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人。家系当地望族，多出秀才。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是清光绪戊戌科（1898年）进士，官至湖北崇阳县令，不久卒于任上。母亲吴清芝也识文通墨，做过唐河县端本女学学监。
1910年，冯友兰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读书，两年后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从那里考进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9年，他又考取官费留洋资格，上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论者蒙塔古，1923年完成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次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冯友兰先后在中州大学、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随罗家伦加盟清华，才得以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曾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校务会议主席，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之职，抗战期间是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宾西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归国后继续留在清华。1952年被调整到北京大学，卸去官位，专任教授。因冯友兰学术贡献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委员，曾获印度德里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冯友兰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名声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哲学家，他勤于笔耕，自比春蚕，一生著述六百余万言。1934年出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大家地位。该书译成英文后，流布欧美，被奉为经典教材。抗战期间出版《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等六部书，构建了一个中西贯通的哲学系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1948年用英文发表《中国哲学简史》，后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和中文，影响广泛。此外，冯友兰还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三松堂学术文集》等。
冯友兰一生受三位女性帮助极大：母亲吴清芝、妻子任载坤、女儿冯钟璞（宗璞）。吴老夫人培养了冯友兰的学问，熏陶了他的人品；任载坤是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先生之女，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宗璞是当代知名作家。她们支持着冯友兰经风历雨。冯友兰为人稳重庄严、温润谦和，又不乏幽默感。晚年更是脱去名缰利索，臻于自由境地。这位好学深思之士，偏偏爱好收藏旧兵器，藏品有几百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捐给了历史博物馆。
“真正学者的材料”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降生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那时侯，中国刚刚蒙受过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而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在末代王朝的会试场上，屡次失意。动荡的时代，似乎暗示着冯友兰一生际遇的坎坷起伏。冯家经过几代经营，虽算不上富豪，却也是殷实之家，又出了几个秀才，门庭兴旺，一时成为乡里望族。1898年，冯台异中了进士，后来出任湖北崇阳县令，使冯家日趋显赫。
冯友兰六岁上私塾，学习环境比较宽松，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举业，并未被当成什么宝贝。九岁的时候，他随父母去了武昌，连私塾也不上了，由母亲在家监督兄妹几人读书，读熟了能背就行。他的父亲冯台异是武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总务长），却不愿让孩子们上这所外语学校，他担心本地学生欺负孩子，也不希望孩子沾染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并且认为，扎实的中文底子比外文更重要。不过冯台异终究是教育界中人，学校里的新鲜做法，他都会引进家里，甚至还让孩子们穿上像军队号衣一样的浅蓝色制服。
冯台异升任崇阳县令后，请了一位教读师爷，这才使孩子们的学习走上了轨道。当时流行吴汝纶编的古文选本，其中的文章有声调、有气势，冯友兰读起来虽不能全懂，也觉得津津有味。读书在他从来就是赏心乐事。县衙门的签押房里有两大箱书，新学、旧学的书籍都有，冯友兰经常趴在床上翻看，就这样消磨掉了大部分课余时间。在武昌的时候，一位祁仪乡亲黄公去拜访冯台异，随身携带着一套新购的《通鉴辑览》。冯友兰从未见过这书，十分喜欢，请求借阅。黄公答应了，但他告诉冯友兰，说第二天自己要回河南。冯友兰回说，决不耽误您的行程。果然，次日一早，他就把书送到旅馆，还给黄公。黄公料想他还没读完，就说，你留下慢慢看吧。冯友兰说：“我一夜没睡觉，把书翻阅了一遍。您带走吧，不耽误您赶路。”
冯台异显然对这个颖慧好学的儿子格外钟爱。有一次县衙门举行晚会，冯友兰的伯父也从老家赶来，他出了一个谜：“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据说很难猜，赏格也是全场最高。冯友兰琢磨：慈禧生日是十月十日，不就是个“朝”字吗？当即悄悄探询父亲。父亲连连点头，喜形于色。夫人曾问冯台异：“照以前科举的标准，你看像友兰这个样子能去考秀才吗？”他说：“岂止能去考，碰巧了还能成秀才。”多年以后，这话才由吴清芝老夫人转述给冯友兰，那时他已经是清华教授了。
冯台异在崇阳做了一年多的县令，因患脑溢血去世了。还未满十三岁的冯友兰携同弟弟景兰、妹妹沅君，随母亲回到唐河老家。吴夫人是难得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很开明，冯友兰三兄妹最后均成大器，各自成为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地质学家（景兰，中科院院士）、作家（沅君），在唐河一带被尊称为“三冯”，与北宋以文学名世的“三苏”相对应，这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吴夫人的贤良和教子有方。友兰对母亲的深情至老不减，称她是封建社会的“完人”，是自己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吴夫人怀疑，如果冯友兰兄弟不考个“秀才”文凭，纵然学得满腹文章，只怕也要误了前程。按当时的学制，秀才就折合为县立高等小学毕业生，于是冯友兰、冯景兰和一位堂兄一同报考了。结果皆大欢喜，都考上了，主考的县官还夸奖冯友兰文章漂亮。
又过了一年，即1911年春，冯友兰考进了开封中州公学，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连他自己都吃惊不小。中州公学学校监督杨源懋是翰林院编修，请了一群有思想的教员，也深得学生们爱戴。仅过了一学期，杨源懋病死，不少好教员出走，于是在辛亥革命风波稍定之后，冯友兰就转到武昌的“中华学校”，不久又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上海中国公学虽然推举革命领袖黄兴为校长，但是殖民地气息颇浓，几乎以教习英语为主。而冯友兰却对逻辑很感兴趣，艰难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原著。因为谁都不懂这门学问，没人指点他，有疑难也找不到解惑之人，然而逻辑和哲学在冯友兰心中激起的理智热情从此再也没有消退过。
