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娘与孟玉楼是两个形同实异的人物，作者称誉二人“楼月善良终有寿”，看似无高下之分，但其实并非如此。要解开这个问题，首先应弄清——吴月娘是哪一类人物？
吴月娘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排行三姐，夏历八月十五日子时生，当夜皓月正圆，故名月娘。西门庆前妻陈氏死后，娶她填房为继室。当时她约二十四五岁，比西门庆小两岁。
关于吴月娘的形象，乍一看来，似无惊人之处，她平实、善良、恪守礼教，不大管家事，性格上有些小缺点，诸如心直口快，看不惯便骂人，无心计等。但略加深究，发现问题很多，上述概括仅是表面现象。在作者对她的动态描绘中，她的优点和“美德”却深嵌着缺点与“丑”，而这些地方却正是大有文章可做之处。倘若把她与孟玉楼相比，在《金瓶梅》中，这正好是两个相反相成的人物。
吴月娘的基本形象与性格特点是“正”、“直”、“实”。所谓“正”，是指她恪守封建礼教、尊崇传统道德，是封建伦理道德、妇女贞操节守观念的化身。“直”、“实”是指她心性直爽、实在，待人接物缺少心眼，不讲究方式方法等。《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塑造吴月娘这样一个形象？看起来是为了树立一个妇道、妇德的楷模，塑造一个封建道德的化身。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作者塑造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形象是颇有深意的。
清人张竹坡在评论《金瓶梅》时，对吴月娘大骂不止，指出她许多的败劣之处。有些看法和评说是非常敏锐、深刻和精辟的。例如在《读法》中，他指出：‘《金瓶梅》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而人不知也。”他认为，吴月娘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第七十五回评），作者深恶其“阴毒权诈，奸险刻薄”（第九十五回评），故“特用阳秋之笔”（第七十五回评）写她的隐恶。他还对作品一一钩沉，随后指出吴氏的败着。如：小说在写到陈经济在西门宅中不轨时，他认为月娘要负其引经济人室之罪，月娘收妓女李桂姐为干女儿，他认为这是作者“欲丑月娘”，责备她“一味胡乱处家，不知礼义”（第三十二回评）；他指出月娘帮助西门庆收受陈经济的箱笼，存放李瓶儿的财物都是“帮西门庆一伙做贼”，“西门利其色，月娘则乘机利其财矣。月娘之罪，又何可追？”（第十四回评）张竹坡的这些看法虽然不乏当时社会的局限，但其主要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吴月娘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尤其是她所蕴含的复杂性，空前地开拓了人物形象的深度。为此本书不对她的一般形象、性格作介绍，而着重要介绍其复杂性的一面。
吴月娘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妇女，她在贞操节守、道德礼教等方面均无懈可击，堪称楷模。但作者在塑造她这一形象时，同时闪现了她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她生活在礼教沉重的十字架下：西门庆还在世时，她的生活已经形同枯木，了无生气；西门庆死后，她更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恐惧是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礼教来的。表现她这种恐惧心理的事很多，仅举三例予以说明。西门庆去世不久，潘金莲与陈经济更加放肆淫媾，以至于长期奸宿，丫鬟秋菊发现后，几次去向月娘禀报，吴氏不敢正视这一现实，反而臭骂秋菊。因为她担心传出去，被人耻辱，“恰似我养的这孩子，也来路不明一般”（第八十三回）o俗话说，“做贼心虚”，可是吴月娘不做贼也心虚。由此可见，其精神负担实在不轻。第二件事是陈经济借嘲戏孝哥儿侮辱月娘。陈经济当着众人的面说：“这孩子倒相我养的，依我说话，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这本是一句流氓无赖的话，大可不必当真。但“月娘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正在镜台边梳着头，半日说不出话来，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第八十六回）。第三件事是第九十五回，平安儿偷了当铺里的东西，被拿住带往巡检厅上审问，巡检吴典恩与平安儿串通一气，反诬月娘与小厮玳安有奸情，并扬言要行牌提取她到公堂对证。她又是不听便罢，听了这消息就好像“分开八块顶梁骨，倾下半桶冰雪来，慌得手脚麻木”。
