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2年，随着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现场上的出现，于是对塔克拉玛干和戈壁沙漠中古代佛教宝藏的一场“国际争夺战”就开始了。这场争夺一共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其中卷进去的包括七个国家的考古学家。他们所掠夺的大量古代文物，散布在欧洲、美洲、俄国和远东的三十处以上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中。这种竞争性的远征队，一般地说，是以文雅的形式进行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但偶尔也有感情冲动、剑拔弩张的时候。
有一次德国人和俄国人双方为了争夺谁有权挖掘一个个别的遗址时，几乎动武。当时后者甚至威胁着要以武力驱逐前者。
斯坦因则与此相反，他满足于以偶然性的嘲弄加之于他的竞争者。这种做法常常流露在他私人的通信里。一次他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他把他们那微小的（虽然指的不是古物数量的大小）远征队，称之为“狼群”，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这种说法却表示了，他对德国人的到来是感到愤慨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块场地是他开辟的，显然理应由他再来保持几年。事实上，在这具有大量废址的、广大的而在考古学上又从未触及过的地区，有着充裕的空间足以容纳所有来这里的人。
然而事情很明显，敌对的那些小组都把许多时间用在互相戒备上。
公元1902年至1914年，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是德国四次远征中的第一次，其中的三个欧洲人都是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三个人是队长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博物馆印度分馆馆长，他还写过一部著名的有关佛教艺术的著作），他的助手第二负责人乔治·休思博士（Dr George Huth）也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从中亚细亚返回不久就死了，主要原因是在远征过程中积劳过度）。最后一个是风姿秀逸、足智多谋的西奥多·巴塔思（Theodor Bartus），他是博物馆内干零碎杂活的人，并一直参加了所有四次的远征。
在印度分馆中的戈伦维德尔和他的同僚有一段时期一直注视着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同时还反复思考有关它的考古学上的潜力。
正如斯坦因那样，从这个地区所提供的线索来看，他们猜想该地可能是希腊古典艺术和亚洲佛教艺术的一个古代会合点。可是他们又深怕在那里可能遇到的危险与困难，因此不敢贸然前往。后来听说坚忍不拔的海定已平安归来，并讲述了与他探险有关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再加上此后不久又听说斯坦因也带回了大批的诱人文物等等，这时德国人才决定现在也到了他们猎奇的时候了。
他们选定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吐鲁番周围地带作为他们的目标。大约在五年之前，俄国学者克莱门茨曾经访问过那里并带回来许多壁画、手稿和刻印文字回到圣彼得堡；同时他还说，在那个地方他至少看到在130座佛教的石窟里有许多保存良好的壁画。德国人不像斯坦因那样，他们把他们的首次远征在很大程度上看做是一场赌博。他们认为，如果克莱门茨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在围绕着吐鲁番地方，他们保证可以获得大量的珍宝。不但如此，他们所去的地方比斯坦因所去的南路上的那些遥远的遗址，要容易接近得多，而且当地觅宝者对这些废址的破坏与挖掘也比较少。
吐鲁番市镇位于靠近楼兰附近一个极端秘密场所以北150英里之处。在那里中国试验它的第一代核武器。该地是一个肥沃的绿洲，坐落在大约3万平方英里的一个巨大的天然凹地之中。据地理学家说，这里是地球上陆地的最低之处。围绕着市镇的是被地震破坏的矮小群山；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是一块不毛的沙漠。
在它的北面矗立着常年为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这山高于欧洲的任何地方，也组成了天山最东的山嘴。英国旅行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于公元1935年冬经过这个寂寞荒凉、惹人注目的地带时，使他回想起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所看到的情景。这里是那样的寒冷，他的旅行团每天早晨在出发之前，先得在汽车引擎底下生火加热，才能使机器开动。他指出，这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办法。但是在那样的地方这已被看成是家常便饭了。相反，在夏天，这里的热度常常高达华氏130°，迫使居民们不得不钻进专门为此而挖掘的地下室。然而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这块贫瘠无雨的地方，却到处都有绿洲村落。在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这里出产的酒、瓜和新鲜的葡萄一直不断地供应长安的皇室宫廷。这个令人惊异的繁荣秘密，在于一个最初借鉴于波斯的巧妙建设起来的灌溉系统。人们从北面的山上引进融化的雪水，经由深深的地下渠道，输送给没有水就不能生存的这些居民村。
