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江西惨败〓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我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孙，促孙出兵。孙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目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孙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唯江苏一省而已。
兵败失利〓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孙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和我。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派我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抵津后，立即派我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我迎孙传芳。我们陪同孙来到蔡家花园，孙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孙接济军械，孙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孙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我劝孙反正，参加北伐，孙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孙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一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溎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覆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藉，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孙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孙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
彻底失败〓死于非命
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丘、河间、宝坻一带，孙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
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孙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孙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投靠日本，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孙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全家迁天津英租界居住。孙在津，唯惧蒋介石对己不利，故皈佛诵经，表现消极，借以掩人耳目。1935年11月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佛教居士林。
孙之一生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他在某次挑战电文中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真是好战魔王口气，然终死于非命。
孙终年51岁，葬于北京卧佛寺附近生前所置茔地。
(杨文恺)
孙传芳被刺纪实
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英租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刺杀于天津佛教居士林。
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为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现唐山道)；一九三二年陈病故，居士林亦停办。另一个为靳云鹏及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一九三三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天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
新居士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发生了很大的号召力，辗转相告，佞佛之徒纷纷而来，陆续参加活动的多达三千多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皆应到林领拜。这一天下雨，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事前与靳云鹏约好在林会面，所以冒雨赶来，靳却反而因雨爽约未到。
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东女西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面对男女居士讲经说法。我大姐张坤厚是日也在座，与刺客施剑翘坐在一排跪墩上，是女居士行列的第二排。施的座位正紧对着孙传芳的背后。据我大姐说：当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施剑翘突然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脑后打了一枪，孙即负痛站起，而施又续射一枪，孙即倒地毙命。正在群情惶骇之际，施又取出早已拟就的“告国人书”，散发给左右居士，宣布其替父报仇，历述其父当年被孙杀害经过以及孙的其他罪状等。最后还向大家念了一首诗：“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间不可再延长。”由此可见，这一仇杀意图在施剑翘是筹之已久了。
当时知客僧东海见林中发生杀人事件，立即通知当地公安机关。这时孙的随从人等也跑了进来，见施手持手枪也未敢贸然举动。警察来后即将施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向着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裹好，用汽车送回家中。
施剑翘是辛亥革命在滦州起义的施从云的女儿，过继给乃弟施从滨。施从云在滦州起义时被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杀害，而施从滨在张宗昌手下当师长时，被孙传芳所俘杀。据说，施剑翘自幼就矢志为其生父及嗣父报仇，当她打听到孙于每星期日必到居士林诵经拜佛后，就往见富明法师，询问入林手续，遂参加居士林活动。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立即轰动三津，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张达骧）
孙传芳与吴佩孚貌合神离
我与孙传芳、吴佩孚都有深厚友谊，对于孙、吴结合情形，知之较详。现将孙传芳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之关系，蛛丝马迹，加以追述，借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之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