仅就以上三件事已完全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对于吴月娘的束缚已经到几乎令其窒息的程度。再说，吴月娘的“直爽”、“实在”是否全都值得称道？这又是一重复杂的问题。
小说用了许多笔墨来描绘月娘其人的真实心性。例如别人说隐语，她听不懂。别人能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她却不能。相反，她的“直”和“实”往往要造成祸患，带来不堪的后果，在这些方面小说时不时地要闪现一些惊人之笔。举个例子来说：《金瓶梅》中多次描写吴月娘骂人的情景。月娘骂人有什么特点呢？特点亦是既“直”且“实”。无论骂西门庆，骂潘金莲，骂丫头、小厮，一无例外。这些骂当然构成了她形象之一部分。但这仅是一般的部分，作者似嫌不足。所以又特意地设计了几出骂出祸事来的闹剧。第七十五回，吴月娘与潘金莲相骂，起因是由潘金莲霸拦西门庆，冷落了孟玉楼，她打抱不平，找潘金莲的茬子引起的。但是，由于她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照“直”、照“实”地骂过去，结果反把孟玉楼也骂进去，引起了孟的反击：“你今日怎的这等恼的大发了？连累着俺们，一棒打着好几个人也。”可见月娘的“直”“实”心性未见得就怎么好。除此而外，小说还表现了西门庆家的有些事坏就坏在月娘的这性格上。如第六十八回，吴月娘大骂王六儿，她当时只顾自己的快意，破口大骂，深知她“毛司火性儿”的小厮来安儿出来对人说：“娘稍出‘四马儿’来了。”
在场的吴大舅赶紧制止她，说王六儿的“男子汉领着咱偌多的本钱，你如何这等待人？”可是已经晚了，祸从口出，她的一顿快骂使西门庆家损失了两千两银子。除此而外，吴月娘常常表现出一些愚妇拙妻的心性。例如她佞信佛道，把三姑六婆招进家中；她甘认西门庆的婊子李桂姐做干女儿，李桂姐惹了祸，月娘要西门庆派家人丢下商业的营生不管，先去东京为她说晴；潘金莲对吴月娘说西门庆把如意儿刮刺上了，要她管一管，她却说：“你每说，只顾和他说，我是不管你这闲账。”（第六十七回）
《金瓶梅》的作者如此塑造她，是为了把她写成一个活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和复杂性格特点的真实的人。
吴月娘的形象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开启性的影响。在《金瓶梅》之后大约160余年出现的《红楼梦》就深得了“金瓶”的壶奥。其中薛宝钗、王夫人等人的形象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吴月娘形象的启迪与影响。
在学术界与评论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吴月娘形象所具有的开创性的意义。美国学者陆大伟先生曾撰文指出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这一人物形象的承传关系，并称其系列为“明褒暗贬”式的人物。这一看法很有意义。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吴月娘形象的认识，还不能过于偏颇。
《金瓶梅》的作者所塑造的吴月娘，是个褒贬相交的人物，亦即“有褒有贬”，而不纯粹是“明褒暗贬”的。全书最后一回（第一百回）有一首总结全书的诗，其中云：“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足见作者对其所持的基本肯定的态度。
《金瓶梅》的作者对吴月娘恪守封建礼教的人生态度不是从谴责的角度予以否定，而是从同情的角度予以暴露。西门庆死后，小说用了许多笔墨大描大写月娘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人格尊严，不为强人、歹徒所屈，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作者对这些努力和抗争是赞许的，并给予该形象以最后完善的机会。至于她的这些举措中的不得当的部分及其心理、思想根源，作者十分清楚是礼教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作者借月娘的形象披露妇女的苦难，同时对其愚贞给予善意的嘲笑。
《金瓶梅》的作者对月娘性格中的缺点部分作精细地刻画，是为了绘出这个人物的方方面面，使其真实感人。她有“美”与“善”的品格，但同时也有令人憎恶的“丑”与“恶”的缺点。作者无意于把她写成为一个“明褒暗贬”式的否定人物。因而像张竹坡所说“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棉里裹针，柔奸之人”（第十四回评）等评价，则过于偏颇了，不必尽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