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国家博物馆里，有一尊大理石雕像。这尊雕像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胜利者”是一全身赤裸的青年，昂首挺立。低低的额头上盖满了卷曲的头发。他单膝顶在一个胡子拉碴儿的阶下囚的背上，那囚犯蜷曲着身子，脑袋向前伸，看上去像一头牛。但是，战胜者并没有看他。正当他举起拳头将要击下去时，他停住了，把充满悲伤之情的嘴巴和犹豫不定的目光移向别处。他身子后仰，胳膊向肩头折回。他已经不需要胜利了，因为胜利让他感到厌倦、厌恶。他虽然是胜利者，但同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是被征服者。
这尊“胜利者”雕像是米开朗琪罗的至爱，也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件永远保留在他的工作室中的作品。这个疑虑的英雄形象，这尊折翼的胜利之神，曾经多少个日日夜夜引起米开朗琪罗的思考！米开朗琪罗去世后，好友达涅埃尔·德·沃尔泰深知他的心思，想把“胜利者”安置在他的墓地旁--因为他知道，那就是米开朗琪罗本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一生的象征。
痛苦是伴随着生命而存在的，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它是由于世事无常而引发的，诸如贫穷、疾病、命运之不公、人心险恶等因素；有时又是源自人本身，这时，它同样是可怜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们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他们既不要求生，更不希望成为他们现在这副德性。
而伴随米开朗琪罗一生的，正是这后一种苦痛。他有力量，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战斗力量，这也使他从出生起就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之中。他为征服而生，并能战而胜。但是他征服了什么呢？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所期盼的。真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拥有英雄的天才，却没有英雄的意志，赋有专横的激情，而缺少执著的愿望，这是多么尖锐、可悲的矛盾啊！不要认为我们在看过如此多的伟大之后，又发现了另一个伟大！我们永远都不会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而这个世界难以容下他。
精神的忧虑并不能成为一种伟大的标志。即使是被认为是伟大的人，如果他们个人与世界之间、生命与生命原则之间缺少和谐，那么这种忧虑的精神将无法成就伟大：因为它是弱点。--为什么要试图隐瞒这一弱点呢？难道最软弱的人就不值得去爱吗？--其实他才是更值得爱的人，因为他更需要爱。我绝不会树立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典范。我憎恨卑怯的理想主义，他们总是将目光从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脆弱上移开。必须去对那些轻易相信豪言壮语、甘愿被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努力地去爱它。
我在这里介绍的命运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表现，它源自每一个人内心的最深处，它不断地吞噬着灵魂，在将生命彻底毁灭前它绝不会离开。这是伟大的人类群体中最强大的典型性代表，一千九百多年来，他一直向西方发出痛苦和信仰的呼唤，他，就是基督徒。
将来，在经过多少个世纪之后，或许有一天--如果人们还能记住我们在这个尘世中所经历的事情的话--那些活着的人会深陷于这个消失的种族的深渊之中，如同但丁站在第八层地狱的边缘一样，心中充满了怜悯、惊叹和憎恶的复杂感受。
但是，与我们这些真正置身于这些复杂情感之中的人相比，谁又能对这种心情有更深的体会呢？--我们就曾见过我们最亲爱的人在其中挣扎，--我们已经尝到了基督教悲观主义所具有的苦涩、醉人的滋味，而在我们有所怀疑时，又不得不去努力，以免像其他人那样，在犹豫之中，不自然地堕入神圣的虚幻之中去！上帝啊！永恒的生命，你是那些今生无法生存的可怜人的庇护所！信仰，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对人生信心的一种缺乏，对未来信念的缺乏，对能够拥有勇气与欢乐的不自信！我们知道，您对痛苦的胜利是在失败了多少次的基础上才建立的啊！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如此地爱你们，因为我为你们不平，也赞赏你们的悲伤。你们可以使世界变悲伤，但你们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丽。当你们的痛苦不再存在时，世界将变得更加贫乏、凄惨。在这懦弱者的时代里，--他们既在痛苦面前颤抖，又吵闹着要求他们的幸福权，而那往往只是造成别人痛苦的权利，--让我们敢于面对痛苦，并尊敬痛苦！让欢乐受到赞颂，让痛苦也受到颂扬！欢乐与痛苦就像两姐妹，它们同样神圣。她们造就世界，并培育伟大的心灵。她们是力量，她们是生命，她们是神明。如果谁不愿意一起去爱她们两个，那么，他两者都不能爱。只有体验、品尝过她们的人，才真正知道生存的价值和离开人生的温馨。
罗曼·罗兰
序篇
他是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个中产者。
--当时的佛罗伦萨，就像是一座座暗黑的宫殿。那里的塔楼如长矛一样直戳天空，那里的山丘蜿蜒枯索，在淡蓝色的天空下呈一条条的细线，一丛丛低矮的小杉树和一条银色的橄榄树林有如波浪般起伏着、摇曳着；
