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斯坦因离开和田并向那些在严寒冬季的沙漠中为他忠心服务的人们殷殷话别的时候了。最使他难舍难分的是特尔迪。这位老人曾陪同他到遥远的和田区域最后的一个林子札瓦。特尔迪的经验与对当地的知识，对这次胜利的远征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丹丹乌利克救了斯坦因的生命。
斯坦因说，他奖赏给他的“珍宝”比这个老觅宝者在沙漠中所得到的那些少得可怜的东西加在一起还要多。同时他还为特尔迪在当地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他觉得特尔迪年事已高，不能再出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去寻找他所向往的金子了。他们的这次离别是令人伤感的。斯坦因知道，今后他将无缘再和他相聚一堂。而特尔迪亦以后会难期，不禁潸然泪下。斯坦因后来这样写道：“在我们分别的一刹那，这位年迈的觅宝者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热泪滚滚而下，此情此景，至足感人。”自然他本人也为这次离别而郁郁不乐。但是不久，他就走近了在七个月之前他曾经经过的养着圣鸽的神庙，而他的思想这时也就转到使他比较高兴的题目上——“我从和田带回来的鸟食”。他的远征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所预期的那样，而且这还不过是第一次。斯坦因在庙中停留片刻，给这些鸟儿以“大量的玉米和谷子，作为我离开和田时表示感谢的奉献物”。
在和特尔迪分别之后12天，斯坦因回到喀什，享受着麦卡纳竭诚的招待。他已经有八个月之久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欧洲人了，他深怕“别后想谈而又没有机会谈的话，这次谈个没完没了”，会耗费主人们的时间与精神而感到不安。他把以后两个星期的时间，花在解散他的运输队，卖掉他的骆驼和矮种马，重新包装他的珍宝，以便经由俄国的横贯欧亚大铁路东端的终点站安迪琴（Andijin）运往伦敦。他在他的记录上骄傲地提到，尽管他的矮种马已为他筋疲力尽地服务了八个月，但是仍然按原价出售，骆驼的售价也只低于原价四分之一。斯坦因写道，如果他能等到运输队进入俄国的旺季时，“我可能为政府收回我在土耳其斯坦运输中最初的全部支出”。
最后，他从印度第一次出发到现在整整一年了。这正是他告别当地的主人们并带着12只满装着珍宝的箱子出发前往伦敦的时候。
公元1901年5月29日，他用八匹矮种马驮着他的文物和其他包裹行李，离开喀什越过边界，到最近的一个俄罗斯村子澳什（Osh）。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他还有另一次痛苦的离别，这一次是和跟随他多年的小狗“达嘘”的离别。它不可能伴着他到伦敦去，同时也已经决定叫它和莱姆辛一起回印度。斯坦因写道：
“我的这个小伙伴已经受了高山和沙漠所有的考验。若是叫它去坐令人疲惫不堪的几个星期的火车，而在到达伦敦后，还要受隔离检疫的禁闭，那就未免有些太残忍了。然而，我承认，我在我的旅途中对于离别了的这个忠实的伙伴在11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旁遮普铁路的月台上再度欢聚以前，我一直是念念不忘的。”（从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前往印度的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是这只小狗最后一次伟大的旅行。在斯坦因再一次离开印度前往伦敦时，它因伤心而死了。死后被埋在高山中的克什米尔。斯坦因写道：“它爱克什米尔和爱它的主人一样。”）
***
斯坦因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十分棘手的。他必须去看望现在住在牛津的赫伦勒。同时要对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他已被一群一知半解的村氓所愚弄，把他当成一个傻瓜了。在斯坦因知道这个伟大的学者已准备在那年出版他的关于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的第二部分以后，便给他写了一封警告的信。但是现在要把真相当面告诉他，却又是一件十分难为情的事。况且，鼓励他去从事探险工作并给以正式支援的正是这位学者，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对此斯坦因理应向他表示无限的谢忱。所以一想到这些，斯坦因的难处就更大了。更进一步说，赫伦勒不但是斯坦因在加尔答时期的私人朋友，而且在斯坦因的个人学术领域——印度和中亚语言学——上，也是一位领导学者。然而，今天斯坦因的胜利却招致了赫伦勒的耻辱。因此在6月的一天早晨，当斯坦因搭上火车前往牛津时，可以肯定，他的心情是郁郁不乐的。
***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赫伦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是一个德国血统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儿子，公元1841年出生于印度。他比斯坦因年长21岁。他在瑞士毕业以后，旅行到伦敦，投身在学者戈德·司搭克（Gold Stucker）门下学过几年梵文。公元1865年，他又返回印度，最初在班奈尔（Benares）一个学院里教哲学。从这个时候起，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印度—雅利安和其他语言，并解释古印度手写体（他总共发表了115种书、文章和论文，其中包括他用了五年时间所编写的《印度北方方言的比较语法》一书）。后来他迁居到当时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成为孟加拉亚洲学会的有真才实学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最后退休去牛津之前，他一直主持着这个组织的工作。
在公元1881年，当他面临在西北边界村庄所发现的一些用古老印度文字所手写的原稿的残篇时，他首次出现在东方学学者的前列。这种手稿当时在印度语言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但是在把它送给赫伦勒之前，却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当时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写道，在赫伦勒接到后，“立即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虽然这是些没头没尾、杂乱无章的碎片，而且又没有一页是完整的，可是他成功地解释了其中的一大部”。赫伦勒证明，这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一篇古代数学论文。虽然它的文学价值不大，但是从赫伦勒对它的解释来看，却证明他是一位罕见的天才语言学家。这样，在十年之后，就很自然地选他去担任有名的而且是极端重要的鲍尔手稿的解释工作。正是由于赫伦勒在手稿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才委托他去负责英国中亚古物收藏所的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间接地引起了国际上对这一地区的手写稿和其他古物进行进一步的争夺。
