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但生活奢侈，他统率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兵营之中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乾隆早就想封福康安为王，让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便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作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不幸的是，乾隆还没来得及封福康安为王，他就去世了，对此乾隆悲泪长流，赠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并建立专祠以致祭。在清朝历史上，异姓封王的除清初吴三桂等三藩和少数蒙古贵族外，仅福康安一人。然而，后来的嘉庆皇帝并未像他父亲乾隆那样褒奖福康安，多次追谴他在军中挥霍无度。嘉庆十三年又将其子德群从世袭贝勒降为贝子。
书外人评：福康安受高宗的殊遇，宠极一时，在兄弟中功勋最为卓著，地位最为显赫，一生转战南北，经历了无数战斗，百战百胜，是乾隆朝叱咤风云的大将。福康安在守卫边疆的战斗中，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还是清王朝的刽子手，而且其人的私德也并不高明，总地看，应当是负面大于正面的。
乾隆朝第一名臣--刘统勋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先后入值南书房、上书房，累迁至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本为辅导东宫太子的专署衙门，康熙实行秘密建储法之后，改为“文学侍从”或掌经史文章之事，詹事是这个衙门的堂官。乾隆临朝，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乾隆二年，授刑部侍郎名衔，仍留浙江。乾隆三年还朝。四年，丁母忧。六年，起复原官为刑部侍郎。服满回京，特授督察院左都御史。何言“特授”呢？这要从督察院的职司说起，督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职掌为监察政治得失，纠失检奸，弹举官邪，集监察、弹劾、议政为一体，左都御史是督察院的最高长官，为九卿之一。乾隆初政，鄂尔泰、张廷玉两家门第鼎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结党成群，营私舞弊，乾隆施政，颇多掣肘。刘统勋为人持正，素不阿附，置于督察院左都御史的位置，正是为了他便于建言，以制衡鄂尔泰、张廷玉，及渐有权相之势的讷亲。果然，刘统勋上任未久，即上疏攻张廷玉、讷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唯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于讷亲则云：“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讷亲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奉旨如大学士管部之例，协理户部，同时身兼领侍卫内大臣及军机大臣等职，乾隆初年独蒙召对，一人承旨，权势之炽，可想而知。百官争走其门，唯恐滞后，独刘统勋清流其间，敢于上疏言其非，人品可见一斑，乾隆亦称知人善任了。
一疏既上，乾隆谕云：“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钳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
历代帝王，对于自树朋党者，素有所忌，乾隆对张廷玉和讷亲一时并无裁抑，是他的帝王心术，并不代表对他们有格外之恩遇，相反，他将刘统勋的上疏宣示廷臣，警戒之意，不言而喻。为防止大臣各树朋党，形成党援之势，乾隆自必培植亲信辅弼，而他所培植的亲信辅弼，当以刘统勋为首。
刘统勋一生为官，与河务结不解之缘。乾隆十三年，同大学士高斌巡查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刘统勋疏浚聊城引河，分运河之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令改低，沂州江枫口二坝，待秋后培高，使水有所泄。乾隆十八年，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口，刘统勋偕尚书策楞前往视察，查得河道官员亏空公帑情事，据实上疏，河道总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被撤职，侵帑诸吏，并遭严惩。同年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口，刘统勋又查办一批贪污渎职的墨吏，亲自驻守铜山监督塞河，到十二月，工程告结。乾隆二十一年六月，铜山县孙家集黄河漫溢，河务总督富勒赫因无能去职，刘统勋暂摄其职，督促修堤诸事，至冬方始告竣。乾隆二十六年秋，河南祥符、杨桥等处，黄河漫溢，水退后修筑堤防，河道官吏以刍茭（干草）不敷为辞，百般怠工，刘统勋情知有异，微服私访，见大小车数百辆满载刍茭，皆驰装困卧，问其故，则曰官吏索贿不成，拒而不收。刘统勋遂缚当事官吏，论罪当斩，因巡抚等人求情，方免其一死，杖责而罢，而刍茭一夕之间尽收，一月之后，工程始毕。按，自乾隆元年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始，至乾隆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凡三十余年，刘统勋皆参与河务，擘画筹谋，兴利除弊，可谓治河能臣。
