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至此,笔锋又一转:作类比论证,既然物品不能不依靠进口外国物产来丰富生活,那么治国理民,却要排斥外来客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李斯斩钉截铁地说:“现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非,不问好坏,只要不是秦国人,就一概不用,凡是客卿就要驱逐。这样看来,秦国看重的只是女色、音乐、宝珠、美玉。所轻视的却是真正最宝贵的人才。”这样有什么后果呢?李斯说:“这不是统一天下,控制诸侯的办法啊!”
秦王的最高理想是并诸侯,统一天下,而驱逐客卿,却是与理想背道而驰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振聋发聩,指出了秦王的政治短见,不由秦王不震惊。
文章到此,说理已经很透彻了,但李斯并没有完,他还有笔力再进一步用演绎推理论证秦国逐客,只会帮助敌人,把文章推向更高峰。
李斯说:“我听说国土广粮食多,国家大人口多、军队强。所以泰山不排斥土壤,才能成就高大;河海不嫌弃细流,才能成就深广,一个统一天下的人,不抛弃小民,才能显扬显威德。所以土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民不分本国外国,这就是三皇五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现在大王要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排斥客卿让他们去效忠敌国,使得天下的人才再不敢向西到秦国,这叫借兵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啊!”
一般常理,特产和人才要多多益善,李斯由此推出一个具体结论,秦国要多多益善,就不能排斥外来物产和人才。李斯还用三皇五帝普施恩惠天下与秦王驱逐人才作对照,形成强烈反差,增强说理的效果,加深秦王逐客所面临的危机,削弱自己,增强敌人。
文章结尾,强调这种危险,让秦王猛醒。李斯说:“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珍贵的还有很多;不是出自秦国的人才,愿意忠心侍秦的也不少。现在却要逐客来资助敌国,减损人员来增强敌国,使秦国国内空虚而外面又结怨于诸侯,而还希望国家不遭危险,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样结尾,再敲警钟,启发秦王由果溯因认识逐客的错误。秦王读了这篇文章,立即下令停止逐客,火速派人追回已经上路的客卿。李斯就是在半道被追回的。
余论:李斯《谏逐客书》整个论辩过程,使用了综合的推理方法,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有事实,有比喻,有正说,有反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李斯个人的官职得到恢复,而且使秦王改变了国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这篇文章充满了李斯智慧的思想光芒,是值得一读的。
《史记》——体大思精的文史名著
司马迁
(前145—前86?)
张大可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西汉左冯翊夏阳县高门原村人,在今陕西韩城市南十八里高门村。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创作把历史与文学统一起来,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司马迁的名字和《史记》的影响,使韩城增辉。如今韩城市已列为文化名城。司马迁故里有司马迁祠墓,已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成为旅游胜地。什么叫体大思精?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史记》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用五十二万多字,写了三千年历史,文字简练而知识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的史学和文学都达到了高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奇书。说到《史记》的结构,它是司马迁精心创作的一个人工系统工程,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史记》由五体构成,一、《本纪》十二篇;二、《表》十篇;三、《书》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
五体,名称不同,写作方法也不同,记载的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系统。具体说,《本纪》提纲挈领记载国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内容,记事按年月排列。《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按专题内容从古到今叙述源和流,形成贯通历史。《世家》与本纪一样按年月编年记事,只是对象为列国诸侯。《列传》是人物传记,着重写人的言行,或历史事件,生动精彩,最有文学性。《表》是联系纪传的桥梁,它把众多的史事与几千个人物,用简明的表排列起来,勾画历史发展的线索,反映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十分精细的创作。《史记》五体内容,都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段、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的全方位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样丰富的内容,由于体例完备,即五体的分工记载,十分有条理地反映出来。
《史记》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它要在结构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所以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都包含有哲学义理。
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火、水、土五种元素组成,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终始循环。五德终始指改朝换代,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克,就是战胜的意思。例如周为火德,秦朝得水德,所以秦代周。汉朝得到土德,因此汉朝取代了秦朝。当然,这是一套唯心主义哲学,古人不懂阶级斗争,用这种办法来解释改朝换代。五行学说的产生,也从人体自身结构获得启示。人有双手,每手五指,双手为十指,十就是满数。诸如五体、五官、五脏,都和五的数字挂钩,推而广泛,五味,五色,五音等。“五”是一个神秘数字,连带生成许多数字都有特定意义。所以《史记》创为五体,与“五”的数目相配。
十二篇《本纪》,“十二”的数目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三十篇《世家》,“三十”的数目象征一个月为三十天。十《表》,“十”的数目象征十日为一旬,为数之极,即满数。八《书》,“八”的数目是一年四季的倍数。七十《列传》,“七十”的数目象征五行中一行的数目,是环周天三百六十度的五分之一。“三百六十”这一数目的五分之一是“七十二”,“七十”是省去尾数“二”,举一个整数。
《史记》五体,以及各体篇数的数目,它反映的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哲学的反映。今天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数目的哲学意义,但它启迪司马迁编织人工系统工程,《史记》内容博大丰富而不紊乱,正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缘故。系统理论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新观念。古人司马迁已经运用于实践创作中,它的智慧是多么的深邃。
