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早在1934年说过一段话评论茅盾的小说，值得玩味。他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子夜》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朱自清：《子夜》。见《文学季刊》第二期。当然，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一样能够出好的作品，这好的作品之所以好倒不在乎是不是表现了时代，写得惟妙惟肖，深达人情，一样是造艺的不二法门。像金圣叹说施耐庵写水浒人物一样：写豪杰居然豪杰，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写淫妇又居然淫妇，写偷儿又居然偷儿，作者显然不可能亲历熟习这几样差别那么大的角色。金圣叹的解释是“因缘生法”。
金圣叹评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评，第1035～1036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作者根据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线索和逻辑加以合理的想象，这也是一种作家独有的“经验人生”。不过茅盾写《子夜》显然不是这样一种经验人生，而是更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它的对象首先不是人，不是人性，而是人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反映的是某种学说对社会结构或者历史变迁的理解，而处在相互关系中的人也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人，而是代表某个阶级、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人。朱自清说《子夜》是细心研究的结果，是完全说对了。只是茅盾的研究离“因缘生法”式的研究相去遥远，他在《子夜》中得到的是印证唯物史观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解释，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失败的做法。
茅盾写作《子夜》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激烈的时候，这场论战受到不同的学说背景和党派利益的影响很深，茅盾也坦率承认写作和论战的关系。《子夜》的写作，大有回击托派和陶希圣“新生命派”关于中国社会现实观点的意图，因为茅盾是完全站在信奉唯物史观的“新思潮派”的立场。茅盾这样谈到《子夜》的构思：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册，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严格说，这并不算是文学作品的构思，艺术构思应该从角色和他们的活动开始，而不是从一种抽象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开始。很显然《子夜》的核心人物和故事是在这种社会理论的要求下编织的。例如，社会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的主体，故事里就有农民暴动和丝厂工人的罢工，而作者对他们的处境和生活根本就没有建立在单个人基础上的了解，作为个人的农民和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恐怕作者连想都没有想这类问题，故事里的农民和工人只能是社会理论表述的化身，所以就根本不可能写得生动。写到农民暴动，都是“火把”如何如何；写到工人开会、罢工如同群氓一般蠢动，工人积极分子和秘密党员的思想固然先进，形式却似黑社会接头，生硬得很。估计他说自己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看，就是指的此一类文字。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见《茅盾研究资料》中册，第29页。吴荪甫和赵伯韬写得很多，他们的较量是故事的主线。但缺点也是一样，作者注重的是这两个人代表的符号意义，而不是血肉俱全的个人。前者代表民族资本家，后者代表买办资本家。但是，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买办资本如何压迫民族资本，这本来就是当年“左翼”社会理论的“神话”，编造出来无非要证明“旧社会”必然崩溃，这个神话没有实证的价值而只有判决书的价值。茅盾信奉这“左翼”社会理论的高调。在故事里就不得不取他们两人的符号意义，写他们冲突，写买办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压榨、吞并。但实际上买办资本如何压榨民族资本，如何吞并民族资本，作者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茫无头绪。
因为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企业的失败只能是竞争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绝不可能有某一种类的资本压迫另一类资本而导致这另一类资本不能存在的道理。可是茅盾相信这种资本对决的“神话”，需要突出不同类型资本的较量，于是，他把故事发生的场景搬到交易所进行，演出一场双方买涨还是买跌的搏斗。吴荪甫名为民族工业资本家，故事写他除了任用屠维岳对付工人之外，就是组建金融公司投机国债，他的故事由投机开始，由投机结束，看不出有什么工业资本的味道。从编排故事的角度看，吴赵之间的对决与其说是金融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生死搏斗，不如说是两位投机家在国债市场投机的故事。但是，作者给两人分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在道德上肯定了一方的卑鄙和另一方挣扎的无奈，以图为“旧社会”的崩溃寻找必然性。作者用笔墨写得最多的三条线索——吴赵的对决，吴破坏工人罢工，乡村农民暴动——都是写得最生硬的，但是，无论写得多生硬还是要写，这全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高调”：
