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当意指之物同符号具有相似性时，我们能够通过概念系统和共享语言系统来解释意义，但是如果符号与所指的事物关系模糊不清时，特别是书写或言说的符号，意义就开始在这里滑脱和逃逸，进入不确定之中。此时意义的传递和交流就成为问题。因此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是我们把意义确定的如此牢靠以至于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成了看上去自然的和必然的了。意义是被表征系统构建出来的。它是由信码建构和确定的，信码确定了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他们使意义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稳定下来，而信码被理解的原因在于它是社会惯例和习俗的产物，它是社会确定的，也是在文化中被确定的。这是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时所必须经历和学习的，他们学习表征系统和各种惯例，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各种信码，并被无意识地类化，那么这些信码就允许他们经由表征系统表达特定的概念和观念，并且理解由同一系统传达给他们的各种观念。但是，文化习俗和社会习惯并非固定不变，那么意义就永远不能被最终确定下来。简言之，表征的两个系统的关联产生了符号，而符号被组织到语言中，产生各种意义，并能用于指称“现实”世界中的物、人和事。盛大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而那场精彩、绚丽、震撼，又富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开幕式却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具有典型中国文化表征意义的符号，也成为了人们观后热议的焦点。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5个吉样物表层意义就是5个吉祥物本身，而深层次意义就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另外，这5个吉祥物的名字抽象在一起是：“北京欢迎你”。
总之，意义并不在事物自身，它是被建构的、被生产的。它是意指实践，即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而对于经由语言的意义表征如何运作，霍尔认为有三种解释的途径，即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
在霍尔的理论框架中，文化表征实践的重要性在于，它参与了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生产和流通。文化是一个意义的海洋，某一文化表征实践作为一种通过建构符号以生产意义与价值观念的活动，实际上参与了整个文化符号领域中意义的生产、增殖和流通。在文化表征中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在受众解码之后，有可能转化为他们的意识和实践，从而产生现实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突出了文化符号领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表征理论认为，意义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表征系统中或者通过这一系统而被生产出来的，并且是通过一定的“运作”规则（即共享文化意义）而得以建构的，当我们成为我们文化的成员时，我们学习它并把它内化，从而使群体成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
四、霍尔的符号论美学的意义：开拓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路径斯图尔特·霍尔是文化表征理论的先驱，他认为文化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生产与交换的过程。简言之，经由语言生产意义，并运用被组织为各种不同语言的符号同他人做意义交流。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的循环模型，建构了文化表征理论的理论体系。他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迁移到文化表征的研究中，探讨文化循环模式，并揭示出文化表征系统的运行机制，厘清了表征、符号、话语、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表征的实践即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既不是各种意义的传送者也不是他们的接受者的财产，它是被共享的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意义的生产（也就是表征）通过语言来进行。但是当权力渗透到意义和知识中时，各种信码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共享，否则就不能运行，因为同一文化循环圈内的不同说话者间的差异和权力将持续存在。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语言学和符号学转向”的代表人物，霍尔文化研究的理论倡导及文化批评实践都贯穿着符号学思想，不管是媒体问题研究、文化表征理论建构，还是种族、性别问题的研究都体现着这一特色，其文化研究理论以开放性、多元性和强烈的实践性著称，并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霍尔的文化研究路径深刻影响了其后一些重要文化理论和批评。其思想对20世纪后半期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克里斯·罗杰克在《斯图尔特·霍尔》一书的开篇盛赞他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巨擎，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他的人格魅力和丰硕著述的结果”。伊格尔顿曾这样评价霍尔在当代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自然会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尔特·霍尔，在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随着时代、社会和政治环境及现代理论的不断变化，他总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对文化现实、社会问题提出中肯的批判。他以反思的精神将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及历史建构连接在一起。”
