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伤，在工作的时候手指被那个什么机器搅了进去。手指头断了根，可单位不赔钱。”
“是不是被碎纸机弄的？”我问。
“好像是，就是专门把纸放里面的，结果他把手指头伸进去了，你夏叔叔在家着急呢。”
我脸上有些掩不住的喜悦，夏茜的报应总算来了，这下又报应到自家男人身上。
沈律师走过来，看出了我的喜悦，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有这么高兴吗？人家遭殃了，难不成你还多长两斤肉？”
这样，沈律师就主动接了这案子。没多久，夏茜就满脸堆笑地跑来，对我说：“我来接惠阿姨回去。”
我说：“不用了。”
夏茜长得像她妈妈，脸宽骨骼大，她站在门口，就能把我家门给堵得满满当当的。她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惦记着我小时候欺负你呀？”
我说：“没有，我惦记着你欺负我妈。”
“我要还欺负她，还接她回去吗？”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夏茜走了，她站在门口说：“我现在变了，真变了。”
我不理她，她爱走不走，反正屋子门是敞着的。夏茜客客气气地走了。沈律师还在一旁不当回事地说：“人都会犯错误，不是么？你还纠结个没完？”
母亲在家住的日子，夏叔叔三天两天地来看她，有时候是天天来。夏叔叔陪她聊天，也专门带些菜来为她煮饭，夏叔叔专煮些虾啊鱼啊，高蛋白的东西，母亲的体重就直线上升。母亲的生活，说话的态度，都随着夏叔叔的到来，彻底变了个模样。
她有时聊高兴了，语言就特别活跃。
“你看我长胖了，唉，你知道什么减肥的方吗？”母亲问我。
“减什么减，再减就出病了。老年人胖点好，瘦才不好呢。”夏叔叔说。
“唉，胖了不好看。”母亲说。
“胖了才好看，瘦的话，皮肤一松弛，皮子就在骨头上搭着，多难看。胖才能绷起来。”夏叔叔说。
“今年棉花又涨了。”母亲说。
“这个女娃娃怎么哭了呢？哎呀，那个男的不喜欢她了。”她在一瞬间，神色失望地说。
“电视里演的是假的，你别当真。”
“可我看着心疼。”
有时，她问我：“你们做医生不怕么？”她指的是怕不怕血。
“不怕。”
“现在，流产手术怎么做？”她问。
“打麻药。”
“麻药，是不是打了那针就睡过去了。不知道疼吗？”
我说：“应该不疼，我没见病人叫唤过。”
“哦，那就好。以前我们那阵子流产，是硬来呀，拿刀子往子宫里刮。”她说，“现在你们这一代可享福了，孩子爱要不要，做了就是，也不疼。”
我怎么就想不出为什么流产成了“享福”了。
“以前我们流产啊，还得下地干活，哪像你们这样保养，不能碰的我们都碰过了。”
没过多久，夏叔叔又来了，他是来接母亲回去的，并且再次说：“遥遥，你这次帮了夏茜的忙，她心里记着呢，我保证，保证夏茜以后不会再欺负你妈妈。”
夏叔叔一脸的诚恳，这让我犹疑不决，我暗中看了看母亲的表情，她没有说话，装作不当回事一样，坐在沙发上低头织着毛衣，显然他俩是已经商量过了，这会儿让夏叔叔来开口征求我的意见。此时，沈律师走过来说：“去吧，去吧，让夏叔叔三天两头地跑，跑着也累。”
20
第二年春天，我怀孕了。
夏茜来看我，与其说是来看我，不如说是来讨好我。自从沈律师给她老公打赢那场官司后，她就获得了一笔巨额的赔款，她现在再不用打铁了，不是她吃不下那苦，主要是老街在发展，没市场，十天半月都接不了一桩活，于是，她就和她老公在自家一楼，开了家杂货店，卖些酱油蜡烛零食之类的。
她时常来看我，我不太理她，她就跟沈律师拉家常、套近乎。夏茜凭借自己超丰富的想象力和沈律师在客厅交谈，他们谈新闻，聊火山，谈远古，谈外星人。遇上她谈不下来的话题，她就一本正经地坐着提问，活像个记者，一个劲地点头：“嗯，嗯，然后呢？后来呢？你的建议呢？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夏茜的奉承与谄媚是我最恨的，就听见客厅里，他俩叽叽呱呱的，同时我又发现他们俩坐那里，像一对兄妹，两人笑起来，那大瓣大瓣的牙齿和圆嘟嘟的脸，像一个娘胎出来的。
沈律师又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谁都能跟他聊一块，他俩就在客厅你一言我一语的，有时候夏茜说得开心了，就在屋子里哈哈大笑，她笑得很忘形，我在书房瞅她，越看她越不像个女人，倒像是沈律师的兄弟。
夏茜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非常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即使我不应她，她也会招呼我。现在，她不再称呼我“小西施”，也不管我叫“遥遥”，她给了我一个新的称呼，这个称呼让我哭笑不得，她站在门前，有礼有节地说：“沈夫人，我先走了，有空你也上我们家玩。”
