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在古罗马，借债被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在今天，几乎每个家庭，每个政府都是有负债的，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变了吗？如果借债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拉美国家陷入了债务的“毒瘾”，而俄罗斯却“戒毒”成功？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里，冰岛因为破产而悲惨地倒下了，而美国尽管债台高筑，却似乎安然无恙，你知道其中的玄机吗？
财政、税收和赤字的话题，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年轻人总是要受到祝福的，因为他们必将是国家债务的继承人。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
养活一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钱？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抑或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第一个为人类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是威廉·配第，他曾经估计，如果要养活英格兰和威尔士，那么这个数目为4000万英镑，而在英格兰，如果国家每年提供的财富有1500万英镑，那么人们的劳动必需创造另外的2500万英镑。事实上，这个略显可笑的答案就是人类对财政问题最早的回答。
财政，英文是“Finance”，起源于13～15世纪的拉丁文“Finis”，古典哲学家将财政看做是“国家的神经”。实际上，所谓财政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依靠政治力量，强制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人们为公共事业缴纳的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而已。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需要利用财政来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进而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那么，财政收入从哪来呢？财政收入主要有四个来源：第一，税收收入。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都是从税收中来的。据统计，我国现在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90%以上。
第二，债务收入。当政府的钱不够花的时候，政府可以去借债，这就如同我们借钱一样。
第三，企业收入。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办的企业，因此企业的利润，应该有上缴给国家的部分，这就是企业收入。
第四，其他收入。比如，国家拥有的森林、地下资源等，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收入等。
税收越多越好吗？
在所有政府收入中，其中最核心的收入是税收。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人问过，政府为什么拥有收税的权力？经济学理论到今天都解释不了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只能说税收是一种社会契约，社会全体成员为了获得政府的保护而缴税，而税收是一个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没有税收收入，政府难以维持运转，所以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简单地说，税收就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并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请记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付出。
配第最早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原则，随后，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了“税收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税收原则归结为三点：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财政原则告诉我们，国家税收制度必须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保证国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税收一直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供给学派告诉我们，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函数关系：当税率为零时，市场经济活动或税基为最大，但税收为零时，税率稍有提高后，税收总额还会有所增加，但是当税率上升到某一点时，税收会达到极大值。
公平和效率原则告诉我们，税收应当尽可能不干扰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方式，这是因为税收显然改变了人们的支出习惯。比方说，政府为当地的图书馆征收了5元钱的税用来雇用新的管理员，这些钱是从什么地方来呢？如果恰好这5元是汤姆缴纳的，那么他就会少买两粒糖果。这样征税的结果是，虽然图书馆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是糖果业却受到打击。
当然，如果你认为人们对于税收的反应不会如此夸张，那么下面这几个例子或许能改变你的想法：
在新奥尔良有一种独特风格的建筑——“驼背房屋”。这是因为19世纪下半叶时，房屋税根据前排楼层数征税，因此就有了驼背的设计：前排是一层，后面是多层，多么有意思啊！
在英国有很多非常暗的房屋，因为英国政府曾经在1696年至1851年，根据房屋的窗户数目向人们征税。
欧洲有些国家，房子建造得就像保龄球道，因为当地政府会按照房子临街的面积来征税。
在亚洲有些国家，房子永远像是建造中，因为政府向已完工的房子所征的税远远高于未完工的房子。
当我们对某种产品征税时，就会影响这种产品的市场均衡，从本质上讲，税收扭曲了家庭和企业在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相对价格，从而造成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税收或多或少都会改变财富分配方式，而效率原则告诉我们，税收应该尽可能小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政府的收入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款和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那么，如果企业效益不好，每个人收入都不高，政府收上来的钱不多，可是政府的支出又太多，政府该怎么弥补财政赤字呢？
政府该借钱吗？
有句老话常说，“绝不要借钱来弥补损失”。这意味着借债是恐怖的，不仅要自己偿还还有可能会增加后代的负担，就如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任何政府，就和家庭一样，可以在某一年支出略高于收入，但我们都知道，长此以往养成习惯的话，就意味着破产。
然而，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却经常将这句话这样解读：如果你的房子烧成了灰烬，那么你千万不要抵押贷款去买一栋新的房子，最好住在纸箱子里，等攒到了足够的钱再买座新的房子。
但是，今天几乎每个家庭和政府都是有债务的，那么这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曾经有人问朱镕基总理，为什么中国政府发了这么多国债，朱总理的回答是：“政府是发了很多国债，但是我们给后任政府留下了25000亿的优质资产。”
就像企业为了筹建新的生产线而向银行借贷一样，国家为了投资未来也会预算赤字。我们曾经发出的国债，都转换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铺了路，为中国经济腾飞建好了快车道。
实际上，赤字、债务和盈余都是会计度量手段，预算中出现的是盈余还是赤字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整体经济是否健康。政府借债的关键是要看能否使该国的生产力变得更强，当生产能力低于潜在水平时，通过借债的确能够提高产出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偿还债务；但是，如果借债的目的仅仅是用于短期目的，那么债务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
