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弟兄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名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崇高的责任。
生宝不喜欢看这幕丑剧。这是人类的丑剧！生宝怏怏不乐地离开这个场合，他劝大伙都不要看。他说这弟兄俩太没意思了。
当生宝追到后院区委会院子里的时候，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憎恨，在他心情上控制了失恋情绪。对于正直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军人、工人、干部、庄稼人、学者……社会问题永久地抑制着个人问题！生宝不是那号没出息的家伙：成天泡在个人情绪里头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而对于社会问题、革命事业和党所面临的形势，倒没有强烈的反映！柳青：《创业史》，第231～2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这段主要分析角色行为意义的叙述者声音表现出惊人的傲慢，甚至傲慢到荒谬的地步。它的荒谬不在于作者对梁生宝高大形象的“点睛”，而在于它贬抑、蔑视人类的正常的感情。所以会产生这种叙述者声音的荒谬，就在于这种声音是以掌握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终极真理”的角色发言的。它知道人世间有罪恶，也知道人世间罪恶的来源，更要害的是它知道铲除人世间罪恶的方法。这部小说，小说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及其展开就是这种前所未有的铲除人世间罪恶的虚构实践。因为有了通晓古往今来的世界观，因为有了将这世界观付诸实施的方法，而小说的故事又是这样一场实践，所以作者笔下的大人物就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形象，这是为作者的构思意图所限制的。就像茅盾笔下的吴荪甫、赵伯韬一样。他们一定是某些阶级、阶层的符号的化身。梁生宝是农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带头人的化身，郭振山是党内自发势力的化身，而姚士杰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的化身。这些人物的关系体现了在当时意识形态下社会关系的政策式的理解，而不是人性的理解。正是因为这样，虚构故事才能形成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高调”。但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小说落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牺牲了艺术的价值。
小说当年发表后简直好评如潮，甚至被誉为创业的“史诗”，在几乎一致叫好的呼声中，严家炎留意到梁三老汉的形象写得比梁生宝好。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见《文学评论》1963年第三期，《文学评论》1964年第四期。
其实。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梁生宝似的高大形象受到较多意识形态限制，作者的艺术才能在这些人物身上不能表现出来。正面形象在整个广义革命文学的创作中不如非正面的形象，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独柳青是这样。如果说《创业史》还有可取之处的话，作者十余年熟悉乡村民俗、民情积累下来的丰富教养，基本上是体现在那些非正面的落后形象上。而这些是作者作为“插曲”来写的。
意识形态对于作家的写作构成压力，并不是仅仅在于它是外在性的强压或强迫接受。上述两个例子，我们都不能说茅盾和柳青是被迫接受意识形态的，相反是他们自己在时代的大潮中主动拥抱这种对社会的新理解，主动接受意识形态。错误不在于他们接受唯物史观，而在于他们以为这种世界观能够给文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理论激起作家对社会事务空前的热情，作家变得不甘心做人性的观察者和表现者，而要做社会和历史的审判者。审判社会，审判在社会讨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作家成为预言者和法官，结果带来的却是对文学的伤害。小说的“高调”部分毫无可观，而可读的地方只有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符合作家个人趣味和学养的“插曲”。虽然作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客观上却是作家个人生命的巨大的浪费，艺术才华的巨大的浪费；从文学的角度看，也是写作的扭曲，是在意识形态下的写作的变形。
3媚俗的改写
20世纪中国文学虽然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是它的版本复杂和由此造成的困扰并不亚于古典的研究，两者所不同的是古典文献的版本困扰多数是因流传过程中后人的传抄、删改、修订而造成的，而20世纪文学的版本困扰则多因作者本人在不同时期的重编、改写而造成的。许多现代重要的作家都曾经重编、改写过自己有代表性的旧作，例如胡适重订《尝试集》；郭沫若屡次重编自己的新诗集，修订《女神》；曹禺改写《雷雨》；老舍删改《骆驼祥子》等等。现代作家似乎普遍不满意自己的旧作，虽然悔自己的少作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但是现代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却不是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真正不满意自己当初的幼稚，要尽量将好东西留下，不满意的删去，胡适之于《尝试集》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自己在《尝试集》增订第四版的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旧作的存废以自己的趣味和满意程度为标准。