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然而中共八大的召开与七大间隔了整整11年。对此，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段解释。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论十大关系》横空出世
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并且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认真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蓝图。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波兰发生工人罢工、群众示威游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不安定的现象。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避免重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误，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56年初，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指出十大关系，具体来说：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
《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以苏为鉴”，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宣言书。
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8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这次大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威望空前提高。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9月15日，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7日，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7日至26日，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同时，各兄弟党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也向大会致辞。26日和27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等，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27日下午，大会胜利闭幕。
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团结的盛会，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这次大会，载入了史册。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其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共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得到全党认可，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已经全面展开。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提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在会议前夕，他还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毛泽东的这些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在他在世之时成为现实。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但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八大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却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去应有的光辉。
1958诗情画意“乌托邦”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取得的初步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面对不到10年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所激发出来的全国亿万人民的巨大干劲，党和国家领导人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由于党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盲目追求速度、急于求成的失误，终于导致了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这首“诗”是“大跃进”时期十分有名的一首诗。可这样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那个年代，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的人，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年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
正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些口号所喊的一样，“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完成各种各样的高指标。而这些高指标的提出，又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口号有着密切的联系。
195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受苏共中央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参加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很好。一是他觉得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并且通过这场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二是在莫斯科会议上，苏共原来准备了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中心内容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问题。后来中共中央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同原来的面貌不一样，并被会议基本上接受了。胡乔木曾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11月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不但大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问题，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苏联“在十五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这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在征得国内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要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致祝词时，正式公布了这个口号。他说：“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钢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工业领域“大跃进”的重要目标，当年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本来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认为搞建设就是要那么冒一点，就是要克服那种右倾保守思想，致使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同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大跃进”的动员令，把“大跃进”的口号推向各行各业。
在“大跃进”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于这年3月3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开展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民大辩论，实际上是要以此肃清“大跃进”的思想阻力。《指示》断言，在这场运动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随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简称“双反”运动）的展开，“大跃进”运动向纵深发展，浮夸风开始盛行。
195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和4月，又分别在成都和武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些会议的议题很多，但批评“反冒进”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后一次总动员。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