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决反对北伐军。1926年他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况战败之后，急起抱佛脚，谁复相容。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作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生活与爱好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最初楼上仅孙和我，各住一室；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为他的儿子课读兼作记室。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我每日同他和他的眷属同桌吃饭，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我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好像是李宝璋，他曾给我介绍过。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我们曾一同到汤岗子温泉旅馆避暑，我与王同住一室，据他说来沈是为了看看联帅，并要知道他在沈阳的情况。我当时想，联帅毕竟还是一个“帅”，而不是寓公。他既有副官、卫士保卫，又有总办、处长追随，关内尚有军队，在沈阳不过暂时客居而已。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每出，孙骑头马在前，我亦纵辔紧随，从未落后，孙极赞许，同行卫士亦很惊奇，实际我的马术并不太好，只是青年人不肯示弱而已。
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我们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我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我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我劝孙先走。我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我们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在沈阳时的地位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由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我私问孙到前方去作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鳞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一日，孙对我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屯垦委员会，由我主办。”并说：“希望你去兼任秘书。”我当即婉辞。此时孙很高兴。但这个委员会筹备不久，又发表邹作华为“兴安区屯垦督办”，他的梦想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有一次，我们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我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我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遂默然不语。
出走大连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伏诛；翌晨孙仓皇出走大连。10日晚上，我回家住宿，11日早4时许，孙忽派车来接，我到孙宅后，见孙衣冠楚楚，立在寝室外间的小客厅里，不觉惊奇，问他说：“联帅还没睡吗？”他说：“我适由帅府回来，你知道这件事么？”我实际并不知道，顺口答曰“知道”。孙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我即问：“几个”？他说：“只两个。”我又顺口说：“我听说是四个。”他说：“只杨、常二人而已。”在他未说出人名之前，我已想到一定有杨宇霆，因为他太专横太骄傲了。我又问他赴帅府的经过。他说：“昨晚我被邀至帅府，汉帅一见我就说：‘馨远(孙字)，我又放了一炮。’我问他什么事。他说：‘麟阁(杨字)和翰香(常字)被我处决了。’我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么？杀得好！’以后我们便商量怎样宣布他两人的罪状和向南京发电的措辞。”继而他又向我说：“杨宇霆取死有道，他现在与汉帅的关系，究竟是君臣，还是朋友？如果是君臣，就应该北面而朝之，以部下自居；如果是朋友，就应该洁身隐退，仅备咨询。而他现在要居于汉帅之上，事事过问，甚至对汉帅发号施令多所阻碍，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怎能不死。”他引经据典讲了一大篇道理。最后说：“东北局势已定，我一定帮助汉帅做一番事业。”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直谈到早8时。他嘱我上班，我也劝他休息，乃散。
我上班后，总觉心中有事，匆匆料理一些处务，于11时回到孙宅，见楼下物品似有移动模样。急问究竟，始知孙已搭9时火车赴大连。但他的家眷未走，遂上楼见孙太太。她说：“大连方面(指孙的另一位夫人)来电说，患病甚重，联帅到大连看她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孙之所以催我上班，不令我回室小睡者，原来为此。我出孙宅即到帅府，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一切。张乍听之下，诧异地说：“他没有什么呀，何故走去？”又问：“他的家眷呢？”我说：“没有走。”张绕室沉思少顷，忽抬头问我说：“你看呢？”我说：“孙白天到府里来，晚间到杨宅去；他认为东北只有两个人，要两面交好，旁的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不能不多心啊！”最后，我问张：“我是否由孙宅搬出来？”张说：“还照旧住在那里。”
一封来信
孙出走之第三日，我接到他由大连寄来的一封信，并附给张学良将军的信。给张的信寥寥数语，大意是：“因为内子患肺病，咯血甚重，来连一视，匆匆未及走辞。好在连、沈相距咫尺，朝发夕至，如有见召，随时可以回沈。”但给我的信长达千言，详述离沈原因，主要词句有：“我对于东北，无尺寸之功，而位居诸大老之上，平时无事尚人言啧啧，而况此次杨、常事件之发生！我来东北后，本想在军事方面对汉帅有所匡助，但形势有所不能；又想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贡献，而情况亦所不许。最后想在实业方面略尽绵薄，亦未能做到。长此下去，对于汉帅毫无裨益，对于我身边危险实大。此兄之所以不能不离沈也。”这充分说明他离沈是不想再回来的，也可以看出他出走的主要原因。我即时把这两封信送交张学良将军，并说明孙给他的信是寒暄，给我的信才是真情实话。
翌日，孙太太忽对我说：“你们总司令还通缉联帅么？”我说，“何以知之？”她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我接过《盛京时报》，看到东北当局通缉孙传芳的消息。我遂即向她解释：“张将军与联帅友谊极笃，绝无其事。这是日本报纸造谣中伤，万不可信。”她仍有怀疑，要我同她去见警务处长高纪毅询明真相。我陪同她到高宅时，适高处长外出，由高太大再一次说明，报载纯属子虚，绝无其事。孙太太这才稍为安定。可是数日后她对我说，要全家去大连。我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同意，送她们至车站，并由张将军派人给她们买好车票。从此，孙传芳结束了在沈阳的政治生活。
