在游泳池里和他一起嬉戏时听取他的汇报。接下来是按摩，稍打个盹，然后就是“孩子们的时间”了：在他的书房中喝鸡尾酒。他对自己调鸡尾酒的本领感到满意。他比较喜欢马丁尼酒或是用古旧方法调出来的鸡尾酒。他只喝两杯烈性酒。据说他有两种不同等级的杜松子酒。好的一种是用以款待他喜欢的客人的。总统在喝鸡尾酒时抽空出去喂喂自己心爱的苏格兰种犬——法拉，并教它学做各种动作。
有时他和家里人在自己的餐厅里或在楼下的国宴厅里共进晚餐。在正式场合，总统在客人抵达之前已在桌旁就座了。晚餐后，客人就离开餐桌。罗斯福也放下餐巾，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罗斯福夫人经常邀请一些想与总统会晤的人共进晚膳。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也在白宫的餐桌上出现。一次，有位官员被安排在某位年轻妇女旁边就餐。她看上去非常紧张。那位官员问起她干什么工作，她回答说：“我是布鲁克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营养学家。”
罗斯福夫妇二人对他们吃的东西都不太考究。有一次总统说他的消化力能和十头牛匹比——白宫的烹调也反映了这么一点。“普普通通”和“平平常常”这两个很客气的字眼是用来形容在内斯比特夫人指导下准备出来的菜单的。在白宫呆过一段时间的人说，他们一看饭桌上摆了什么菜就知道那天是礼拜几了。1937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应邀去白宫进餐。他形容吃的东西是“我所吃过的最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喝了淡如雨水的汤，下一道菜是像胶皮一样难啃的鸡，用蔫了的菜做的沙拉，还有一块由慕名者送来的蛋糕。这个慕名者十分热情，但却没有什么手艺。”最后，连罗斯福也不满意了。当他招待显要客人的时候，他从外面请来一位厨师。在他母亲去世后，1941年，他从海德公园叫来一名厨师，安排在白宫三楼的家庭厨房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改变时间表以前，总统喜欢去看第二楼宽敞的大厅里放映的电影，那儿几乎每天晚上都放映电影。他特别喜欢新闻片和米老鼠动画片。他看了查理·卓别林演的《大独裁者》后非常高兴。他最喜欢的演员是默纳·洛伊和沃尔特·休斯顿。一次，凯瑟琳·赫伯思应邀到海德公园出席野餐。她从一架降落在赫德森河上的水上飞机上下来，涉水上岸，到斯普林伍德时光着一双脚，衣服还有点潮湿。他对她简直入迷了，亲自开车送她到瓦尔——基尔共进野餐。当他母亲也在看电影时，他会开玩笑似地说些有关电影中的女人体态多么迷人之类的粗话来逗乐她。如果她不喜欢那一部影片，他的仆人就会扶他走进书房。他在书房中处理文件、报告，或是整理他收集的大量邮票。
国务院奉命将邮件上的罕见邮票送到他家里去。邮政部一出新邮票也总是先给他送来。他为新邮票提出主题，还抽时间去看设计，他自己甚至也设计了几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的一位官员建议盟军去占领一个美利坚感兴趣的岛屿。罗斯福说：“不，不是那个岛。不如占领那个岛附近的曼格里瓦岛。”这位新西兰人从来不熟悉这个岛的名称。罗斯福回答：“哦，这个岛在土阿莫士群岛，在邮政上属塔希提管辖。因为我集邮，我晓得这个地方。”
罗斯福通常在午夜前后上床睡觉，但在熄灯前，他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和埃莉诺聊卿天。或者看看报告，或者阅读书刊。他在睡觉方面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他对一名助手说：“我醒着的时候，就不停地工作，尽力而为……该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罗斯福很想在温泉度个假，或者乘坐巡洋舰作一次长途旅行。但他总是回到海德公园，那是他的家，他向往的地方。他一向对这个地方抱着一种乡恋的感情。即使在他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并各自独立生活后，这里还是他们带着子女来度暑假或其他假日的地方。特别是在圣诞节，总统常在炉火旁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夹杂着夸张的动作念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成了一个传统的节目了。这时，小孩子们伸长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喜欢让来访的朋友们乘坐他的用手操纵的福特车去参观他的庄园。他会轻言细语地说：“多美啊，你看这有多美啊！”他在海德公园投票选举时，在职业栏上填写“林场主”，但是，在四次总统选举中，他只有一次在选民坚定支持共和党的达切斯县获胜。可是在温泉所在地，佐治亚州的马里韦瑟县，他却能轻易地战胜对手。
