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广泛说服下，“主和”得到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赞同。杨虎城虽不十分情愿“主和”，但见“主和”意见在高级将领中占了上风，也表示同意和平解决。“三位一体”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三方高层确立和平解决的方针大大出乎少壮派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使坏的结果，把仇恨发泄到王以哲、何柱国身上，决心除掉这俩人。
2月2日，少壮派派卫队营连长吴文俊带兵冲进了王以哲将军家中，枪杀了王将军和副官宋学礼等人，制造了“二二”血案。少壮派还派人前去刺杀何柱国。因何将军事先已听到了一些风声，躲到杨虎城的新城公馆，在杨的保护下，少壮派的企图没有得逞。
王以哲将军被枪杀，在西安城内引起了严重的混乱，一时谣言四起。有人甚至恶意散布说：少壮派枪杀王以哲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一些军长、师长的名字就在上面。王以哲被害激起东北军将士的愤慨。在前线的东北军军长缪徵流、师长刘多荃素与王以哲关系亲近，两部擅自从潼关前线撤防回师，向西安进发，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为王将军报仇。东北军内部开始了自相残杀：为红军与东北军抗日合作牵线搭桥的大功臣高福源，本与少壮派没有关联，被刘多荃怀疑为少壮派，下令枪杀。吴文俊也被枪杀，并被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将军。许多少壮派军官被元老派逮捕。
西安局势一触即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同李克农、刘鼎赶赴王以哲家中吊唁，此时距将军被害只一个小时。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此举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使官兵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关心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也使关于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也向王将军的家属发来唁电，对将军之死表示哀悼。
得知东北军从潼关擅自撤兵后，周恩来立即派人到渭南向东北军官兵说明情况，力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对少壮派的刺杀行径，周恩来十分生气。他严厉谴责刺杀王以哲将军的主谋孙铭久、应德田等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本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人，就可以堵死和谈的道路，可以同中央军开战，可以救回张学良。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恐慌了。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三人经彻夜商量后，向杨虎城提出自处的三个方案：（一）自己引咎自戕。（二）投案自首，听凭处置。（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一方面严厉批判少壮派军人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的错误行径；另一方面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救回张学良，不能轻易牺牲他们。因此他与杨虎城、于学忠商议，决定将孙铭九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又支持杨虎城将军以军事力量将卫队团撤离西安，使东北军元老派失去报复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也使主战的少壮派军官失去了首领，不再有其他动作，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周恩来成功地阻止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维护了东北军这支武装力量的内部团结。
周恩来将孙铭久等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是有着极大风险的，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的智慧与胆略。王以哲将军被杀，此前已有共产党是幕后指使的谣言。周恩来亲自前往吊唁王将军，虽然可以消除一部分人对共产党的误会，减弱谣言的损害程度，毕竟难以一下子消除谣言给共产党和中共代表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将孙铭久等人送出西安，送入三原红军驻地，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讲，绝对难避掩护凶手的嫌疑。但是，周恩来这样做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第一，只有送走孙铭久等人，才能让元老派报复缺少目标。王以哲将军被杀使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代表的元老派十分气愤，从潼关前线擅自撤回军队向西安进逼。这时候，少壮派、元老派都想向对方倾泻自己的仇恨。少壮派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当作背叛张学良的代表，欲发泄心中的愤懑。何柱国之所以能躲过劫难，皆因杨虎城将军力保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何柱国不是躲在杨将军的公馆里，又有杨虎城出面叱退少壮派派出的杀手，何柱国能否幸免？元老派认为少壮派目无尊长，犯上作乱，急于为死难者报仇雪恨。这从刘多荃下令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吴文俊连长杀死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将军的残忍手段，可见元老派对少壮派极端仇恨之一端。倘若两派交火，同根相煎，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让他人渔利。而东北军内部的争斗自然会大大削弱西安“三位一体”的力量。削弱西安的稳定，进而损害来之不易的西安和平局面。第二，送走孙铭久等人，不仅使元老派缺少了报复的具体对象，也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了连续采取过激行动的决策人物，避免了少壮派对元老派可能实施的更大更多的危害。少壮派大多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可以调动一定数量的军队，一旦元老派因王以哲被杀事件对他们采取报复行动，少壮派将可能采取更大、更加过激的举动，结果就更加难以预料。第三，送走孙铭久等人，保护了东北军青年军官的爱国热情。周恩来之所以敢冒掩护杀人凶手嫌疑的危险，不单单是出于保护孙铭久等人生命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的大规模内讧，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有效地保护了那些在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爱国青年军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张学良的不断影响，才有张学良与杨虎城二将军的义举。没有这批力主抗日爱国的青年军官对张学良的潜移默化的渗透，会不会有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无论孙铭久等人是否出于自愿，放任元老派随意处置他们，都会让那些爱国的青年军官生出这样的疑问：共产党过河拆桥，自己被人利用了！他们因之将心灰意冷，刚刚升温的爱国抗日热情会冷却下来。
“二二”血案出现后的几天，是周恩来最为紧张、最为困难、最为忙碌的日子。少壮派与元老派的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云谲波诡，令人难测。在这个时候，极需要理智和把握复杂局势的能力。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初步和平成果，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殚精竭虑。既要对主和与主战的两派平等相待，又要力阻东北军内部的手足相残，还要保护少壮派的爱国热情。他以诚恳的态度、颇有说服力的谈话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极端危险的情形下，力挽狂澜，保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大局，赢得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士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为挽救危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东北军内部的裂痕早已存在。“二二”血案更加深了这种裂痕。扩大的裂痕使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如507军军长缪徵流、105师师长刘多荃等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采纳甲案、使东北军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乙案，离开西北。接着，东北军骑兵10师师长檀自新、106师师长沈克公开通电投向蒋介石。随着东北军内部的裂痕加大和南京政府对西安施加的强大压力，杨虎城、于学忠也只得同意接受乙案。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宣布接受乙案。随后，第十七路驻西安部队开往三原。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进入西安。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诚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周恩来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重要功臣。正如当年跟随周恩来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所说的，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背负民族的希望，在西安这个风暴中心，临危不惧，沉着理智，废寝忘食地工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纵横捭阖、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才能。
对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他个人的才能和胆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处理西安事变的。西安事变是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的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它需要在野的并长期与之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参与谋划，才能获得妥善解决。这种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的方针与结果，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政策的最终确立，周恩来功莫大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功莫大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担当起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新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