这天夏茜准备要起身回去，然后看见我在里屋笨手笨脚地织毛衣，她走上来说：“你妈妈会织毛衣，现在人工的很少啦，要不你回去跟你妈妈学学，否则失传了，你要学会了，就去申请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的，说不定行呢！”算了，申请什么遗产就算了，不过是该跟母亲学学织毛衣。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想回来住些日子，你教我织毛衣、带孩子。”她在电话那头，说：“好！好！”
这多么年，北碚城整天都在建新房，北碚城的上空经常“叮当叮当”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但偏岩古镇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依然在“一四七”赶着场。镇上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那些老太太老头们时常坐在门槛上，他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刺绣。
回到小镇，小镇比以前热闹多了，有的房屋已经被租赁出去，他们随着子女的外迁进了城，住上了新房子，于是就把老街的房屋租赁给外来的生意人，这些生意人为小镇带来更多的商业味道，石板路两旁弥漫着商业的气息，旅游用的帽子，花花绿绿的裙子，千姿百态的根雕，还有些写毛笔字的“书法家”们，也来此附庸风雅，充分利用小镇的文化，来卖他们的字画。有的商人为了卖煮熟的花生，就做一个精美的牌匾，上面杜撰些典故，为了让典故更加逼真，他就在上面写着：“老太婆花生，源自1928……当年红军来此，对老太婆花生赞不绝口，由此在小镇上红火了几年，后来南下广东，因不符合当地人口味，创业失败，后于1932年回偏岩小镇，再次创业，又遇战乱……后台湾、香港等多个地区人士出巨资欲购买老太婆花生配方，都被我家族委婉拒绝……”有的房屋上，古老的砖瓦上挂着空调，挂着LED，挂着三角旗，药店、酒吧、手工坊、超市、奶茶屋，小镇顿时变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母亲没有搬，她愿意和夏叔叔住老街上，夏叔叔请人做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童叟无欺”。她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缺斤少两的意思，于是她就同意了，把牌匾立在进屋处最显眼的位置，放酒坛上，她现在已经不经营饭馆了，专卖酒，有生意就做，没生意的时候，就和夏叔叔在街上溜达，到河边散步。
母亲坐在我的左边，她在阳光下做被子，一颗一寸长的大针扎进去，她用顶子把针顶下去，又捏着针出来。现在母亲老了，她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比以前的更多了些，双手也有了老年斑，但是她的皮肤依旧很白。
她缝了会儿被子，就上楼找老花眼镜，她不再是曾经“噌噌噌”，而是缓慢地一步一步，把腿往上抬。她现在穿布鞋了，个子矮了些，走路声响也不大，她走路的节奏又是那样慢。
她上楼后，我坐在门槛上看外面，太阳又把小镇的青石路照得发银光。我又回头看屋子，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先前的那些吃饭用的桌椅都移出去了，夏叔叔预订的沙发还没送来，所以只有门口摆了几口缸子酒。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记不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年，那阵子，她年轻的时候，她在楼下忙碌，拴上围裙，戴上袖套，一个人在厨房掌厨、搬酒、切菜，她做事是那样麻利，在屋里忙前忙后的，走路的步子也快，冬天大冷天的，还在河边洗羊肉、洗衣服，蹲在后屋的石头边上“刷刷刷”的，那阵子她刷衣服、刷羊肚，我在阁楼上能听得很清楚，她上楼，踩着粗木板，“嘎吱嘎吱”的，虽然家务多，但她也抽空打扮，每次做完饭菜，把厨房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洗手、洗脸，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她手里拿了副老花眼镜，又下了楼，我观察她下楼的样子，她扶着木栏，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脚下的木板声音，比以前小声多了。她戴上眼镜后，继续低头缝针。她说：“黑水滩旁边有棵夫妻树，前几天有好几对新人在那里拍结婚照，你啥时候拍？”
