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
——毛泽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走向共同抗日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官员面对面会谈，提供了契机。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停止内战的基础条件，能不能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毛泽东说得非常好：“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与中国共产党和解。他不得不同意国共两党高层进行直接会谈，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并停止了进攻红军；但仍坚持“根绝赤祸”，拖延抗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是如何促使蒋介石履行西安诺言，就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式、办法、内容和条件达成协议，尽快开始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因此，一个新的使命又立即摆在周恩来面前，同国民党领导层开始正式谈判。这是一个关系着如何妥善处理国共两党之间许多问题和能否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涉及全局的关键性重任。说紧迫，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不尽快发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说艰巨，是因为周恩来要与之谈判的对象是一个控制着全国性政权且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合法政府的中国第一大党，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不能不同它谈判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为达成协议还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和让步；同时，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同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进行了近十年的内战，有着长期的反共经验，出于阶级利益，不会与中国共产党轻易达成合作协议。这就要求谈判者在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坚持必须坚持的，让步需要妥协和退让的。为此，谈判者不能不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能不有将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手段，即在谈判中既要能坚持原则，又要能为坚持原则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还要有过人胆识和智慧。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从1937年2月开始，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4个地方，同国民党代表直至蒋介石本人进行了5次谈判。历时7个月之久。虽然谈判历经波折，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终于清除了国共再度携手的障碍，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西安谈判：艰难与成功从这里开始
西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与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本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蒋介石曾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到南京去谈判。然而，张学良主动送蒋被扣，已很难让人对蒋的信义放心。人们不禁担心：周恩来直接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会不会重蹈张学良的覆辙？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周恩来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1937年1月，他多次打电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提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他还向潘汉年提出，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来西安与周恩来谈判。2月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来到西安。使周恩来暂时可以就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1937年2月9日，周恩来在西安与顾祝同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在双方持续十年内战后就两党的再度合作问题进行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作为谈判代表的周恩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月9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周恩来，就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提出：“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指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此时尚未发出——引者）。军事方面，同意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2月24日，周恩来根据这个电示，经过深思熟虑后，致电毛泽东、洛甫，提出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比较明确的原则方针。
他指出：“关于谈判，我意：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
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的谈判方针，详尽具体。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编制以及苏区的改制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问题上，他提出了将红军改编为四个师的设想，这一设想与经过国共两党反复谈判协商后达成的结果十分接近。这充分表明了他的理智与脚踏实地的作风。
接到周恩来来电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复电表示同意，同时提出了补充意见：“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就在同一天，因国民党正在准备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条件。这些要求和保证与周恩来提出的关于谈判的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基本指导原则。西安谈判开始后，2月9日、11日、12日，先是周恩来与顾祝同举行会谈，后张冲、贺衷寒加入谈判。谈判中，周恩来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问题的意见：（一）释放被捕的中共党员，保证不再逮捕，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二）中共不再暴动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抗日救国；（三）苏区设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四）中共代表可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全、国防委员会和军委会，目前不参加政府。顾祝同两次表示，同意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经过几天的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
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斗争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
国民党政府分期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对共产党员不再逮捕，对中共党组织不再破坏，允许共产党组织在适当的时候公开。
苏区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行普选制。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与领导。
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
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因国民党谈判代表回南京参加五届三中全会，两党会谈中断。2月26日，张冲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与周恩来继续会谈。张冲向周恩来介绍了三中全会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的措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周还表示：中共目前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无意参加政府。
2月27日，3月1日、2日，周恩来与张冲继续谈判，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和人数问题。周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6万～7万人。以6个师计，每个师3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编4个师4万人。经周恩来交涉，张作出让步，提出：红军主力编为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6万人。到3月4日，双方达成五点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最精壮者编为4个步兵师，计4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二）将现有红军精壮者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
（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帅4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
（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
（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
谈判中，周恩来同时还请张冲催促顾祝同从速解决国民党军进攻西路军的问题，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经过谈判，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近一个月的谈判做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这就是“三八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并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党政府分批释放狱中的共产党人，容许中共在适当的时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因前一天，收到中共中央来电：“编制仍以四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周恩来将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让步到三个师——引者）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兵、炮兵、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
这一协议如能实施，对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然而，波折很快就出现了。协议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两天后，贺衷寒、顾祝同受蒋介石指令，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修改。修改案提出：红军改为3个师后，每师只有1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委派，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不再提河西走廊国民党军队停止对红军西路军进攻；等等。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意在利用谈判，达到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目的，把共产党、红军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当即将修改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指出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0 99他着重说明：“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了的。”希望与蒋介石进行直接会谈。中共中央总书记处12日复电周恩来：“贺衷寒、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
13日，周恩来约见张冲，向他申明贺案使一切有根本动摇之可能，要求他把“三八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否则请他回南京见蒋；同时也向他表示：中共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会因贺案而改变。尽管张冲同意废除贺案，改以“三八协定”作为谈判基础，但提出：改政训工作派人联络为派人参加，红军改编后，国民党派副佐到任。周恩来对此予以否定，并说：“三八协定”被贺案推翻，且进攻红军西路军问题拖延至今，让中共对国民党谈判诚意表示怀疑，需要回延安重新讨论。随后，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直接见蒋，解决顾祝同、张冲不能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十五项谈判条件，主要内容与“三八协定”相同，增加的内容有：要求国民党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等。
至此，西安谈判遂告结束。西安谈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与国民党高层接触的重要机会。双方阐述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初步一致的意向，如红军改编为3个师，同意在西安设红军办事处等。对周恩来来说，西安谈判是他与国民党艰难谈判的开始，以后由西安转至杭州、庐山、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由此成就了一个卓越的谈判大师。
二、杭州谈判：与蒋介石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