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见《茅盾研究资料》中册，第28页。
提出一个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政治理念的事情，是社会理论研究的事情，并不是文学可以做到的，当然故事可以图解政治理念，形象可以表现社会理论的意图，但是从长远看，付出的代价却是文学性的丧失。《子夜》初版到现在已经七十年，重读这本小说，如果说它在文学上还多少有可取的话，那就只表现在“插曲”的部分，至于作者着意经营的“高调”部分，是彻底失败了。
这种写作上的失败我们不知道茅盾自己意识到没有，但至少这失败的故事被新一代的作家一直延续下来了。因为政治的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幻觉使作家以为自己掌握了新的世界观，能够洞察历史发展的未知。在新中国建立后有影响的作家中，柳青是突出的一个。《创业史》充满了预知历史发展的傲慢，故事要揭示的不是一般的人类准则，而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道路。可是，读过小说马上就可以知道，这种预知前程的傲慢不是文学带给他的，而是他痴迷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理论的结果，他以为他的痴迷造就了他的文学，实际上他的痴迷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文学。他在离世前五年也就是《创业史》出版后十四年的1973年一次创作座谈会上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没有任何时代能比得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制度……我学习历史后，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产生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人类历史斗争这么长时间，产生这个制度是了不起的事……我写的《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诞生的，我想努力把它写完。我虽然只写合作化阶段，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产阶级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柳青：《柳青同志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9～30页。1979年版。
作家当中，对自己痴迷的社会理论最自信的当数柳青，然而失败得最惨的也是柳青。作者原本打算小说写四部，但《创业史》的第二部就已经写得不堪卒读，可以想见，柳青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完成这个奇迹般的“创业故事”，它不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就是一个永远没法收场的故事。因为故事的基本构思是追随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的处境决定了故事的处境：如果不是现实的变化证伪了这种社会理论，就是这种社会理论变成一个无法兑现的预言。理论不能兑现，故事就无法收场。《创业史》写作的中途夭折恰好成了一个隐喻：“创业故事”最终命运的隐喻。
作者最得意于创业故事的地方是它的历史深度，柳青的笔触的确处处苦心经营故事的历史深度。他所以那么偏爱这个实际上是虚无缥缈的历史深度，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已经掌握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终极真理”，而他生活着的时代就是这个“终极真理”付诸实现的时代，他以为他身边发生的一切是旧制度的没落和新制度的诞生交错的一切，他要制作这个历史终结之前最后一刻的宣言。这种对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见解显然不是得自他本人的经验和体会，而是他信奉的马克思式的社会理论告诉他的，关于旧制度的没落和新社会的诞生党的文件已经做过了宣告，而柳青作为文学家要做的则是在虚构故事里再宣告一遍。他讲故事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高屋建瓴的叙述者声音分外响亮。
它不像古代章回话本的叙述者那样现身作道德训诫和人物针砭，它在叙述中现身是要宣告一种“终极真理”的降临，是要对人物角色的所作所为下一个最终的历史判决。这是对他们命运的判决，判决的依据是他们的阶级属性。因为叙述者声音所代表的判决者知晓一切社会和历史的秘密，它知晓的不仅是人物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它知晓人物之间相互的关系和他们的最终归宿。如果叙述者的声音有隐蔽和显露之分的话，那《创业史》里面的叙述者声音无意属于显露的那一类；如果叙述者声音有理性和狂妄之分的话，那它应当属于狂妄的那一类。一方面它毫无顾忌地现身，大发议论，唯恐读者放过人物行为的每一处细小的意义，它不时地站出来，指出给读者知道；另一方面它议论的调门特别高，这种高调门来源于对社会和历史“终极真理”的掌握。第十六章写梁生宝到镇里去，在区公所的前院碰到两兄弟因为兄长过世而争财产闹官司的事。柳青注重的显然不是这件民间的官司，而是借这桩官司为前面数章中的人物关系做一个点题，下一个判决，因而有一长串叙述者的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