我说：“你不说不灵验吗？”
她说：“是不灵验，以前你爸爸就在那棵树下跟我说，他说他回来，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也没回来，大概是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她心里老是惦念着那夫妻树。
“你爸以前是知青咧，人长得俊，又能干活，你爸就在那树下口口声声地跟我说，说他要回来，要回来，起初那两年吧，我还盼盼，后来我是彻底不盼了，拉倒吧，早把我们娘儿俩忘完了，换做是我，我也去城里享福了。”她说。
“唉，后来你爸走了，要能把他盼回来，那也是太遥远太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给你起名叫遥遥。”她语气战栗地说。
我说：“哦。”原来这样，难怪是遥远的“遥”，不是“瑶”。
“你是老四啦，跟你爸好的时候，我怀过三个，都因为顾你爸的面子，给做了，那时候做完孩子，真惨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还挺着身子去干活，冬天那么冷，饭馆还得开，我还扛一百多斤羊肉回来，拿冷水里解冻。该忌讳的，都没忌讳下来。”她说。
她落泪了，我不禁感到四肢酥麻，内心颤抖，许久后，我轻拂着她的肩，说：“妈，别哭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坐在她右边，她擦完眼泪，又哭又笑地说：“我哭什么，不哭了。现在你夏叔叔对我挺好的。”她继续低头缝被子。
她又问我：“你跟妈说实话，你有妇科病没？”
我“啊”了声，这也太直白了，我说：“没有。”
她说：“女人不容易，要注意身子啊，别遮遮掩掩的，有就上医院看去，女人这些病拖不得。”
我说：“我是医生，哪来？”
她笑了，说：“还好你学医的，那阵子我妇科病厉害，没钱上医院，只能洗，脏了就洗，天天洗。”
我脑海里又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夏叔叔的那事。那个夜晚的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我不禁想起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赵四小姐去找张学良，去一年，是奸情，去三年，是偷情，去三十年，是千古爱情。”
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了，我真卑鄙。对不起，母亲，我再次亵渎了你。可这一次，绝对不是恶意的。希望你能明白年轻人的语言，希望你不要责怪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时候，我无数次地内心发狂，发狂地想把那些事从你身上扯下来，而它却像魔鬼一样地附在你身上，也附在我脑海里。
我恍然想起一个天大的事，我说：“妈，你生日是多久呢？”
她说：“正月初一。”
哦！我同她生活了近三十年，竟然没见她给自己过次生日。我又回想着往年初一是怎么过的，没怎么过，就是屋子里冰冷得很，没有人来看望我们。一辈子，阁楼上，只有两个女人的气味。
我说：“今年我和夏叔叔给你过生日好吗？我们去买鞭炮。”
她说：“好！”
住上几日，我该学的也差不多学会了。沈律师便打电话来接我。母亲和夏叔叔来送我们，母亲和夏叔叔走前头，我和丈夫走后面，我们上船后，母亲一边跟我们挥手一边还跟夏叔叔聊天：“一会儿我们去买点萝卜回去，泡坛子里。”
夏叔叔说：“好。”
母亲又朝我挥手，挥两下又说：“泡好了给夏茜也送点去。”
夏叔叔说：“行。”
母亲继续挥手，继续说：“那泡白萝卜好还是红萝卜呢？”
夏叔叔说：“各自都泡些。”
母亲说：“不好，要混色。”
“要不装两坛子，一边红萝卜，一边白萝卜”。
……
船开了，桨声一浪接着一浪，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我看见浅水里的沙，还有鹅卵石，在水浪里清澈得很。
等我们走到对岸的时候，我和丈夫沿着江边走，她和夏叔叔也沿着江边走，我们在右岸走，他们在左岸走。夕阳西下，河面红瑟瑟的一片，他们在河的那岸，边走边聊，边看我们，无拘无束，宁静淡泊，我估计他们应该还在说萝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