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和王建立起相当程度的关系以后，斯坦因打出了第二张牌。“这个古怪的，一身兼有宗教的热情、天真的愚昧以及对于自己的目的又能采取各种聪明手段坚持不放的道人”，曾经使他回想起早年那些到西方宗教圣地去朝拜的佛教僧侣们。他想，如果他提到他自己所选定的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热爱的护法圣徒玄奘的名字，也许会触动王某的感情。果然经他一提，道士的眼睛里立刻就“发光”了。很快两个人对于玄奘都流露出共同尊敬，虽然他们对于他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显然王是把他看成传说中的一位“神仙”。但是这种不同的看法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斯坦因已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首先他要取得这个身材矮小的道士的信任。然后再设法进入藏书的石洞。自然这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与忍耐。斯坦因用他自己所说的“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告诉王道士，他是怎样热爱这个神圣的旅行家的。对于这个话题谈得越来越兴奋的斯坦因，继续说，他是怎样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杳无人迹的高山和荒漠，怎样在这次朝圣的过程中，到达了沿途现存的许多遗迹，访问了许多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才能达到的玄奘所曾经朝拜过的寺院……
这种手法立刻生效。这个矮小的道士当即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斯坦因到外边一处新近构筑的走廊。对于这个走廊他已委托了一个当地的艺术家，根据传说中的这位神圣行脚僧的生平事迹，来加以描绘装饰。王老道热情而兴奋地指点和解释每一幅壁画——有的是玄奘降伏了吞食他的马匹的一条龙并迫使它再吐出来；也有的是他倚靠了信徒们的力量，从一个魔鬼手中把自己解救了出来等等。然而斯坦因对其中的一段插曲认为是一个对他可能有用的吉兆。那就是，有一幅画的是玄奘正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上，他的那匹满载着佛教经卷的马站在他的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显然是想要帮助他把这些神圣的经典安全地运过这条河流。斯坦因写道：“这幅画显然画的是关于这个历史上的旅行家，如何安全地从印度用二十匹矮种马驮回佛经卷的故事。但是这个虔诚的守护者是不是能正确地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愿意积下阴功，让我把他那些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他来保管的古代佛教手写经卷，从中拿去几部带回佛教的老家呢？”斯坦因决定把这张牌先藏起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打出去。他把蒋留在道士那里，希望这时他能说服他的这个同胞，至少能借给他们几卷，以供研究，但是王仍然犹豫不决，只是答应往后再说。蒋回来把这话告诉了斯坦因。对此斯坦因写道：“我除了等待，别无其他办法。”
但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当晚深夜，蒋悄悄地来到斯坦因的帐篷，激动地从衣服底下拿出几本手写经卷。斯坦因一眼就看出，这是十分古老的经文。蒋再一次把它们隐藏在衣服里内——因为这道士坚持要严守绝对秘密——又溜回到从峭壁面雕凿出来的一尊巨大坐佛脚边的一所道士的小室里。他用了整个后半夜的时间，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手稿，力图辨认其中的经文，确定它们的日期。天一亮，他带着“胜利与惊异的表情”，回到斯坦因的帐篷里。得意洋洋地报告说，这些佛经的汉文译本从书末的题署来看，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出来的。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斯坦因称之为半由神授的暗示。即使这个神经过敏的王道士也认识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把这些手卷从密室中取出来的时候，不可能知道它们和玄奘之间有什么联系。蒋赶快把有关翻译经文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使他确信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玄奘在阴曹地府选择这个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显示给斯坦因看，使得“他的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能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地方去。蒋不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预兆在这个虔诚的道士身上，很快就起了作用。几小时之内，这道堵塞藏着手卷石窟的墙就被拆除了。
在天还没有黑，斯坦因就借着王的原始油灯的一丝亮光，注视着藏书的密室。这一情景使人回忆起另外一次，大约在15年之后，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借着摇曳不定的烛光，注视着杜唐卡门（Tutankhamun）杜唐卡门（Tutankhamun）：公元前14世纪时的埃及国王，其坟墓于1922年被发现。坟墓的情景。
对于一个考古学家的斯坦因来说，在看到其中的一切时，也和后来的卡特在看到杜唐卡门的坟墓一样，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万状。他追述道：“这所小屋里所展现的情景，真使我大大开眼界。
在道士小灯的幽黯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地但却又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大约有十英尺左右，至于它所占的空间，据后来测量的结果，则得近五百立方英尺。”用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从秘密书库中取出的世界最古老的刻版印刷书本