萨拉·罗斯福活到87岁。她作为“总统的母亲”真使她由衷地高兴。在她的坚定的共和党朋友中，她是她儿子的个人啦啦队，从来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批评他一句。她平素很傲慢，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她自己的看法。当有人问到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对海德公园这一支罗斯福家族的敌对情绪时，她说：“我想像不出他们敌对的起因，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仪表比他们体面些。”但是她一向看不惯那些到海德公园来访的政治家们。当总统招待休伊·朗的时候，她不满地问：“坐在我儿子旁边的那个面目可憎的人是谁？”她的儿媳带回家的一些客人也使她满不高兴。总统妈妈咕哝说：“这些客人是儿媳从哪里弄来的？”
罗斯福的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家里共有17桩婚事——使他的批评者有了不少的攻击材料。埃利奥特最令人头痛，他是最不听话的孩子，从格罗顿学校出来后，他就不想再上大学了。他和安娜一样，年龄还小就匆匆结婚了。大概在他父亲第一次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他抛下定居在纽约的妻子和孩子，前往得克萨斯州，他在那里声明不仅要办离婚手续，而且马上又要和另一女人结婚。虽然在美国上层社会中，离婚的事情不是罕见的，但在总统的家庭成员中还是第一次。于是罗斯福的反对者就抓住了这一机会大做文章。虽然他和埃莉诺对孩子们的婚事感到很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干涉。也许这是由于萨拉·罗斯福过去对他们的生活干涉得太多的缘故。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在谈到他们撒手不管孩子的婚事时说，“我也许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当有人向总统问到他孩子们的问题是否已对他造成政治损害时，他回答道：“我相信应该用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来衡量一个政治家。”
埃莉诺说：“他们没有真正扎根于任何特定的家（他们一家人总是住在属于萨拉·罗斯福的住宅里），而谋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家，这就使他们这几个孩子更加需要迅速地自谋生计。”她又说，这些孩子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父亲的关怀，因为在他们成长时期，富兰克林忙于同小儿麻痹症作斗争，后来，他的时间花在政治上，并集中精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孩子可能拿他们在会见爸爸前必须先约定时间这一点来开玩笑。但是罗斯福是作了各种努力来保持与家庭的密切关系的。他每月给他们写两次信，如果他们在华盛顿，他在晚饭前休息时，就与孩子们一同游戏。虽然他总是很热情、很亲切；但是，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放松警惕，不跟他们谈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埃莉诺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孩子请爸爸就他自己的问题提些意见。总统在仔细听了以后，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说：“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我想听听你对这份文件的意见。”这个孩子对于受到这样的对待感到生气，他愤怒地对母亲说：“我永远不再找爸爸谈我个人的事情了。”
华盛顿的一位记者在《幸福》杂志上说，1933年6月的一个雾天，他在坎波贝洛与一个姑娘在森林中散步。
突然，在雾中不到五码远的地方，现出总统的福特牌轿车，总统的卫士、大个子格斯·杰内里奇靠着汽车轮子睡着了，汽车旁边是总统。他坐在树干上，两腿向前伸出来，双手捂着脸。突然，在他们移动之前，他双手放下，他的两眼凝视着几步之外的他们的眼睛，但却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就像一个人的脸端详着你，而由于一种闪光没有看到你一样；在他的口和前额上有一副怪相，就像一个人想看到他头脑中的某种东西，并感到十分痛苦。突然，他们可以看到他的双眼在凝视，而且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咔哒一声关上一样，他的眼神又有了笑意，他喊道：“你好，比利，摘花吗？”他们转身离开那里。他们可以听到他在他们后面的云杉林中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