这样四方游学，冯友兰到底学到多少具体的知识，我们无从查考，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正是通过早期的博览和游历，冯友兰逐渐具有了世界的眼光，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对自己天生的智力倾向有了初步认识，为日后的学习确定了方向。这种自我的自觉选择，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1915年，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文科，那时候文科和现在的人文学科一样，毕业生出路不好，免不了受考生冷落。法科却像它的可以做官的毕业生那样受到青睐。市面行情如此，当局只得出面干预：规定报考法科需要预科文凭，文科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北大招考办事处的人一听冯友兰要考文科，很不理解，因为他有预科文凭，这也算是一种资格。冯友兰坚持己见，那位善意的先生就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请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没有不准的。如果你现在就报文科，将来再想改学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冯友兰听从了，一进北大还是改入了文科。
当时北大有三个哲学系，即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和印度哲学。不过北大草创之初，后两个系都是菜单上有名目，却没有做菜的厨师。实际上印度哲学系压根儿就没人提起，西洋哲学系倒是有位教授，可是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这样西洋哲学系又唱起了空城计。
冯友兰原本打算学习西方哲学的，不得已学习了中国哲学，却竟然让他大开眼界，渐渐摸到一点学问的门路。
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为北大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冯友兰后来觉得，北大三年时光没有虚度，收获很大，“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冯友兰晚年写《三松堂自序》时，对蔡先生钦敬不已，说他有北宋道学家程明道的“气象”，温良宽和、胸怀坦荡，待人接物像春日暖阳、煦风时雨，其精神境界幽深冥远，不可测量。冯友兰说，他第一次进校长室，觉得满屋子都充满那种气象。在北大，蔡先生极少公开讲话，同学生也没有私人接触，但所有学生都能受到他的人格感召，衷心地爱戴他。
当时，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师培等人，各人政见、主张分歧很大，但都各有一套学问学说。办学如此兼容并包，百年中国也仅此一见了。比如刘师培，曾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遭到国人唾骂，但其国学功力非常人可及，冯友兰听过他的课，佩服得五体投地。陈独秀专任文科学长，不开课，冯友兰认为他气象很豪放。冯友兰一班毕业时照相，陈独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陈独秀的左脚伸得很长，把梁漱溟的脚都排挤到椅子下边去了。等照片出来，陈独秀看了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
那时北大真是人才济济，百花齐放。陈独秀等名教授把《新青年》杂志办成了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一批才华横溢的“新青年”学生也心怀天下，朝气蓬勃，组织了新潮社，冯友兰和他的朋友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朱自清、顾颉刚都是其中成员。自办刊物，名为《新潮》，代表比较激进的左派，它正式出版的时候，冯友兰已经毕业了。
1918年，冯友兰跨出北大校门，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这一年，河南招考理工科的官费留学生，冯景兰考上了，先期去了美国，冯友兰却因专业限制，只能望“洋”兴叹。1919年，河南省的留洋名额有一个空缺，并被定为哲学专业。冯友兰一试即中，同年年底抵达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
冯友兰的英语不大好，刚到哥伦比亚的那段时间，他每天专修英语一小时。从他的日记来看，那时他的情绪不很稳定，如1920年1月8日的日记写道：“早饭后往图书馆去一遍，归来心大不静，竟至不能看书。”3月12日：“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指选修课考试）而起。”
这种烦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学业上的暂时困难。语言障碍倒在其次，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迥异于中国哲学，这更使冯友兰感到不好适应。中国哲学是“即事见理”，从日常事务中提炼出哲学道理来；西方哲学是“就理论理”，从抽象的概念、理论到抽象的概念、理论。冯友兰自感理论思维能力不足，不免苦恼。二是文化的冲突。东西方文化间矛盾的这个问题，从北大时期开始就困扰着冯友兰。他又带着这重困惑，从东方来到了西方，直面西方的繁荣世界，西强东弱的强烈对照更具震撼力，从前的理论思索变成了人格和情感上的冲击。国家和民族的贫弱，一些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不能不让年轻的冯友兰产生一种自卑感，虽然还不至于抬不起头，但心理上可能会焦虑不安。国家不能自强，个人何以自立！此时恰好泰戈尔访问纽约，冯友兰立即拜访了这位“东方第一流人物”，劈头就问：“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究竟是等级的差异，还是种类的差异？”这个问题，显然是他胸中久屈不得伸的苦闷。泰戈尔肯定地说：“是种类的差异。”冯友兰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被那位伟人对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的信心感染了，他逐渐地在西方世界找回了东方的自尊。
在哥伦比亚学习西方哲学的条件当然非北大可比。冯友兰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原著，在他的面前，逐渐展现出西方哲学的巍峨殿堂。在度过一段艰难的摸索、适应时期以后，冯友兰走上了哲学的大道。东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的结果，先是体现在冯友兰讨论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一篇论文中，之后进一步凝结为他的一部书：《天人损益论》（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者帮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实用主义哲学的大师约翰·杜威对冯友兰很器重。他曾写过一封长信推荐冯友兰申请奖学金，信末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话是由衷之言，不是顺水人情，杜、冯二人关系一直较好，1946年，冯友兰故地重游，还去看望过杜威。
1923年，冯友兰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亟不可待地返回阔别了四年的祖国。这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已然璞玉初成，只待找到一个一展才华的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