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成功，组织五省联军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我同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着，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我们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溃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渡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我们即随孙传芳进驻蚌埠，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军，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我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我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我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我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我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采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具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和我一同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馆员已齐集督署，我们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我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訚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八百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反对段祺瑞，企图捧张謇上台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但他处于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卵翼之下，形同傀儡。当孙传芳任浙江军务督办时，段祺瑞曾派与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龚维疆前往杭州，对孙进行拉拢；同时又明令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授以恪威上将军的勋号，希图借重孙传芳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孙传芳方面，既从皖系军阀手里，夺取了闽浙两省地盘，不能不对段祺瑞有所顾忌；而且他是属于直系的一个军阀，虽然曹锟被囚、吴佩孚下野，而直系的靳云鹗、萧耀南等部，依然拥有相当兵力，揆情度势，他也不可能与段祺瑞合作。因此，龚维疆之行，徒劳往返而已。在贾德耀受命组阁时，段祺瑞任命我为农商部总长，并由贾电催我到京就职。孙传芳对待段祺瑞非常决绝，他叫我给贾复电说：“事前未征询本人同意，遽尔任命，形同儿戏。”
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以后，野心更大。江苏巨绅张謇，字季直，南通人，清朝光绪二十年甲午状元，民初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嗣在原籍兴办实业，颇负时望。孙传芳既已囊括东南五省地盘，进一步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他企图捧出张謇为北京政府临时总统，而中央政权实际由他来操纵。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张謇喜出望外，高搭彩牌多处，并派其子张孝若到江心迎接。这时，徐树铮方由海外归抵上海，他为段祺瑞笼络孙传芳，来电要到南京见孙，孙复电约在南通相会。他们在南通与张謇合摄一影，张居中，孙、徐分坐两侧。孙传芳回到南京时对我说：“段鼻子(段祺瑞生气时鼻子就歪了，时人多以段鼻子呼之)刚愎自用，我哪能同他合作呢。”孙传芳要捧张謇上台的这一企图，由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合作，未能实现。
江西惨败，投靠张作霖
1925年10月，吴佩孚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是指讨伐张作霖，后来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这时候，段祺瑞下了台，颜惠庆出任摄政内阁总理，吴佩孚为了联络孙传芳，孙也为了敷衍吴佩孚，仍以我为农商部总长。不久，南口战役发生，孙传芳不顾冯玉祥的来电乞援，竟然利尽交疏，作壁上观，使冯对他非常不满。
1926年夏，张群衔蒋介石之命，来到南京，力劝孙传芳参加北伐。孙传芳抱着确保东南五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他对张群说：“我要保障东南五省人民的安居乐业，我们双方谁也不要妨碍谁。”连说三四次，终无结果。张群临行时对孙说：“我们最好不要冲突。”遂不欢而散。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吃紧之时，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孙。孙对吴佩孚联奉讨冯，极为不满，因而按兵不动。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派兵往援。9月20日，他亲率总部人员，乘江新轮前赴九江督师，这时才派了一个混成旅溯江而上，支援武昌，该旅甫抵大冶，武昌城已失守。孙军在江西亦遭惨败，孙传芳在湖口收集残部，继即退回南京。
孙传芳回抵南京后，感到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大团结。冬季，孙邀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孙传芳、刘宗纪和我都参加。会议内容是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开会时，孙传芳首先发言，他说：“武汉、江西之败，固然由于我方兵力不足，而北洋将领之互不协作，实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一致对敌作战。”靳云鹏大捧段祺瑞，说非以合肥为领袖，各方不能团结一致；同时，因为吴佩孚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他认为直皖战役是吴佩孚以下犯上，所以他肆意攻讦吴佩孚，骂吴是混账王八蛋。熊炳琦忿然作色，指着靳云鹏说：“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蠲除成见，通力合作，共御强敌。你这样大骂吴玉帅，是自己先不和，焉能一致对敌！”他们两人反唇相讥，会议空气，顿形紧张。孙传芳很失望，借吃饭为由，宣布散会。