在斯坦因和赫伦勒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恐怕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斯坦因在他那本对于他的远征本来是应当详细叙述的《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一书中，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的这次会晤。的确，在这个领域里的同行学者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借以设法保住赫伦勒的面子。除在赫伦勒自己的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的第二部分外，当时的学术性刊物和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有关斯坦因的耸人听闻的然而又是使人难堪的发现。当赫伦勒77岁于公元1918年逝世时，《皇家亚洲学会期刊》所刊登的长达六页的讣文中，也没有提到这件丢人的事。
两个人的会晤显然是很友好的，斯坦因在赫伦勒的家里一共住了几天。然而斯坦因的揭露给这个伟大的印度语学家的震动，远比他给当时生活在匈牙利的兄弟厄恩斯特的一封信里所暗示出来的，肯定要严重得多。斯坦因写道：“他听到阿克亨的古书全是赝品时，感到极大的失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使我满意的是，他终于镇定下来。这就免得我和他进行一场痛苦的争论。”
毫无疑问，斯坦因在语言学上的卓越发现，给予处于狼狈境地的赫伦勒或多或少的安慰，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新的学术研究上。他对斯坦因所得的手稿的研究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了长时期消失了的和田语言。
但是当前在赫伦勒面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在1899年所作的关于加尔各答收藏所的报告中，曾经讨论过这些“古书”有伪造的可能性，但他接着又坚决地加以否定了。现在他怎样才能从可耻的鉴别错误中解脱出来？他向斯坦因秘密吐露，他打算把那份报告销毁掉。关于这件事，我们从斯坦因写给他兄弟的第二封信中，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可是这种行不通的做法，一定会使他又立刻受到打击。这份报告是登载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的一期增刊上，而且又是广泛销售的。显然，要把它彻底销毁是完全不可能的。并且还有已经作出预告的第二部分，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摆在赫伦勒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坦白承认错误；要么是含糊敷衍，希望他的读者不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太仔细地对照着进行比较。但他毕竟是一个凡人，他选择了后者。
事情是做得如此地熟练与巧妙，除非把1899年的原始报告翻以“陌生文字”写成的阿克亨赝品的样本。已从英国博物馆收藏所撤除。
出来重看，或者当时读过而又牢牢记住的人，那就很难从第二部分中看出他是曾经受过愚弄的人。他在不承认最初由他保存的手写稿和书本是真实可靠的同时，对于当前所作出的使人十分难堪的翻案，置之不理。他在第二部分中巧妙地规避他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时，说什么在他写1899年报告时，“伪造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看起来这很像是真实的，虽然任何一个曾经读过他原来所下的判断的人，可能并不作如此想法）。尽管他不承认最初是他自己犯了错误，但为弄清真相计，他不得不说：“……斯坦因博士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即：自1895年以来从和田获得的所有‘陌生文字’的刻版印刷品和手写原稿都是阿克亨与少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所搞的现代伪造品。”对于那些想要见识一下这类赝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不但叫他们去看他自己投到《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上的也带有图片的一篇文章，还介绍他们去看俄国学者德米粹·克莱门茨所发表的书刊（大概是想表示俄国人也和他一样受了欺骗）。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人们去注意在他自己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附的明显的插图来源以及那该死的本文。这样他就逃避了与此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的报告第二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可以了解的有关英国收藏所的真正的手写稿、陶器和赤陶塑像的。
可以说，赫伦勒生在他的那个年代里，无疑是很幸运的，如果像他这样卓越的学者，要是今天被一个住在中亚的半文盲的绿洲居民所欺骗了，那么，明天早晨，他将会发现伦敦舰队街的新闻界会有半数以上的人，麇集在他的门前，要求他作一次公开的解释。
***
当时，斯坦因在他第一次远征中的发现物，在欧洲文物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证据表明，在世界的后院有一种前所未知的具有卓越的艺术与文学性的佛教文化，一直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古典的、古代埃及的和见之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研究。对中亚的考古还是新的一课。第二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学者第十三届国际会议通过了一个特殊决议，来庆贺斯坦因的令人惊异的伟大发现。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要求。毫无疑问，尽管使他从印度政府获得第二次远征的许可和经费（显然经过种种搪塞与推诿以后才同意），但同时也引起了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的东方学家们到该地去的兴趣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那些地方的学者们迫切要求他们的政府，派出考古远征队到中国这个遥远的地方去，因为那里有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奇怪得很，那个不怕艰难危险第二次到塔克拉玛干去的不是来自欧洲的远征队，而是来自比较近处的一个远征队。老实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的远征队，而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无组织的佛教僧侣团体。这些人在1902年8月，离开日本前去中亚。但是重要的是，斯坦因所得到的文物，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在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出现了斯坦因的第一批真正的竞争者，所以刚刚在汉堡会议两个月以后，以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为首的一个强大的德国远征队，向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出发了。目的是想到那里碰碰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