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对于表征问题的思考，不再依靠人类的认知理性到底能否发现事物的本来面貌或本真特性以及事物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它们的文化意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当代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思考方式的变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转向之后，人类认知理性对于实践的经典领先地位不得不让位于越来越清楚的相互依存关系。“生活世界”成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对整个世界的基础加以追问的自然源头，“我们的认识能力深深地扎根在前科学的实践以及我们与人和物的交往中。”人与人的交往，人与人的利益分配，必然涉及文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因此人类语言文化作为一个表征系统，必然建构和生产着这些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霍尔强调了人类社会生活矛盾与斗争的一面，强调了我们的头脑中的概念图与文化的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
三、表征实践与文化意义的生产
霍尔说：“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的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表征实践理解为“制作符号以生产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借助罗兰·巴特的“神话学”，霍尔揭示了表征实践过程中的“符码”、“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问题，它们对于文化意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霍尔看来，任何表征实践都是按照某种“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来进行编码的，表征实践所生产的文本都是高度符码化的，而这里所谓的“文化的深层语义符码”，都是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产物。
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中把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中建构的“文化符码”称为“文化的深层语意符码”，它代表的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符码使符号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拉上关系。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表征实践采用某种文化符码去生产符号序列，实际上就是采用了某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可以解码的符号文本。换言之，表征就是采用某种文化符码去生产和建构某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霍尔认为，现实存在于语言之外，但它永远要依靠并通过话语来中介。我们所能知道的和所说的一切不得不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来生产。但是，“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任何表征实践都是高度“符码化”的。电视节目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它由视觉话语和听觉话语这两种类型的话语组成。尽管视觉话语是一种图像符号，具有它所表征的事物的一些特点，让我们感觉很真实。但这些话语仍然是高度“符码”化的符号。正是在符号内涵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种意识形态符码积极地介入表征的实践。表征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符号系统或一种话语形式，这些话语必须被从意义上解码。通过解码实践而获得的意义将会“‘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识、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在话语中符号化的意义与价值在受众解码之后将转化为他们的意识和实践，从而产生现实的效果。
霍尔认为：“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作为主导文化秩序的分类系统所选定的主导的文化符码，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政治经济秩序的表达，它决定整个文化表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意义与价值的生产与流通。因此，主导符码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文化文本中得到表达。文化文本中广泛存在的对于女性、少数民族、工人阶级、“东方”等弱势群体的“妖魔化”表征所生产的意义，这就是由某一文化的分类系统所选定的符码决定的。然而，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不仅存在主导符码，而且存在“调和”符码和“对立”符码。因此，同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中，存在着使用不同符码进行编码的文本生产，从而使文化中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呈现为一种斗争和争夺的状态。而且，即使用主导符码进行编码的文化文本，也可能被读者用对立符码进行解读，从而在阅读中生产出完全相反的意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社会生活的秩序也会变化，文化表征的各种符码也会变化。整个社会所生产、流通和争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系统也会变化。霍尔认为，“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表征过程中符码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我们必须通过符码来谈社会生活秩序、经济政治权力的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霍尔采取了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文化”概念。首先，文化是“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与获得。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用符号学的术语改造过的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概念。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其次，“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系统具有现实效果，它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文化可以说涉及那些实践活动的全部”，“文化渗入了整个社会”。
作为意义与价值系统的文化作为一个“原初的构造”过程，在形成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即建立秩序、形成规范。文化表征实践之所以在文化与社会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意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表征中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在受众解码之后，有可能转化为他们的意识和实践，从而产生现实的效果。
