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合作化、河南遂平（第一个人民公社）、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沈阳铁西（共和国数个第一）、除四害、大跃进
1954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
“长鞭呀，那个一呀摔呀，拍拍地响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这是过去一首老歌的歌词，它反映了农民满怀豪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情。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把亿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土改后的农村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这种小农经济规模狭小，基本上是手工劳动，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无力抵御自然灾害，难于扩大再生产，不能提供大量产品，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所以，无论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还是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都必须逐步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它最终成为发达的、生产社会化的、能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集体经济。
中国的手工业在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以及出口创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农业一样，它也存在着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资金缺乏，不能采用新技术和生产率低等问题。它是商品经济，但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往往要受中间商人的剥削。为了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使它更好地为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并改善手工业者的处境，必须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除极少数比较先进外，绝大部分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管理混乱，往往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解放后，资本家对前途心存疑惧，不肯增加投资，更新设备，改进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另外，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问题不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遭到破坏。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是完全必要的，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总结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要进入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就必须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避免的，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1952年秋，河北遵化王国范领导的合作社，23户贫农，全社仅有一只驴，入社三条腿，还有一条腿是别社的，农民家里是一穷二白，生产资料极为缺乏，人们称这个社是“穷棒子社”但就是这么一个穷棒子社，不依靠政府的财政，依靠自己的劳动，去离该村35里的深山打柴，1952年冬季到1953年春季共打了400多元的柴，帮助一些困难户解决了生活问题，还为社里添置了1头牛，一只驴，30只羊，一辆铁轮车，还有一些生产资料。到了1953年冬季，社里又添置了1头骡子，5头牛，2只驴，65只羊，12只猪，1辆铁轮车，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毛泽东听说后，豪情满怀地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这个“穷棒子精神”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1953年春，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有着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但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发展生产，共同富裕。1953年，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中国农村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引导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一种个体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52年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来自手工业。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决定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具有两面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应也具有两面性。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同仁堂的公私合营是一个具有代表的案例。
同仁堂是我国著名的重要名牌老店，创办于1669年，以配方奇特、制作精湛、药品货真价实而闻名好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一直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1954年，为了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选择同仁堂作为公私合营的示范企业。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以大局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公私合营后，同仁堂在生产、销售规模和开发新药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我国最著名的重要企业之一。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1956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全行业公司合营的高潮。
1956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至此，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那么，为什么不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本标志呢？
首先，从中国革命的性质看。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到1956年才基本完成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
其次，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特点看。以往的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能够在旧制度里产生并得到发展，与新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国家政权一旦建立起来，就标志着进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则不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只有先推翻旧有的政权，建立起人民的国家政权，然后才能在这个政权的保护下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利用人民政权的力量，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特点表明新中国的成立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不能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再次，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来看。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到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加上原来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的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经济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都是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的社会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它们就担负起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工作，实现了二者的统一。三大改造的完成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造，因此说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探索中前进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零5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刻，继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之后，空前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正在有计划地全面展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接近尾声，并且推动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跨入全面建设、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八大的召开，显得意义尤为深远。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开幕词，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整个会场，洋溢着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为启动这辉煌而又艰难的一幕，付出了心血。
从1952年年底开始，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即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曾经考虑过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然而，这项决定被意外事件推迟了。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东北王”高岗，把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共八大，视为谋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极好时机，于是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要职的饶漱石相勾结，四处串连，煽风点火，阴谋排挤刘少奇、周恩来，妄图取而代之。他们散布中央有所谓“圈圈”和“摊摊”，将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两部分，认为现在的党政大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手里，因此应当“改组”。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依照惯例，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还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央副主席等要职，还要改换总理人选。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正是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召开中共八大的招开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