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把他自己比作橄榄球四分卫，他知道下一步比赛该怎么进行，但是不能再为后面的比赛制定方案，因为后面的比赛将取决下一步比赛的进展情况。
罗斯福的思想基础是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传统。虽然他不像前者那样才华横溢，也没有后者那股道义上的热情，但是他使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确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是取代右的或左的极权主义的可行办法。
“新政”反映了罗斯福总统对理论思考的厌烦情绪。虽然它标志着美国改革的顶点，并使美国的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是关于它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地位，至今仍争论不休。它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是历史上几次成功的渐进主义革命之一，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特别是集中在总统手中。美国从一个由个人主义者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关心社会的大家庭，接受了福利国家和计划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方针就在于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新政是天真、人道主义、注重实践和愿意用社会和经济试验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从来不是一名理论家，他的脑子里可以同时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他被扣上了种种帽子，有人说他是资本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保守分子指责说，他在执行1932年社会党的纲领——这种指责使诺曼·托马斯大发雷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轻蔑地说：“罗斯福除非坐在担架上执行社会党的纲领，否则就无力执行。”雷克斯·特格韦尔说：“总统勉强地采取了赤字开支，每走一步路他都加以抵制——哈里·霍普金斯、伊克斯和许多新政执行者都能证实这一点。”
作为革新者和保护者，罗斯福发给美国人民一副新牌，而他自己却使用那副旧牌。1934年，他说：“新政……谋求使社会、富人和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结成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志愿兄弟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并肩奋斗。”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他强调了新政的保守主义。1936年他在竞选时宣称：“在私人获得裨益和自由企业制度被拖到崩溃边缘之后，正是本届政府挽救了这种制度。”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渴望实现预算平衡，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已把普通政府活动费用控制在最低水平。他承认，由于一项平行的应急预算，扶贫济困的开支很大，但只是为了防止人民挨饿才采取了这种措施。罗斯福不想造成一支长期领取救济金的大军，他冀望使情况恢复正常，这导致了1938年的经济衰退，几乎抹掉新政的成就。
罗斯福对当代传记作者埃米尔·路德维格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社会制度。他说“文明就像一棵出现枯枝烂叶的树一样”，激进分子说：“把它砍倒。”保守分子说：“不要动它。”开明分子采取折衷的办法：“让我们把它修剪一下，这样我们既不会失去老树干，也不会失去新枝。”
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使得罗斯福不得不超越中产阶级改革主义的范围，在陌生的领域实行改革。他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想被城市政治机器和托拉斯这些老恶魔分散精力。进步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确保市场上的竞争并且保护农民和小企业家，而新政却利用政府权力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正如卡尔·德格勒说的那样，在罗斯福领导下，联邦政府“成了社会上一支刚健而精悍的力量，给予社会以活力；如果有必要，在普及福利要求时取代私人企业”。
新政是为应付一种紧急状态而制订的，它的执行者和罗斯福本人一样，拒绝教条主义的做法，因此它的发展格局既不清楚，也没有系统。尽管如此，它并非毫无原则的，罗斯福在他生涯的早期就对美国的政治逐渐地形成一种看法，后来他从来没有背离这种比较完整的看法。他把自己视为近代的杰斐逊，肩负的任务是极力维护美国的民主，防止汉密尔顿分子为他们的自私目的而控制政府。由于有这种观点，他对人们暂时的怀疑并不感到忧虑。
罗斯福在执政的第一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他召见了白宫首席守门人帕特里克·麦克纳。麦克纳刚一进门，总统就前去迎接，亲切地称他为“帕特”。他几乎晕了过去。他在白宫工作大约30年了，还是头一次听到总统称他为“帕特”。在一个星期内，罗斯福对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和服务员——统统称呼其教名或绰号。他们大家都觉得总统待人很亲切。