霍尔的文化符号论美学开拓了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路径，影响了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大批学者。这个部分选取与霍尔文化符号论美学思想联系密切的三位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分析。费斯克的电视文化解读承继了霍尔的理论旨趣、研究方法，并有所拓展。霍尔的受众解读理论假设了解读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而费斯克则在霍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受众解读大众文化文本的复杂性和主动性，他认为受众对电视文本的积极解读是电视文本意义得以传播流通的重要条件，受众观看电视节目是主动的、建构的，并积极规避或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就像青年人刻意将牛仔裤染色或戳窟窿一样来构建自己的亚文化。符号学是费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众多能指在他的文本里呈现，如牛仔裤、摔跤、沙滩等等。费瑟斯通与费斯克关注点不同，主要关注后现代视域下的符号消费，他考察了后现代主义语境对城市和人们生活思想的影响，思考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符号消费等众多的当代文化命题，特别是对符号消费的思考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而韦尔施文化思想最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特色，关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审美、美学的本质特征，思考了众多文化前沿问题，如电子媒介、视觉文化、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但韦尔施文化思想的最大特征还是其理性反思，不管是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还是对视觉文化的认知，他的哲学美学文化思想总是充满辩证，且对符号表征现实充满审视和反思。对这几位文化学者思想进行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并面对这个充满影像符号表征的世界。
影像符号建构文化一、视觉传播时代的文化“文化”的词源是英语中的“culture"，而“culture”词源是拉丁语中的“cultus”，该词原有“耕作（husbandry），或者对自然生长实施管理”之意。因而这个词原指人们在自然界中劳作，从中收获物的意义。正是如此，文化就有了教育和摆脱自然状态而久经锤炼得以存在之意。事实上，文化在后来历史演变过程中意义变得更加多变和复杂。著名学者泰勒、克鲁柯亨等人均做过论述，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一词的核心价值：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历程，它属于人类的范畴。雷蒙·威廉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即“艺术及其艺术活动；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进入20世纪，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有关文化的定义中更加强调文化与意义的关系，文化是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表述，它表现的不仅是艺术方面和学识方面，还包括习俗方面和普通行为方面的某种意义和价值。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系统、传统和信仰。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文化的内涵更加偏重于强调某一民族、社区、国家或社会集团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个集团或社会的共享价值。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洛特曼在《电影符号学与美学思想》一书中指出：“符号的相互转换过程是人类借助符号文化地掌握世界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在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当今时代面临一个大变局：文化发展迅疾，变型加速，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视觉文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这种文化传播形态的描述和定义上。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学者们对视觉文化的基本认识是，这一种以图像符号作为基本表意系统，以电子媒体为传播媒介，与传统印刷文化相对应的新型的文化艺术形态。文化传播形式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换，经历了一起深刻的媒介革命。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按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见解，“媒介就是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而大众传媒作为媒介的现代形态，则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以及目前新兴的国际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发明不但使传播行为更大程度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信息含量和受众人数都有了质的突破，而且将大量的图像带到观众面前，造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革，就不会有今天的视觉文化的来临。用大众传播学家费瑟斯通的话来说，我们被“源源不断的、渗透当今社会日常生活结构的符号和图像”所包围。影像文化的高度发达，刷新了现代人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同时影像也真正成为了一种语言，这就意味着真正地以影像为本体，运用影像来叙述故事、表达情感、传达思想和传播信息。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如今的各大都市，都市里渐渐可以看到国际名企的品牌标识图，简单而直接，极富形式感，让人一时过目难忘。这是一场视觉上的传播。从表征的功能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形成的观看效果是统一在另外两个视觉元素观看对象和观看者当中的。观看者透过表征，以主观的认知权力对视觉图像进行解读，而传播者则通过对表征系统的把握和对观看者内心意识的揣测设计其视觉符号，让信息得以最大限度的准确传达。若能将这两大视觉元素处理得恰到好处，其信息的有效传达才得以最大的成功。事实上，都市中各类品牌标识图等层出不穷的视觉符号，正是其背后设计者在这场视觉的传播中不断试验的结果。
这是一张广州东川名店城“Nike”篮球公园的涂鸦。“Nike”的品牌标识在图中一眼可以看见。此外，还有以涂鸦的形式涂画出的“Nike”经典标语——Justdoit！图像本身的鲜明特征一眼可见则不再做更多分析。而就观看者这一个角度出发，“Nike”这张品牌标识图在视觉传播上也颇有值得分析揣摩之处。看的行为根本上是“不纯粹的”。观看者观看图像时的主观性使其具有更多的权力以影响视觉图像形成的认知。按照贡布里希“所知与所见”的观点，我们只看到愿意看到和知道的对象。通过图像的表征作用而在观看者内心所形成的意义是具有建构性的和阐释性的。看到这张图像的时候，情况同麦当劳的例子相似，我们想到的远不止“Nike”的商业宣传目的，我们更愿意去体会其中的文化，其中的生活哲理。毕竟这幅图像更明显地把其经典标语呈现在观看者面前。这样一种看的行为，体现观看者欲通过探索、辨识以得到认同的观看目的和观看需求。Nike公司这一系列品牌标识宣传画正是基于图像的观看者本身的特点出发而设计的。购买其运动鞋的多为爱好运动的青少年消费群体。他们更愿意接受更为前卫而新潮的事物，于是由此确定了涂鸦这一宣传画的基本形式。接着根据这一群体开放、大胆等性格特征打出经典标语“Justdoit！”，迎合了图像观看者的潜在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这正是Nike宣传策略的成功和高明之处，而借此，他们也将自己的企业形象树立在公众面前。由此反推之，观看者在观看这一图像时内在的主观构建意识与图像设计者的理念正好吻合。除了涂鸦，Nike还用激光等其他独特的表达方式打造都市里的视觉冲击。
在表达意义时，视觉符号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由于视觉符号是一种人眼可“读”的形象符号，“可见即可知”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更为直观。但是，有时图像符号不光是直接表达本义，还要间接地表达更加抽象的引申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