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说“天”有意志,冥冥中君主的保护人,所以君主称天子,是代表统治人民的。按这一观念就产生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是为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服务的理论,虽然荒诞,也有一定进步性。第二是说“天”为自然界,讲人类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自然环境中,所以天文、地理纳入了历史。但《史记》的主流是讲“人为”,并不宣扬“畏天”,这是它的进步性。“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找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史记》是一部通史。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变”,应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兴衰治乱的规律,所以司马迁不守旧,不循古。他对古今的关系是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和近现代史,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当总结,目的是以古为鉴,着眼现和未来,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成一家之言”,表明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创新。由于《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大思精,因而熔铸在其中的思想体系,也是宏阔而博大的,例如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等,都有司马迁的看法,提出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例如战争观,春秋时代的大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说,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廊地分利”,(《孙子·军争篇》)这是一种不分是非的强权理论。司马迁却给战争下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叫做“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按照这一定义,司马迁分出正义战争,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是正义战争;反之,是非正义战争,如夏桀王、殷纣王、秦二世等的穷兵黩武,诸侯分裂反叛等是非正义战争。司马迁颂扬正义战争,所以写了许多兵家人物的传记,详细记载大战始末,用兵方略,像田单的火牛阵破燕,孙膑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减灶诱敌,阏与之战的将勇者胜,韩信井陉之战的列背水阵,周亚夫平七国之乱的击敌隋归等,智慧谋略层出不穷。《史记》一书记载从黄帝击杀蚩尤的阪泉之战到汉武帝伐匈奴,三千年历史,五百多次战争,大战役近二百次,一部《史记》可以说就是一部古代的战争史,阅读它从中可以领略许多谋略智慧。
司马迁记述战争及其表达进步的战争观,仅是举例说明一个方面的内容。《史记》一书创新是多方面的,大的方面还有,首创经济史传,司马迁考察了古代的商品经济,《货殖列传》记载了许多商战的智慧和经验,例如货物价高时赶快抛售,价贱时大量买进,干旱时储藏雨具,水涝时准备舟船等。另外《史记》还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首创民族史传,给少数民族立传,主张民族一统;首创语译古文,使古奥的古语通俗化;首创各色人物的专传、合传、类传,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等。阅读《史记》,它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从中找到对照的镜子,不仅增长知识,增长智慧,还能提高修养,使自己的品德更趋于完善。
《史记》语言,精妙无比,还采用许多俚语俗谚,寄寓平凡的真理,启迪人的智慧。如赞美人才济济,越多越好,说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意思是说,贵重的狐皮袍,不是一张狐皮制成的;高大的亭台楼阁,不是一根木材建成的;夏商周三代太平盛世,不是一个人治理的。讲条件转化,《史记》中说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讲一个人不要贪利,又说:“见利会使人头脑发昏。”讲吸取教训,又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意思是说,用水做镜子只能看清自己的面容,要以人为镜子才可以知道吉凶祸福。这些例子,举三天也说不完。
总之,《史记》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书,从古到今许多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都学习《史记》,受到益处。近现代知名文学家茅盾,据说他能背诵《史记》的许多篇章,可见是读得滚瓜烂熟的。
余论:从写人文学角度看,《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典型化的历史人物,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聂政、朱家、郭解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中国的小说传统,故事性强,开头和结尾与情节结构都带有史传的特点。也就是说,阅读《史记》对于提高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欣赏能力,也是有益的。
《世说新语》——清新隽永的小小说
刘义庆
(403—444)
黄冬有
《世说新语》,唐以前称《世说》,中唐以后,为了与汉刘向的《世说》相区别,则增字易为《世说新书》,大约在五代、宋初,开始用《世说新语》的名称。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门记述东汉后期到晋宋间的一些名士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的小说集,向来被看做是魏晋志人小说之典范。《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作者刘义庆(公元403—444年),是南朝刘宋宗室,为宋武帝刘裕中弟长沙景王刘道临第二子,奉救过继为武帝之小弟临川王刘道规为嗣,故为临川王。
今本《世说新语》全书为三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汰侈、吝啬等三十六门,十余万字,以笔记形式记载汉晋间名士的言谈轶事共一千一百三十条。每条所记言论和故事,有的出自史书,有的采自杂传,有的来自传闻,多为历史真人真事,在流传中经过辗转的艺术加工,而刘义庆集其大成。全书语言精练,善于通过一言一行刻画人物肖像和精神面貌,意味隽永,十分精彩。一则故事或三言两语,或两三段文字,讲述的故事就在这短短的文章中生动地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的思想性,主要反映汉晋之际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状,所谓“任诞”、“旷达”等腐朽士风,如《简傲》篇“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讲道:“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宜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所谓的“超俗”的态度,所答非所间,极端不负责任,岂能不误事?如此成风,国家怎能不乱,风俗怎能不坏。当时有为之士即已发现这一问题。《言语》篇中王羲之对谢安的“安世之志”,直接提出了批评:“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这是对当时“清谈”、“任诞”、“旷达”之风的有力批判。《轻诋》篇写桓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船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作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负其责!”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晋室清谈误国的实质。
但《世说新语》仍有许多篇章记载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德,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不愿意离开病倒在床上的友人,表现了互助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方正》篇写范宣子独以为无鬼,他说:“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有力地驳斥了有鬼论者。《识鉴》篇的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的周处勇于改过自新,为民除害。《政事》篇“陶公性检厉”记述了陶侃爱惜物资,连竹头、木屑都不肯浪费,并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不但节约了物资,而且增进了工作效率。《贤媛》篇写道:“陶公少时作鱼梁吏以坩(鱼差)饷母,母封(鱼差)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准不益,乃增吾忧也。’”陶母之贤于此可见。鱼(鱼差)虽小,但陶母公私分明,不肯苟取,以此教育陶侃,含义颇深。所有这些,在今天对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世说新语》善于用速写式的笔法突现人物的个性,语言简约隽永,生动活泼,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它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雏形,也是笔记、小品文的先声,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借鉴价值。下面列举几则故事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