胡适：《四版自序》。见《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另一种是迫于时局的变化和压力，改写自己的旧作。郭沫若、曹禺和老舍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作家其实并没有不满意自己的旧作，但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继续作为一个作家，要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条件便是主动的修改。这种迫于意识形态压力的改写在作家内心世界最终造成的屈辱感和挫败感是可想而知的。它表示了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对作家写作最粗暴的干涉，也表示了作家的屈服和无可奈何。本文不打算讨论自悔少作式的改写现象，而讨论遭受强大的时局和意识形态压力下的现代改写现象。因为这并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也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纪文学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它会引起我们值得深思的疑问：作家为什么那么媚俗？为什么那么无奈又那么痛苦？
新诗作家诗作的版本杂乱当首推郭沫若的诗集的版本，他一生多次重订、增删、修改自己的诗集和诗作，几令细心的读者无所适从。那些被认为代表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诗作其实都曾经被他在不同的时期修改过；同样的一首诗，在这个集子出现，在下一个集子就不见了，但又在下一个集子重现。作者简直就像变戏法一样，通过重订和改写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读者只看见他一次现身的面目。可是，郭沫若也许没有想到，当读者追踪他一系列的变戏法的时候，将他多次的假面演出串联起来，就能够看见他的真实面目，看见他的媚俗，看见他的无奈，也看见他的恐惧。
郭沫若新诗的集子最值得讨论的版本有1921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女神》初版本、1928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的《沫若诗集》、1944年由重庆明天出版社印行的《凤凰》和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女神》。讨论郭沫若新诗版本及其修改，可以参考桑逢康编的《〈女神〉汇较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郭沫若在自己的诗集重订、改写中，并非完全没有从艺术出发的修改。可以举出的例子是1928年《沫若诗集》本对初版的《凤凰涅盘》有重大修改。长诗最后部分“凤凰更生歌”中的“凤凰和鸡”由初版本中的十四节缩减为四节，应该说这种修改是基于艺术考虑的。因为初版的写法太过重复累赘，每节仅主题词“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等十六个词的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其重复的程度真有如裹脚布一样长而不雅，《沫若诗集》本将四个词合成一节，修正了初版太过注重节奏而带来的累赘的毛病。但是，除此以外，郭沫若对自己诗集的重订和诗作的修改就不敢恭维了。
郭沫若似乎特别重视《匪徒颂》，这首诗对当年的文坛的确造成很大的震动。他在《创造十年》中谈到这首诗，以为它是对于祖国的恋歌和对日本新闻界污蔑“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的抗议。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十二卷，第73页。茅盾晚年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我记得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底发表的长诗《匪徒颂》，诗的开头有一小引，说‘匪徒有真有假’，然后引用《庄子》脚箧篇盗跖之徒问盗亦有道乎一段文字，最后作出结论。”茅盾：《茅盾回忆录》。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册，第249页。
可见这首诗在那个年代的大胆妄为，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引人注目的。可是这首诗也有不同年代隐秘的修改，颇耐人寻味。《匪徒颂》的初版本第二节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1928年的《沫若诗集》本，郭沫若将这一节改写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斯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尔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诗句改动很大，当然表明这时的郭沫若思想倾向“左翼”，罗素、哥尔栋等人已经不是社会的时髦，经过了大革命，国共的合作和分裂，在思想界、文坛，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是更响亮的名堂，所以，在开列的“匪徒”名单中，罗素、哥尔栋被除名而马克思、恩格斯获得荣登。但是，1953年版的《女神》本中，“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一句，又修改成“饿不死的马克思呀！”这一句的改动，违反了全诗正话反说的修辞风格，而作者甘冒修辞不协调的风险，内中当然有缘故。推测起来，不外是时局氛围的改变。1953年全国解放，马克思已经由革命的号召者转变为新政权的思想和理论的宗师，这时候诗句说他老人家“穷而无赖”，作者已经感到内心的不安。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