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这两个勇敢的传教士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在这个地区住了好几个月。在他们所写的《戈壁沙漠》这本书里对这个绿洲做了以下的生动的描述：“吐鲁番像一个荒漠中的绿色的岛屿一样，它的边缘不是为海水而是为沙漠所包围；干旱的沙漠与肥沃的田地之间的分界，正如海岸与海洋一样地鲜明。它的肥沃的程度是令人惊异的。当行旅从荒凉干燥的地带一走入繁荣丰饶的吐鲁番绿洲时，简直使他们兴奋得不知所措。”但是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吐鲁番区域内的绿洲，并不都是这样好，其中很有一些已被荒废了。从这些散布的废墟中，德国人在1902年至1914年，挖掘出大量的文物；其后由于战争关系才使他们的挖掘工作停止下来。
戈伦维德尔领导的第一次远征队，在离开柏林一年的时间里，在探索与挖掘上还不到五个月，其余的时间都花费在来往的路程上。主要由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的这个远征队的第一次古物劫掠，基本上是属于勘察性的。戈伦维德尔这一次的收获（46箱），和以后三次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并不算太大，但是在德国的亚洲学者中间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甚至引起了德皇本人的注意。他的发现物包括佛教的壁画、手写稿和雕塑。由于这次远征的胜利还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计划进行一次时间更长、野心更大的远征；另外还为此准备了一笔巨大的经费，由克虏伯和德皇以个人的名义提供捐助。但由于休思的中途死亡和戈伦维德尔的健康失调，就势必要另外物色一个过渡阶段的领导人。委员会选择了艾伯特·范莱考克。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海定或者斯坦因一样，卓越超群，在意志上也和他们一样坚决。
范莱考克于公元1860年9月8日出生于柏林，是一个富裕的酒商胡格诺派教徒的儿子。一般人认为他将步他父亲的后尘，但是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卷入他的德国讣告作者所说的“被禁止的同盟”里，后以“罪行轻微”被开除了学籍。曾在一所英国公学受过教育的他的父亲对此十分恼怒，虽然以后如何，我们不很清楚。他的讣文作者对这一段时期也谨慎地一笔带过，一直到他21岁那年，才又重新提起这一段的经过。但这时他和父亲的关系似乎已经恢复，因为首先他被送往伦敦，接着又送往美国，去接受家庭商业的训练。
在美国学习时，他同时还研究医学。这种知识后来不止一次地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在27岁时，他返回了德国并参加了由他祖父设立的德国西部达木塔特市酒商莱考克公司。但是他的心并不在此。13年之后，他卖掉了这个公司又迁移到柏林。他在那里的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东方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波斯语，之后又从学者毕斯契尔学习梵文。在他42岁时，即公元1902年，他参加了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印度分馆的工作。开始时他作为一个不受报酬的志愿参加者。其时正当戈伦维德尔率领的第一次德国远征队踏上前往中国中亚细亚的征途。
两年以后，就轮到他了。他的远征队包括他自己和西奥多．巴塔思。他们在1904年9月离开柏林后，首先访问了圣彼得堡，去办理通过西伯利亚所必需的官方护照，同时还带着俄国科学院专家们开的介绍信。不久俄国科学院也将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到达这个区域去。范莱考克计划搭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直到鄂姆斯克，在此搭船沿额尔齐斯河到达斜米巴拉丁斯克城。然后坐上大型四轮马车前往巴克台边境站。从这里出发继续走向乌鲁木齐，最后直到吐鲁番。但是在莫斯科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那里的站长看到他们随带的行李过重（重量超过一吨），坚持必须为此另挂一节行李车厢。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里，范莱考克津津有味地叙述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时说，因为他已没有时间和俄国人磋商，“……我在背着的手里拿着一张五十卢布的纸币，当着这个刁难者的面轻轻地上下挥动，我挥动了三四下，这张纸币就不见了。接着这位站长就说：‘行，行，我给你办。’他真的照办了”。