最初，总统给他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之一是：如果遇到困难户给白宫打电话请求帮助，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罗斯福说，若是有人陷入绝望而给总统打电话，那就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想办法给予帮助。白宫多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有的是土地赎回权眼看要被取消的农民打来的，有的是即将失去住宅的住户打来的，罗斯福夫人亲自接过一些这样的电话，通常她总是能想出办法减少一些繁琐手续，为他们提供援助。
在白宫长期居住的人除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外，还有路易斯·豪和利汉德小姐。路易斯·豪感到，住在林肯厅“就像豆荚里的一粒豌豆一样”，空空荡荡，后来他把床搬到附近的一间化妆室里；利汉德住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安娜·罗斯福·多尔和她的两个小孩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也长期住在白宫里。人人都把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称为西斯蒂和巴齐。安娜结婚六年之后开始同丈夫柯蒂斯·B·多尔分居。1932年竞选期间，她爱上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伯蒂格。埃莉诺·罗斯福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她很喜欢伯蒂格，说他是和她有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的人。多年以后，安娜和约翰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谈他双亲的爱情时写道，这种爱情也许使埃莉诺看到了她曾幻想和十分向往但又从未变成现实的那种亲密关系。安娜和约翰·伯蒂格都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伯蒂格离开了《论坛报》，1935年他们结婚了。《论坛报》后来已成为新闻界对总统批评最强烈的刊物了。
白宫里的房屋严重失修，破落不堪。埃莉诺从达切斯县雇来的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发现古旧的厨房到处都是蟑螂，并且抱怨说，她无法保持公用房间的清洁。在罗斯福搬进去之前，白宫没有图书馆。一名守门人兼任总统的理发师。罗斯福夫妇在白宫居住的12年中，二楼居住区看上去同海德公园的房子一样，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极不雅观。墙上挂着全家合影、孩子们和孙儿孙女的照片和海军的图片，此外，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和军舰模型。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籍和杂志，有些是过期几个月的杂志。家具不太精致，其中一些是罗斯福家中的。有几件家具，其中有总统的床，是在维尔—基尔家具店定做的。埃莉诺把她祖父老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挂在门罗厅，门罗厅成了罗斯福家的起居室。本来她打算把她祖父的画像留在第六十五街的房子里，后由于那座房子要出租，她丈夫坚持己见地说：“你不能把你祖父租出去，让我们把他带走吧。”
在白宫二楼，既豪华而又均匀的椭圆形客厅成了总统的书房。墙上挂满了他个人收藏的海景画和海军图片，壁炉台上放着一个驱逐舰模型。其中一幅画的题目是“五月花号归来”，描绘了1917年第一批美国军舰到达欧洲水域的情景。它使人们想起他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日子。门上面挂着埃莉诺小时候的一幅画像，她披着一头自然卷曲的淡发，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身米色的皮肤。有一天，罗斯福看见弗朗西丝·珀金斯仔细地观看那幅画像。“我始终喜欢埃莉诺的这幅画像”，他说。“……这才是埃莉诺的真实写照，你知道，可爱的头发，美丽的眼睛。”书房里有两张写字台，一张是按杰斐逊的旋转写字台复制的，另一张是用“决心号”的橡木做的，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决心号”是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用过的一艘船。
书房和总统的卧室之间有一扇门相连，总统卧室的陈设非常朴素。除床铺以外，主要的家具还有一个笨重的衣柜（白宫里没有壁橱）、一把摇椅和一张床头桌。床头桌上堆放着几本书、一本用旧的祈祷书、几支铅笔头、便笺、阿斯匹林、滴鼻药水、一杯水、香烟、烟灰缸和两部电话。在维多利亚式的大理石壁炉上放着罗斯福收藏的小猪模型，后面摆着全家和朋友们的照片。门上方挂着他父亲的有名的跑马格洛斯特的尾巴。
通常总统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在他早晨喝咖啡和吸第一支香烟之前，精神通常不饱满。著名的烟嘴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因为他的齿龈一触即痛，烟嘴上装了一个软头。他一边在床上吃早饭，一边浏览早报：《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和《先驱报》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沃尔特·李普曼和弗兰克·肯特这类专栏作家和报纸社论特别使他感兴趣。路易斯·豪还给他提供全国各地报纸的评论摘要，后来被称为《每日号声》。冬天为了御寒，他在睡衣上披上一件旧的灰色套衫，而不穿晨衣，因为这件套衫穿脱更方便。罗斯福纵容自己的孙儿孙女打断他早晨的活动。住在附近的套间里的埃莉诺有时不得不为他解围。一天早晨，她听到丈夫的卧室里传来喊叫声和呼救声，过去一看，两个小女孩正在他床上蹦蹦跳跳，叫喊着：“他是我爷爷！”“不，他不是你爷爷，他是我爷爷！”受到骚扰的总统正在设法用一只手保护他的早餐托盘，一只手拿着电话。“哈基，请等一等，”他绝望地告诉接线员，“我现在不能同巴黎对话”。