这一幕段、吴、孙三角联台的滑稽戏，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军阀。1926年12月，我代表孙传芳到济南去见张宗昌，在山东军务督办公署会见，潘复、师景云也参加会谈。张宗昌诙谐地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啦，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第二天，我又前往天津，在蔡家花园见了张作霖。张问了孙传芳的兵力，表示既往不咎，并愿对孙传芳的部队尽力接济，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孙传芳身着便服，带随从二人，密乘刘玉书送眷属的专车，由南京来津。刘玉书的内兄邹季余，时任车站总稽查，他到车站迎接刘的母亲和妻子，看见了孙传芳，立即报告张作霖，并来到我家告诉了我。早晨8时，孙传芳派副官找我到孙宅见面，他说此行是为了戒鸦片烟，行踪极密。我把邹季余已经报告张作霖的情形告诉了孙，孙立即派我去见张作霖，约定见面时间。我到达蔡家花园后，张作霖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我往迎孙传芳。我们同孙传芳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向张作霖行了鞠躬礼，说了一声“对不起大帅”。张非常客气，笑着对孙说：“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又问孙还有多少部队，孙回答直属部队有五万人，五省联军共有二十几万人。张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八十多万人，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人。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孙传芳要求补充枪弹，张作霖允予尽量补充，叫孙同张学良商量办理，并对孙说：“我任安国军总司令，你和效坤(张宗昌的号)任副司令。阴历年关已届，你不要在天津过年，赶快回南京，整顿队伍，准备反攻吧。”从此，以反奉着称的孙传芳，死心塌地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留我们吃午饭，有鹿肉、熊掌、银鱼、紫蟹等名贵菜品。饭后，在我同孙传芳回去的途中，街市上正卖“号外”，登载孙传芳会见张作霖的消息，大字标题是：“孙传芳拜山”。
这次，孙传芳和张宗昌、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孙传芳回南京时，顾虑山东军队为施从滨报仇，张宗昌临时派遣一连军队随车护送，我也同车回到南京。
孙传芳在南京就任安国军副司令，召开军事会议，报告晋见张作霖的经过。这时，陈调元已通过范熙绩与唐生智发生关系，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牢笼陈调元，特送陈二十万元，但无济于事，陈不久即投降国民革命军了。
1927年3月，张宗昌率褚王璞、许琨等部开到南京。苏督一职，孙传芳让与褚玉璞继任，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3月下旬，南京、上海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孙军全部退回江北。时张宗昌驻在徐州，我同卢香亭到徐州与张宗昌会商反攻问题。8月初，孙军大举渡江反攻，龙潭之役，伤亡惨重。以后，孙传芳率部在山东境内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最后退到河北，所部由晋军收编，继又改归蒋介石指挥。孙传芳个人前往关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这就是孙传芳由反奉到联奉的全部概况。
我年老体衰，记忆力差，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人士予以补充和订正。（杨文恺）
孙传芳在东北
1928年，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组织的北京军政府宣告结束了，东北军陆续撤退至关外。当时的军阀政客如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之流麇集沈阳。而以做过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为张学良将军所礼遇，帅府(指张学良住宅)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孙与张过从甚密，位列上宾。此时我由日本留学回国不久，充张学良将军随从医生。一日，张令我暂随孙联帅服务，孙以极谦虚的态度表示欢迎。当天我即随孙到其官邸。孙住在商埠地齐宅，为一所二楼西式房，我的住室与孙相对。从此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我又做了孙的随从医生。现在把有关他的一些事迹写在下面。
思想一斑
我初到孙公馆时，最感苦恼的是称呼问题。我当然称孙为联帅，而孙则称我为“任大人”，并告其副官等亦称我为“任大人”。我听了深感不安，几次请他改称为任医生，终未见允。不久我被任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医务处副处长，他始改称我为任处长。几个月后又对我以“字”相称，不称官职了。
孙为人精明、细致，且甚敏感，涉猎中国旧书颇多，文学亦有相当根底，对于中国历代兴亡，谈起来滔滔不绝。我们在一起谈古说今，常至深夜。这里记录他的几段谈话，以便了解他的思想情况。
他声称自己最反对政客。他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张继曾去杭州劝他与蒋介石合作。但他很健谈，未被说服。最后张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怫然不悦曰：“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张当时面红耳赤，甚为难堪，盖孙隐指张是一政客也。
他反对当“人民公仆”。他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我爱人民如爱赤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我当时想，仆人不都是坏的，孙也未必爱人民如爱赤子。
他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说他曾写过一部书，叫《反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完全驳倒。但是我没有见到这部书，怎么驳的也不晓得。
他对中国官吏的看法。有一次日本药商鹤原找我洽商购药之事。根据惯例，他问我要多少回扣。我说：“你们日本人，老是把中国官吏看成是贪污分子。告诉你，我分文不要，你规规矩矩地投标去吧！”气愤之下，不觉说话的声音高了一些。鹤原走后，孙问我：“跟什么人吵？”我把经过说了，孙不以为然地说：“老弟，你太年轻，应该要回扣。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继而又说：“今日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压迫人的，一种人是被压迫的，没有第三种人。我们不能去当被压迫的。”我当时极为骇异，这位五省联军司令居然也会有“反压迫”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