他们和装得满满的前往参加日俄战争的俄国官员（其中只有很少几个够得上我们的所谓官员）挤在一起坐了五天的火车以后，才到达了鄂姆斯克。额尔齐斯河的轮船把他们带到斜米巴拉丁斯克，在这里他们坐着大型四轮马车越过令人感到忧郁沉闷的西伯利亚到了中国边境。在他们到达中国领土上第一个停留地朱谷恰克（Chuguchak）时，驻当地的俄国领事警告他们说，这里的内战正在猛烈地进行，乡间很不安全。当时范莱考克带着一万二千金卢布前往乌鲁木齐（那时是中国土耳其斯坦的首府）。在这段路上他坐在卢布上面，手拿着枪，以防不测。乌鲁木齐是一个肮脏破烂、臭名远扬的市镇，在它过去的历史上，也是一个血迹斑斑、杀人如麻的地方。因此很少有欧洲旅行家对它说过一句好话。曾在该地住过一个时期的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在回忆它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人”和它的“肮脏的街道……典型的贫苦的城市生活”时说，在他们住在该地的时候，那里充满着告密的警察。他们在《戈壁沙漠》这本书里说：“一份秘密的报告常常能够获得一笔钱；而一个警察的提升与否又常常以他所提供的钱数的多少为转移。因此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邻居。”他们接着又说：“在乌鲁木齐没有一个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市镇的。那些愿意离开而不能离开那里的人，只是由于不准许他们离开，才不得不继续呆下去……”
乌鲁木齐地方在招待宾客时有它自己的一套传统习惯。试看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在《来自鞑靼的新闻》这篇文章里在谈到与此有关的问题时，他举例说：“宴会上的死亡率是令人吃惊的。”他这句话不是指的食物中毒，而是指的在十二年中间在那里举行的两次臭名昭著的盛大宴会。这两次宴会都是由有才智而又****独裁的地方长官杨增新将军所亲自主办并亲自参加的。第一次宴会是在1916年举行的。这次他邀请了所有他认为是蓄意推翻他的人。当宾客们酒酣耳热醉意醺然的时候，在外边乐队的音乐声中杨带进了他的刽子手。把他的仇人都拉了出去，一个挨一个地都被砍断了头，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自己继续进餐。第二次宴会是在1928年举行的。这一回轮到将军自己和其他官员了。当他们正在和苏联总领事互相祝酒时被打死在一阵弹雨中。这位苏联人和他的夫人以迅速逃进了厕所，得以幸免于难。
尽管中国官吏为德国人安排了有86道菜的宴席（幸好每个人都平安无恙），但他们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人一样，总感到乌鲁木齐的每事每物都使他们感到不快。在到达这里后，他们最早目击的事情之一是在市镇主要街道上，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正在执行一个人的死刑。这个牺牲者被关闭在一只特制的木笼内。他的头紧紧地固定在笼盖的外边，双足登在逐日下落的木板上。大约到第八天，他因脖子最后折断而自行死去。范莱考克给木笼里的这个即将死亡的人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他写道：“车辆照常通过这个野蛮的装置。”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紧挨着木笼旁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人，他泰然自若，丝毫不为旁边那个垂死的人的极度苦痛而有所感动。
范莱考克写道：“这种情景给我一个极不愉快的印象。”
这两个德国人对当地俄国领事的行为也感到吃惊。这位领事总是坐着敞篷的马车，傲慢无礼地招摇过市；而同时前呼后拥的还有四十名骑着马的哥萨克卫士，他们手里的鞭子打在来不及躲避的人的头上和肩上。范莱考克曾为此向这个领事提出抗议。但他被告知说，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
这两个德国人于是继续他们前往吐鲁番的行程。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又走了100英里才到达该地。在这里他们很快体验到与昆虫在一起的令人厌恶的生活。除了蚊子、跳蚤、白蛉、蝎子和虱子之外，还有两种特别使人感到讨厌的蜘蛛。此地有一种能跳跃的虫子身体大如鸽卵，它的上下腭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据说这种虫子有剧毒。还有较小的一种，黑色有毛，生活在地穴内，如果被它们咬了，即使不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人们特别怕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