如果是星期二或星期五，厄尔利总是要谈谈总统很有可能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的问题。平常总统审阅文件一直到大约十点半，然后乘电梯下楼前往西厅办公室。总统每隔十五分钟接待一批来访者，但是由于他喜欢谈话，也喜欢和陌生人见面，他总是要延长谈话时间。有时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来访者插不了几句话。他讲起话来就像一个人在解冻后站着一块块浮冰过河一样，一会儿谈这个问题，一会儿又谈另一个问题。众议员克劳德·佩珀当时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他回顾了为一个最得意的项目前往白宫呼吁的情况。总统已经料到佩珀的来意，在整个谈话当中却没完没了地谈起他夫人的亲戚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事情。“在我的项目方面，我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佩珀回顾说，“但是在华盛顿，我是最了解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人了。”
助手们总是为大事四处奔走。史汀生曾经担任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即将担任罗斯福的陆军部长。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对罗斯福不怕打扰仍能“把握问题的核心”感到惊愕。“他能够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作出决定并加以贯彻”。总统不喜欢冗长的备忘录，在有人向他提出简化备忘录时，他就说，“把它压缩为一页”。尽管他善于交际并用一半时间打电话，他仍同很多人保持信件来往，有时他在信件末尾亲自写上几句话。譬如，在圣诞节，他一面打开别人送来的礼物，一面口授感谢信。
下午1点钟，总统在办公桌上吃午饭，通常和客人一起吃午饭，他的午饭可能有清汤或蛤肉、一块排骨或可口的烤鳟鱼。总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午饭不吃最后一道甜食。他吃饭时仍然滔滔不绝地谈话。但是，例如雷克斯·特格韦尔就想出了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他总是吃了午饭后才进白宫的，在总统满口是饭的时候，他提出自己的见解。罗斯福不能站立起来在办公室内踱步，只得不时地提提问题，闲聊天或讲故事。同他密切交往的风险之一是不得不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讲故事时添油加醋。一些助手听到他把这些故事讲了几十遍。
有一天，伊克斯突然说：“你是个好人，但你也是一个最难合作的人之一。”
总统回答说：“因为我有时太严厉吗？”
“不是，你从来不是太严厉，你对忠于你和你完全确信忠于你的人，也不说实话，你把牌紧紧地贴在怀里。”
“复杂”和“难以捉摸”是经常用来形容罗斯福的字眼。从表面上看他是最善于交际的人，然而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描述苏联那样，他仍然是一个谜中之谜。罗斯福富有魅力的部分原因是“他的性格就像棱镜一样；从一个角度看，他折射一种颜色；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颜色变了。”威廉·菲利普斯说：“要描绘罗斯福，你得描绘三四个人，因为他至少有三四种性格。他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你常常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或者跟哪人谈话。”菲利普斯已当上副国务卿，从威尔逊时期就一直是罗斯福的朋友。弗朗西丝·珀金斯认为，罗斯福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复杂的人”。亨利·摩根索是罗斯福的一个老朋友，他说，罗斯福是“非常难以描绘的一个人……他的心情和动机非常复杂，令人迷惑不解。”
罗斯福对于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性格对他人起的作用感到很满意。可能除路易斯·豪而外，他不准任何人穿透他那贵族气派的冷漠的盔甲。有一次，他告诉摩根索：“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
“我是哪只手，总统先生？”他的老朋友问道。
“你是我的右手”，罗斯福回答，“但是我把左手放在桌子底下。”
摩根索认为，这是“我所听到的真正的罗斯福的坦率的表白，也是他的真正的工作方法”。
政治斗争增强了罗斯福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内所养成的不露锋芒的习惯——首先是防止自己受母亲的支配，其次是防止受格罗顿和哈佛的轻蔑。在他的青年时代，一些人曾拿他取笑，说他是一名智力远远不够的“印第安人”。他被视为和蔼可亲的乡下贵族。在白宫，那些很早就同他相识的人发现，他们所熟悉的这位目空一切的人物同上任后一百天里的这位干劲十足的总统几乎是判若两人。《民族》周刊的主编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说：“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当中许多很早就熟识他的人都问他是不是成了另外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