--在佛罗伦萨，一切都是那么的典雅高贵。那里有面容苍白，带有讽刺表情的洛伦佐·德·梅迪契，有阔大嘴巴的马基雅弗利和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春》，以及患有贫血病淡金色头发的维纳斯。这些作品在此相聚。佛罗伦萨是一个拥有狂热、骄傲、神经质般性格的城市，而且易于沉溺在所有疯狂、盲目的信仰之中，经常受到各种宗教、社会歇斯底里的震颤。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每个人又都是专横的。那里的生活非常舒适，可又与在地狱中没有丝毫差别。
--佛罗伦萨的公民是聪明的，顽固的，热情的，易怒的，他们口若利剑，生性多疑，互相试探、彼此嫉妒。这里容不得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由思想，人们只能像苏格兰的清教徒那样，在幻想的神秘主义里了却一生；而形似山羊、双眼炽热的萨伏那洛拉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焚烧的艺术作品的火堆转着圈跳舞；三年后，那火堆死灰复燃，烧死了撒弗劳诺内这个先知先觉者。
在那个时代、那个城市里，他同其他褊狭、激情、狂热地人们纠缠在一起。
当然，他对他的同胞们也没有丝毫温婉之情。那胸怀宽广、豪放不羁的才气让他对那些社团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庸的写实、感伤的情调、病态的精雕细刻不屑一顾。他对待他们时的态度是冷漠、粗暴的，但他却从心底里爱他们。在对待自己的祖国时，他并没有像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用含着微笑的冷漠态度来祖国。因为当他远离佛罗伦萨时，他会为思乡之情所苦。他一生竭尽全力地想要留在佛罗伦萨，但始终没有如愿。在战争的悲惨年月，他想，“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至少死后要回到佛罗伦萨”。
米开朗琪罗是地道的佛罗伦萨人，他一直都为自己的血统与种族引以为豪，甚至比对自己的天才都更加自豪。他甚至不允许别人把他当作艺术家：“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精神上，米开朗琪罗算得上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贵族阶级的所有偏见。他甚至说：“只有贵族才能从事艺术。”
对于家庭，他怀有一种宗教的、古老的，甚至于是野蛮的观念。他可以为这个高贵的家庭牺牲一切，而且希望别人能同他一样。就像他说的，他“甘愿为家庭卖身为奴”。有时为了一点点小事，他都会为家庭动感情。他蔑视自己的兄弟，对他的侄子--他的继承人--也是嗤之以鼻。但是，对于兄弟和侄子，他都把他们看作是家族的代表而表示尊重。他曾多次在信札中提到他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不要让我们的血统中断……”
这个家族所特有的一切迷信、狂热，他都具有。他同他的家人们就像是上帝用湿泥团创造出来的人群一样，而在这群泥团中，迸发出澄清一切的成分--天才。
不相信存在天才、不知道天才是何物的人，可以看看米开朗琪罗。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受天才的困扰。天才所特有的气质似乎与他本人的气质完全不符：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占了他的内心，并让他受到奴役。尽管他意志坚决，但也无济于事；而且，甚至可以说：连他的精神与心灵都被俘虏了。这是一种疯狂的爆发，是他那过于柔弱的躯体和心灵所无法胜任的，是一种亢奋的生命力，令人身心疲惫，无法抑制。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疯狂中，米开朗琪罗奋力地生活着。旺盛、过度的力量令他感到痛苦，也迫使他行动，不间断地行动，一刻也不能休息。
“为了工作，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从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拼命工作，”他写道，“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什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工作状态，不仅使他的工作量越积越多，而且还让他增添了多得无法按期兑现的订单。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工作狂，堕入到了偏执的癖性之中。他甚至想要雕刻山峦。如果他要建造一座纪念碑，他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到石料场选择材料，同时还要修筑道路来搬运它们。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手工制作者；他还坚持独立完成一切，例如像建造宫邸、教堂，他都要亲力亲为。事实上，这是一种判罚苦役的生活。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在他的信札里，我们可以随处看得到这样可怜的语句：
“我几乎顾不上吃饭……因为我没有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我没有生活必需品……我身无分文，我赤身露体，我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我生活在贫困与痛苦之中……我同苦难进行着斗争……”
其实，这种苦难是虚无的。米开朗琪罗很富有，他争了很多钱。但是钱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他依旧像穷人那样生活，像拉磨的驴被自己的活计拴牢。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谁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能自主地去干活受累，因为任何人能不明白这种苦对于他来说，是他自身的一种需要。就连他的父亲--同他脾气极其相似，也责怪他说：