那么，当我们缺钱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国家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有三种办法：增加税收、增发通货或发行国债。
第一种：增加税收。这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这尽管是一种好办法，但它的缺点是税收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赋税过重，超过了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仅税收不能增长，反而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第二种：增发通货。这是一种“透支”体力的做法，尽管简便但也不可取，用增发通货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剧烈。这样的做法就如同变相把老百姓手中的钱悄悄塞进政府的口袋里一样，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力，无疑，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
第三种：发行国债。在有赤字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公开发行国债的方法筹集资金。这样，政府可以吸收单位和个人的闲置资金，从而从事基础建设和大型投资，提升整体经济竞争能力，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三种方式的区别，有一个例子很典型。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人们刚刚摆脱了国民党金圆券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人们普遍担心上海物价不稳定，于是纷纷开始囤积货物，这样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遭遇到严重的资金短缺。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财高手”陈云展示了超人的智慧，他经过认真计算向中央提出增发国债2400亿的请求。这样就保证，一不增加解放区人民的税收负担，二不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并且顺利解决了当时人民政府资金缺乏的问题。
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
前面，我们知道了增发货币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是接下来，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增加税收和借债究竟有什么区别，难道政府发行的债券就是净财富吗？
先哲李嘉图明确表示，税收和借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为筹措战争或其他经费，采用征税还是发行公债，两者的影响是等价的，即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这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的原话是这样的：
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
实际开支的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并不会改变这一唯一的性质。
让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一下，如果政府筹集4000万英镑的战争经费，通过征税的方式每人每年缴纳100英镑，人们会从收入中节省下来。当战争结束时，课税就结束了。如果政府举债，假定每年只付利息5英镑，人们会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富足，本来可以节约4000万英镑，现在只节约了200万英镑。这样，生产资本的损失就不仅仅是4000万英镑，而是还要加上3800万英镑。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于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
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隐含了这样一种推测，表面上看，税收筹资和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发行任何债券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这样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征税和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公债既同于税收又不同于税收。税收与公债相同，是因为公债的清偿需要增加向公众征收税收才能实现，公债与税收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为此，李嘉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
罗伯特·巴罗
但是，李嘉图的思想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他吸收了理性预期的思想，让“李嘉图等价”的思想复活了，把人们重新带回了公债和税收的话题中。1974年，巴罗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著名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重新阐述李嘉图的上述思想，他用消费者的利他性重新证明了“李嘉图等价”这一问题。
巴罗认为，公债的持有人是关心后代的，他们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得到满足，还从其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此他们在消费的时候会考虑到现时消费对其后代将会产生的收入影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
遗产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们在临终时，常常将财富留给孩子，财富的这种转移称之为遗产。对于遗产的动机，经济学家们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比如，有人认为，父母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另外一些人则解释说，父母似乎以此说，如果你在我活着的时候好好照顾我，我就会把钱留给你。巴罗则提出一种新颖的解释：人们之所以把遗产留下来是因为利他主义的原因——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并试图通过收入转移来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平。
但无论怎样，当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时，人们认识到将由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来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将持续为这笔债务支付利息，而他们并不希望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施加这样的重担，因此，他们将增加储蓄，直到足以使这笔债务不会影响到后代的生活水平。为此，他们将减少与政府赤字等量的消费。结果，赤字财政政策并不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当然，这样的论点在很多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争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人们没有那么深谋远虑，对赤字的了解不会那么清楚，也不会如此关心后代。巴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的利他动机，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代征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手段，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