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首领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于大都。元代推行了许多重视农业的措施，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元代农业的发展，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等方面。此外，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相应的发展。
元代的土地制度，根据当时政府法令的规定，主要为官田、民田和屯田三种。屯田的设置和当时的军事、财政密切相结合，也和当时的移民政策或民族政策有密切的联系。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兴修水利等，使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元政府加强了农业技术的总结和普及工作，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我国古代政府编行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我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我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代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329年，南粮北运多达350多万石，这说明粮食生产的丰富。
元代前期，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茶叶、棉花与甘蔗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
1289年，元政府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布10万匹。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
元代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代后期仍可溉田7万余顷。所修复的浙江海塘，也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
元代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
元代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比如翻土农具镫锄、浙碓、耘杷、跖铧，水田中除草松泥的农具耘荡，除草和松土用的耘爪，插秧和拔秧的工具秧马，收麦工具麦钐刀、麦绰、麦笼等。
元代的畜牧政策以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为主，尤其是繁殖生息马群。元代完善了养马的管理，设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马制度等制度。
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折连怯呆儿，周围万里，无非牧地。
元代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江南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
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
牧场分为官牧场与私人牧场。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蒙古大汗和各级贵族的财产。
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元代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在《太平金镜策》说：
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岭北行省作为元代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元政府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代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元廷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
元代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进步，丝织业的发展以南方为主，长江下游的绢，在产量上居于首位，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的加金丝织物称为“织金锦”，当时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金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牢固耐用，但其金光色彩比较暗淡。
棉纺织业到宋末元初起了变化，棉花由西北和东南两路迅速传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加上元代在5个省区设置了木棉提举司，每岁可生产木棉10万匹，可见长江流域的棉布产量已相当可观。
在棉纺织技术方面，由于当时工具简陋，技术低下，成品尚比较粗糙。1295年前后，妇女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提升了纺织技术，被尊称为“黄娘娘”。
元代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产品。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元代透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但元代幅员广阔，交通发达，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对外贸易颇为繁盛。
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元代屯田十分发达，其规模之大，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
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在元代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
民屯是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内地屯田户，或来源于强制签充，或来源于招募。
边疆屯田户，则主要通过迁徙内地无田农民而来。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民屯的分布范围也很广泛，规模亦大。
元代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书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之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
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尤为有利。
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
元政府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
1266年，元政府定各路、府、州、县官员职田：“上路达鲁花赤、总管职田16顷，同知8顷，治中6顷，府判5顷；下路达鲁花赤、总管14顷，同知7顷，府判5顷；散府达鲁花赤、知府12顷，同知6顷，府判4顷；中州达鲁花赤、知州6顷，州判3顷；警巡院达鲁花赤、警史5顷，警副4顷，警判3顷；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3顷，录判2顷；县达鲁花赤、县尹4顷，县丞3顷，主簿3顷，县尉2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
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
元代寺观土地名义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但除去政府拨赐的土地外，寺观从前代继承来的土地及通过各种途径续占的土地，其所有权都在寺观，新增田土还要向政府纳税，所以，寺观土地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元代尊崇宗教，随着佛道二教社会地位上升，寺观的土地占有也显著扩张，尤其所谓“佛门子弟”更充当了土地兼并的突出角色。
许多寺观，在前代便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入元后这些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受到元政府的保护。元政府又把大量官田拨赐给一部分著名寺观，动辄数万甚至十数万顷，急剧扩增了寺观的土地占有。
寺观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制进行生产，寺观佃户的数量很大。一般寺观的田地都分设田庄，派庄主、甲干、监收等管理佃户和收取田租。元代民田，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民田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金和南宋时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充分发展，入元以后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并未受到遏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由于地主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元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人数甚少，所占土地亦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因而成了封建国家和各类地主的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