三次建议
孙传芳离沈阳后，对于张学良将军曾有三次建议，两次是由我转达，一次是他到沈阳亲自向张面述的。从他的三次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路线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上的分歧才是他离沈的根本原因。
1929年，孙的长子家震在大连结婚，我去祝贺。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孙对我说了以下的话，嘱我回沈转达于张学良将军。他说：“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国之间，外交面极为重要。为东北之计，必须亲日联俄，方能图存。稍一不慎，外患立至。汉帅只注意国内而疏于对外，危机已伏。我自到大连以来，与各方面接触，深为忧虑。现在日本蠢蠢欲动，不可不早为之计。至于对内，东北远处边陲，在地理上占有利条件；把山海关一守，其他毋庸顾虑。对于南京方面，只要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亦足以应付裕如。”我回沈后，就把他的话向张将军一一转述。
1930年，当汪、阎、冯组织所谓北平国民政府时，孙亲至沈阳，住日本站大和旅馆，曾约我去谈话。他说：“现在内地局势已有变化，汪、阎、冯在北平组织政府，对抗蒋介石，东北应该早定大计，参加北平方面一致反蒋。我决定进关襄助，特为此事来沈与汉帅一谈。”恰在此时，我从《盛京时报》上见到一个简单启事，大意说：兰姊妆奁已筹备就绪，出嫁有期，特此通告亲友。我当时认为这个启事有些古怪，与孙的出山不无关系。这时孙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不料他又失败了。东北军不但不参加汪、阎、冯所组织的北平政府，反而进兵关内，一蹴之下，使北平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事后我知道，孙确曾进关参加了这个组织。怎奈昙花一现又成泡影。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我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随着公署撤退至锦县。因为在沈阳的卫生材料库沦于敌手，全军的药品器材补给顿成问题，乃赴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乘便赴英租界去看孙传芳(事变后他迁至天津)。寒暄毕，他慨然曰：“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谷，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转达于汉帅。”我到北平即把这些话告诉张将军。
两条道路
孙传芳初来东北，与张学良将军过从甚密，终以政见相左，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孙的本心是，陈兵于冀、鲁之间，侧身于张将军左右，内地一有机会，便可借东北之势，率旧有之师，逐鹿中原，仍不失为一路诸侯。所以他主张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造成一个特殊局面。所谓亲日联俄，实际是投入日本怀抱，以日本为靠山，扼守榆关天险，伺机待变。俟条件成熟，东北军便可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如此，他也可借机再起。他的看法与杨宇霆很接近。杨之为人，野心勃勃，东北军几次进关，皆其策动，固不甘局处一隅。因而孙、杨的关系日益密切。杨宇霆以张作霖的幕僚长身份，老辈自居，对于张学良将军桀骜不驯，孙知之甚详。不意张将军掌握东北政权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突然易帜，拥护中央，完成国家统一。第二件大事便是主张外交由中央主持，地方政府不单独对外，使日本不得逞其挟持伎俩。第三件大事便是处决杨、常，统一内部，放手从事建设。杨、常伏诛，出孙意外。他看到张对于辅佐乃父多年的杨、常，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加以处决，焉能不大吃一惊。而且杨死后东北与南京合作之形势已成，孙的内心计划皆成泡影。所以，孙仓皇出走，朝不待夕，与其说是怕有牵连，毋宁说是路线不同，留而无益。
孙杨的关系
孙传芳与杨宇霆本为仇敌。当1925年杨任江苏督办时，孙以演秋操为名，向东北军进行突然袭击，将杨赶走，两人之间本有芥蒂。但当他们势穷力蹙时，为了达成个人目的，意见又转趋一致。孙坚决反对北伐军，他所以与东北军合作，无非是认为只有东北军继续与北伐军作战，自己方可卷土重来。而杨也以为，只有东北军的势力向内地扩张，自己方可浑水摸鱼。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杨不过是一个参谋长，在1924年东北军进关，赶走直系后，他就做了江苏督办。1928年东北军撤回关外，而且张学良将军统治东北，他感到无以自处，所以策划东北军再入内地，争衡天下。在这一点上，孙、杨二人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他们化敌为友，过从甚密，意即在此。
(任作楫)
佛堂喋血案之谜
1935年11月23日，天津居士林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居士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佛理之际，一名女子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一位穿着“黑海青”和尚袍的男居士，连开三枪，枪枪致命。行刺后，她散发卡片和传单，声称替父报仇，不会伤害众人，并准备投案自首。这就是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佛堂喋血案。年轻女子为何刺杀居士？命案发生后为何轻判？引起人们的关注。
为父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
原来被杀者，乃是曾经风光一时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北伐大革命以后，孙传芳失势，退隐天津，皈依佛门，成为居士，然而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落得个血溅佛堂的下场。杀人者，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是原山东省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原来早在1925年10月3日，孙传芳轻率地处决了战俘——北洋宿将施从滨，并枭首示众，暴尸多日，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天津地方法院审理佛堂刺杀案，认定施剑翘杀人罪名成立，因有自首情节，判处有期徒刑10年。控辩双方都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等法院。复审后，河北高等法院认为自首情节不确定，但为施减刑3年。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特赦施剑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