斯坦因一眼看到，他和蒋要在这样的密室里检阅堆积如山的手卷，即使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他所称的这个“黑洞”异常狭窄，他们两人要同时挤进去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在那里工作了。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这些手稿，都搬到庙里较宽广的密室里，以便得以仔细阅读。但王道士马上就指出，这样做会使那些曾经为修复这所庙宇而做过布施捐助的信徒们，一旦来到这里进行祈祷而看见这些东西时，事情就会完全暴露了。那时流言蜚语就会像闪电一样，到处传播，说什么这座庙宇的神圣经典叫外国人亵渎了。因此王坚持着要由他亲自动手，从密室里每次只搬出一捆，秘密地运到附近一间小屋里。这样，斯坦因和蒋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从事阅读，而又不会被人发现。斯坦因在开始进行这项马拉松式的艰巨工作之前，先找出一些可能说明这个古书库的保护者们，是在什么时代把它封闭起来的有关线索。从那些在过去一度遮蔽密室的入口而至今还保存下来的壁画的风格来看，据他估计，封闭的时间不可能在12世纪以后。后来根据载有日期的手稿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封闭的时间比这更要早一些，大概是在公元后1000年前后。这个书库封闭的日期是一回事，而为什么要把它封闭又是另一回事。看起来这种做法，是为了拯救这些神圣的经典免得落入野蛮人之手。那时候，野蛮人威胁说，要窜犯并蹂躏敦煌。
他们也可能已经这样做了，虽然至今还有不同的推测。
当王看出了斯坦因的考察工作不致引起被发觉的危险时，敦煌密室中的手卷捆束他的勇气就更大了。他开始从“黑洞”——今日的学者们简单地把它叫做第十七洞——里把手稿一批批地搬到斯坦因所叫做的他的“书房”。斯坦因放弃了把所有这些手稿都编成目录的最初打算。
他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解释道：“这将需要一大批有学识的抄写人员，来准确无误地处理这批堆积如山的手写文稿。”他仔细地检查了这些经卷，看有没有受到人类手写记录的大敌潮湿的痕迹。幸运的是，没有发现一丝儿损害。斯坦因注意到，要在没有湿气的沙漠中储藏文稿，再没有比一所密封的石窟更好的地方了。
当他们在敦煌的工作继续进行的过程中，不但从密室里发现了用汉文、梵文、康居文、藏文、形似古代北欧文字的突厥文和维吾尔文字以及用陌生的文字所写的无数手稿，而且还发现了大批的佛教绘画。斯坦因对于其中一些画有三角形的上端和带有浮动飘带的立刻认出，有些是庙宇的神幡，有些是为还愿用的挂旗。
所有这些都画在使人难以相信的优美的丝绸上和纸上。很有一部分，由于9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压在手稿的底下，致使被压紧的折痕以无法烫平而严重碎裂。这些绘画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都已年湮代远而为世所罕见，不在于它们的质量。所有这些唐朝的绘画，得之尤其不易。即使在当时当地画家手里想弄到这类作品，也绝非易事。因为它们的大多数都毁于在9世纪中叶爆发的一次反教权主义的浪潮中唐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下令拆毁庙宇，勒令僧尼还俗。。这次运动的结果使全国被封闭与破坏的佛教寺院庙宇达四万所左右。幸运的是，敦煌在公元781年落入吐蕃人之手，他们并在那里统治了六十七年。这样敦煌的寺院庙宇就避免了像当时在中国其他地方所遭到的那样的破坏。
从王的手稿中找到的有些用丝制品所做的旗幡在打开以后是那样的长，以致有些学者们认为，这是专为悬挂在敦煌峭壁顶上而又一直下垂到地面所设计制成的。斯坦因发现，大多数画在丝绸上的绘画由于在若干世纪中受到手稿的重压，已经缩成了既硬且脆的小小的一叠，以致无法分开。后来，在英国博物馆的实验室里，先经过化学处理，然后用对大脑施行外科手术相似的技术，才成功地把它们分开。这一次手术花了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在这个期间，斯坦因和蒋的例行公事是，每晚把经过挑选的手稿和绘画搬进斯坦因的帐篷里，作“更加仔细的研究”。王对此也并不反对。不久他甚至同意，允许将某种类型的手稿打上标记，转让给一个“大英国的一所专门研究经典的寺院”，借以为他的寺庙交换一笔相当可观的捐献。斯坦因坦率地供认，“王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而我们也密切注意，不使他有更多的考虑的时间”。
可是在一天晚上，好像王对此事感到有些害怕，他突然锁上了寺院的大门，离开这里到敦煌县城去了。斯坦因和蒋在一周的时间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他们盘算着他究竟是想干啥。是不是在回来之后，会改变对于他们的态度。事后证明，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矮小的道士显然是在和他的施主们接触期间，了解到他的秘密并没有被泄露。另外，还有像斯坦因说的那样，“他的宗教影响并没有减弱”。从此以后，事情突然变得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多的手稿到了斯坦因手里，其中包括在这以前王拒不拿出的汉文佛经。后来在他出版的《古中亚旅行记》一书中在谈到这一段插曲时，斯坦因回忆说：“王回来之后，似乎已经认识到，我为了西方的学术而拯救所有那些古代佛教文学与艺术的遗物，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否则，这些东西由于当地的漠不关心，迟早是要损失的。”
这段传奇故事，至此差不多就算结束了，虽然王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坚决要求，在斯坦因停留在中国时，这笔交易必须严守秘密。这样的诺言斯坦因是乐于作出的，因为他还希望从王的秘密书窖中，获得更多的手稿。王道士和他的访问者在融洽的气氛中握手话别。斯坦因注意到，在王的脸上“再次出现了胆怯的然而又是自我满足的安详的表情”。真的，现在他对于这个英国人的谨慎周到，满怀着这样的信心，以至在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和蒋再次来到这里时，他已经欣然同意，再一次分给他200捆手稿。尽管如此，他的珍贵的战利品仍然留在中国的土地上，斯坦因总是感到心神不安。很久以后他写道：“约在十六个月之后，当所有二十四只满装手稿的箱子和五只装有经过仔细包扎的绘画、绣制品和类似的艺术古物的箱子，已经平安地堆放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这时我才真正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上他以满意的心情提到，对所有这些东西他仅仅交纳了130镑的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