“听你弟弟说，你的生活十分节俭，甚至节俭到悲惨、清贫的地步。当然，节俭是好的，但弄得很悲惨就是坏事了，这是令上帝和人们都不高兴的一种恶习，它有损于你的心灵与身体。你现在年轻，或许感觉不到，但当你渐渐衰老时，以往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痛苦都会显现。不要过得那么悲惨，工作要适度，千万别缺乏营养，不要太劳累……”
但是，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他从不肯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只以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来维持生命。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他在波伦尼亚忙于雕刻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竟要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且又不愿意添置。睡觉时，他是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一觉醒来，他的腿肿了，不得不把靴子割破。当在把靴子脱下来时，他的腿皮因连在靴子上而被一起扯了下来。
如此令人惊愕的卫生状况，正如他父亲所料，米开朗琪罗也因此常常生病。在他的信件中，人们竟发现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其间几次发烧，差点儿让他送了命。他的眼睛、牙齿、头、心脏都有毛病。神经痛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睡觉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米开朗琪罗未老先衰，四十二岁时，他就感到自己已经进入垂暮阶段了。四十八岁时，他在信中说，如果工作一整天，他就得休息四五天。但他宁死也不肯去看医生。
与这种肉体所受到的痛苦相比，这种疯狂的工作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还要忍受着悲观情绪的侵蚀。这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在他年轻时，他就绞尽脑汁宽慰他的父亲，因为当时的米开朗琪罗就经常被过度狂乱的苦痛所折磨。米开朗琪罗的病情比受他照料的人的病情更加严重。这种不间断的劳动，这种从来得不到休息的高度疲劳，使他生性多疑的精神毫无防范地陷入种种迷惘、狂乱之中。他开始怀疑他的仇敌、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族、兄弟、继子。他怀疑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自己早点死。
米开朗琪罗为此忐忑不安；他的家人也嘲笑他这种整天心神不宁的状态。就像他所说的，他是“在一种忧伤或者说癫狂的状态下”生活的。由于长年的痛苦，他将痛苦变成了嗜好，并且从中觅得了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是让我痛苦，我就愈快乐。”(《诗集》152)
对于他来说，没有谁能比他更乐少苦多的了。一切都是痛苦的来源，包括爱和善。
“我的欢乐就是忧伤。”(《诗集》81)
任何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地倾向痛苦而距快乐于千里之外。在他眼中充满了痛苦，甚至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他唯一的感受就是痛苦。世间所有的悲观失望全凝聚在这句绝望、偏执的呐喊之中：
“无尽的欢乐也抵不过小小的苦痛！”(《诗集》卷74)
“他那无处施放的力量，”克蒂维说，“几乎已经使他同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他孤单一人。--他恨别人，也被人恨。他爱别人，但却不为人所爱。人们对他的感情也是钦佩与畏惧相矛盾的。晚年时期的他，使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威临着他的时代，致使他能稍微心安。他从高处看别人，而别人则从低处向上看他。他从未同时踞于高处和低处。他一直忙碌着，即使最卑微的人所享受的那种温馨他都没有享受过，一生之中连一分钟躺在别人的爱抚中酣然入睡的机会都没有。他与女人的爱注定是无缘的。在荒凉的天空中，唯有维多丽亚·科洛娜的友谊，像纯洁闪亮的星，划过夜空。而后周围又是一片漆黑之夜，他的思想像炽热的流星一般，匆匆穿过，这是他欲望与狂乱的梦幻--这是贝多芬所从未有过的情境。因为这样的夜晚只存在于米开朗琪罗的心底。贝多芬的忧伤来自人们的过错，他本人是活泼开朗、渴望欢乐的；而米开朗琪罗的忧伤深藏于心，致使周围的人感到害怕，敬而远之。于是，他的周围是一片空白。
这还不算糟，孤独也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他对自己的自闭。他甚至无法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无法主宰自己，而且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摧残自己。他的灵魂永远在背叛他的才能。人们常说他的拥有一种“反抗自己”的宿命，也正因为这种宿命，使他任何伟大的计划都无法实现。这种宿命，就是他自己。这就是他不幸的关键，以及他一生全部悲剧的源泉--大家很难看到或不敢去看的东西，--只是他缺乏意志力和怯懦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