乾隆十七年，诏命刘统勋入军机处行走，所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至此，刘统勋为真宰相矣。《清史稿》有云：“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刘统勋之见契于乾隆，尤在其决疑定计之能。史载：“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事在乾隆三十八年，为其慎密通敏，决疑定计之证。
刘统勋一生为官，堪称清正廉洁，秉公无私，在贪黩好货，渔色无厌的官场之中可谓清风独标。他为官数十年，做的几乎都是京官，累主会试及顺天乡试，门下宾友从无一人夤缘得利，经他之手所取之士，虽已列仕版，却多不识面，这在鄂尔泰、张廷玉各擢私人，党同伐异的情势下，尤称难能。清朝的官俸极其微薄，外放的地方官还能在任所大捞其油水，京官身在是非窝，迎来送往，酬酢唱和，处处要“阿堵物”开道，仅靠官俸，糊口尚且勉强，如何能在那万丈红尘之中久持？其实，京官的收入大部分靠的是在地方任职的同乡们逢年过节“孝敬”的礼金或实物。清末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就曾于某年岁暮以贺岁为名一次给一个同乡京官送过数万两礼金。如此这般，互通声息，倚为党援，好处多多，自不待言。刘统勋当了几十年京官，久居相位，为乾隆所倚任，希图攀缘骥附之人真不知凡几。对那些怀慝之人，他毫不姑息，史载：“尝有世家子任楚抚，岁暮，馈千金。刘呼其仆人，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留赠故旧贫窭者。’”，“有赀郎昏夜叩门，拒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其人嗫嚅而退。”有赀郎者，富家弟子因家财多得拜为郎也，素为所恶。刘统勋两袖清风，一芥不取，清贫之状可想而知，以致他去世之后乾隆亲奠其门，门闾湫隘，不得不却舆盖然后入；回至宫内，感其俭素，“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刘统勋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身后遗有二子，其一便是大名鼎鼎的刘镛，镛字崇如，号石庵，也是一位骨鲠之臣。他之得享大名，并非如后世故老相传与和珅斗智而来，他之名震一时，乃是因为他的书法，为世盛誉，论之者以为“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莫测其高深。”诚然，他秉承乃父之风，也是一个清官。
书外人评：中国过去的封建官场，对于“谥号”极其重视；“谥，行之迹也。”，“谥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其精神与一字褒贬的春秋大义一脉相承。清朝礼制尤重“文”字，“正”字，唯有翰林出身或官至大学士者，方得谥“文”，而“正”字尤为难得；“文正”二字联璧，更非臣下所敢擅拟，无特恩不得用。清自天命建号，至宣统退位，共二百九十六年，芸芸众生，衮衮诸公，得谥“文正”二字者，不过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而已，正所谓国重明器，这样做是为了彰显名臣风范。“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刘统勋“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称得上计天下利，得万世名！
屡任统帅用兵在外--阿桂传
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阿克敦的独生子。曾在沈彤门下读书。凭借其父的功劳，于乾隆元年（1736）以荫生任大理专丞，但他仍是努力进取，于乾隆三年中举，一年后任兵部主事。乾隆八年升户部郎中，三年后降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次被派往四川边界地区任职，在征讨金川军中担任幕僚。然而当他抵任时，适逢张广泗、讷亲因作战失败，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攻击而获罪。阿桂也与他们一起被指控而判处死刑。不过后来乾隆念其因阅历不足，又念及其父年迈，于乾隆十四年被宽免释放，乾隆十五年他复任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七年迁吏部郎中，不久奉派赴江西任按察使。第二年回京任内阁侍读学士，寻擢内阁学士不久擢升为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奉命赴乌里雅苏台，在班第手下督办伊犁河谷地区驻军台站。第二年由于父丧返京，同年年中又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他及时赶到并参与征讨蒙古某王公的战役。蒙古某王公在阿睦尔撒纳伊犁叛乱之后，也企图在蒙古作乱、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之后，授阿桂为工部右侍郎，派赴科布多安抚西蒙古，以阻止厄鲁特部逃往西伯利亚。