“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其英文解释为“表征”，“表象”，“再现”，“表述”，其涵义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斯图尔特·霍尔在其编著的《表征——交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对表征的内涵作了如下界定：“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指表征某物即描述或摹状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霍尔的这种界定是一种描述性的阐释，揭示了表征具有的外延和内涵。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产生各种概念的意义。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霍尔将representation理解为“表征”，强调文化是一种表征和意指实践。简言之，文化所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语言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是文化价值的主要载体，只有通过语言才可以发现共享意义，发现和交流意义。语言之所以可以发现和交流意义，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表征系统来完成的。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
所以正如霍尔所阐释的那样：“在文化产生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这种表征的概念和系统一定是与语言、文化中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和语言中的意义不在客体、人或事物上，也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产生出来的。它是意指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经由意指实践而得以建构。所以思考“文化”的一种方法是以这些共享的概念图、语言系统和驾驭它们之间转化关系的各种符码为根据。霍尔在论述文化表征、意义与语言时特别强调指出，意义、语言和表征在文学、文化研究中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归属一种文化就是大致上归属同一个概念和语言的世界，就是去了解各种概念和观念是如何被转换成不同的语言的以及语言何以能被理解为涉及或指称世界的。共享这些事物就是从同一概念图里面看世界，并通过同一系统理解世界。
我们可以把“表征”理解为：通过语言及其他文化符号言说或代表某个事物，并生产与这一事物有关的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表征参与了整个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的生产、增殖、交换与流通。表征意味着历史流变过程中不断变更的意义传达行为，人类正是利用丰富的表征运作延续着物质和精神文化。像年轻一代借助服装、文学、音乐、影像及越轨行为，展示别样的叛逆性形象，赋予日常生活符号以崭新意义。用语言描述或评论某个事物，生产一套有关某事物的知识；创作一首具有意境画面的诗歌或一个具有人物和情节的小说；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文化艺术实践，甚至包括设计一个玩具娃娃的形象……文化表征是在我们脑海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生产，并得到传达和有效阐释。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能指真实的人、物、事的世界，而又能指想象、虚构的人、物、事的世界。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两个过程、两个系统。首先存在一个系统，依靠这个系统所有种类的物、人、事都被联系，我们头脑中拥有的一套概念或心理表象，没有这个系统我们完全无法解释这个世界。因而首要的意义依赖于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和表征世界，使我们能指称我们头脑内部和外部两事物的各个概念和形象的系统。这个过程是我们利用这种联系来给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同时这个表征系统不是由单独系统所组成，如果想赋予事物以意义就必须利用想象性、区别性或按次序、因果联系等方式对各个概念进行组织、集束、安排和分级，在他们之中建立各种联系。比如从某些方面来看，鸟像空中的飞机，这是依照其会飞的相似点，但同时也是不同的，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工的。因而意义取决于世界上诸事物（人、物和事，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和可以作为他们的心理表象来运作的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同人之间概念图可能是不同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很难交往，如果希望彼此能够相互理解，就必须有共享的概念系统。但霍尔认为：“一个共享的概念图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能够表征和交流各种意义和概念，并且我们只能在我们也拥有进入一种可共享的语言的通道时做到这一点。”
表征的特征是观念系统的再现，是对身份认同的表现（presentation），或建构一种有误的再现（misrepresentation）。这样一种表现或建构显然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主体性密切相关，因此，既有的表征史、方式或形成的概念系统就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性别、种族、主流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等重要问题联系起来，形成难以忽略的领域。因此表征的文化内涵即文化表征所蕴涵的意指实践也就彰显出来。意义经由意指实践而建构的功能交织在社会学、知识学、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中。文化表征是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的最集中的再现，拥有支配权力、垄断生产体制并对大众审美情趣加以物化导向的社会机构关系往往可以在某一历史时段中，依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文化表征的内容和形式。
因而语言是建构意义的第二个系统，这样共享的概念图必须被翻译成一种通用语言，以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概念与观点同一定的书写词语、声音、视觉形象等符号联系起来。正是符号被组织到各种语言当中，并且正是各种普通语言的存在能使我们将思想译为词语、声音和形象，然后以一种语言方式加以操作，用它向别人表达意义并传达思想，而这里的语言是指广义语言，它不仅指书写系统的词语还指视觉形象、音乐符号等。通过这两个系统我们来建构意义并使之能够有效地传达，语言通过表征来运作，各种语言都是表征系统。从根本上说所有实践活动都像语言一样运作，不是因为他们是被写或被说的，而是因为它使用了音响、词语、音符、知识和表情等因素代表和表征了我们想说的。这些因素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意指。它们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而是运载意义的工具，发挥着符号功能。符号代表和表征着我们的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以使别人用与我们表现他们的大致相同的方式来读出、译解和阐释意义，语言在此意义上是一种意指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