乾隆二十三年阿桂因未能防止厄鲁特首领逃亡，惹得乾隆老大不高兴，被召还京。这时新疆穆斯林首领发起动乱，被派往平乱的兆惠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阿桂奉命与富德同往解救。乾隆二十四年初围解，年内平定动乱，大军凯旋后，阿桂督责来自阿克苏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屯垦伊犁河谷，以便为驻军提供军粮，由于土地肥沃，加以阿桂管理有方，头一年就获得大丰收。伊犁地区的屯民与驻军于是就能够以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达百余年。乾隆二十八年阿桂返京，就任已于两年前受命的工部尚书，并在军机处任职。
乾隆二十九年阿桂一度署理四川总督，第二年奉命赴新疆镇压喀什穆斯林动乱，经过半年围困，平定动乱，然而阿桂在这次战役中，乾隆责以未尽全力征战，令其协助伊犁将军明瑞统筹屯垦事宜。明瑞奉诏回京，派往云南统率一支征缅大军，阿桂继任伊犁将军。乾隆三十三年明瑞所部在缅甸遭到大败，清廷立即重组征缅大军，以傅恒为统帅，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年中，阿桂奉命急速返京即赴云南，并一度任云贵总督。乾隆三十四年，罢总督任，专办军务。尽管征缅失败，乾隆皇帝仍决心迫使缅甸就范。当年乾隆下诏任命三位将军统兵再征缅甸。但是当地气候和热带疾病对清军极为不利，虽然打了几次胜仗，最后还是被迫撤退。由于阿里衮身亡，傅恒亦染重病，阿桂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最高统帅。后因缅甸同意进贡，双方停战言和，阿桂亦返回云南。但不久因阿桂派往收取贡赋的官员被缅甸扣押，协议被毁，阿桂对此负有责任，遂遭革职，受命在继任的温福属下任职，温福已奉派镇守云南边境。那时缅甸正担心近邻泰国人，故而中缅边境相对平稳了一阶段。
在从缅甸撤军之前，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已经发生动乱，金对地形险要，难以进入。当时土司又分外强悍，善于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在山隘要道修筑石头碉堡，以抵抗官军。乾隆三十六年末，温福奉调率军从云南前往四川，证讨大小金川。阿桂亦随军前往，任温福的副手。温福从小金川东面进攻，阿桂率军自南面进攻。年底，攻下小金川，但动乱头目进入大金川，清军又挥师进攻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年中，小金川土司再度发生动乱。温福所部在未果木几乎全军覆没，温及将领多人在战斗中丧生。阿桂撤至安全地带并放弃已经收复的大部分地区，只将少数精兵留驻战略要地，以为反攻基地。不久，他授为征西将军，统率全军，奉命从东面进兵。他在南路的旧部则留交富德和明亮指挥，年内收得小金川，而大金川虽只有数千叛乱守军，却坚守三年之久。每座山和每处要隘，清军都要经过数次反复酣战才能攻克，阿桂当时使用了在葡萄牙传教士指导下监造的大炮，把那些坚固的碉保攻克、炸毁，葡萄牙传教士付作霖是乾隆三十九年秋到达阿桂大营。乱军大营所在地最后被包围，大金川首领索若木投降，按照事前安排，挑出一批战俘解往北京，两个月后，阿桂率领凯旋大军浩浩荡荡回到北京，乾隆亲自出城迎接，并陪宴宫中。讨平金川之战持续五年才彻底结束，共耗军费白银七千万两，超过征服伊犁地区和南疆所耗军费总数的两倍，而新疆的面积则是金川的二十倍。清军只是凭借巨大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切断对方粮食与弹药供应，才迫使叛乱土司投降。阿桂因战功获得殊荣，乾隆四十一年初受封为一等城谋英勇公，另授协办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当年又被派抵云南，准备再次用兵缅甸，同时升任大学士。乾隆四十二年，奉诏返京。此时缅甸因有内乱并与泰国发生冲突，国势削弱，被迫从第二年起开始向清廷进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6年缅甸被英国人吞并为止。
阿桂曾经两次率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两次动乱都是由于伊斯兰教新教派反对清廷所承认的旧教为导火线的，第一次起义在乾隆四十六年于河州和兰州地区爆发，在六个月之内即被平定。新教残余于三年后再次起义，由于两次胜利，加授阿桂轻车都尉世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