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
我睁开眼睛，无法动弹，感觉身体就像一根枯木。我的脑袋沉重，视线模糊。幽暗的房间里只有一丝微弱的光，我勉强能够看见周围的事物。
我躺在这个小房间里，四周的墙壁刷得雪白。右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面前一个闪着金属光芒的东西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我慢慢地把头扭向左边，模糊地看到一面美国国旗。房间里有窸窣的动静，但是跟灯光一样微弱。
“我这是在哪儿？”
我昏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仍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能听见持续不断的“哔哔”声以及有节奏的“吧嗒吧嗒”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我仿佛都听得到自己脑子里零部件运转的声音，就像坐在驾驶舱里一样。
“我这是在哪儿？”这种迷失感让我想起在朋友家过夜的那次早上醒来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能弄清楚自己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弄不清楚了呢？
我又昏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我马上就听见了一阵高频率的拍打声。我扭头看向右边，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一台操控器前面。屏幕发出的光亮让整间屋子微微亮了起来。她正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埋头工作。我问：“我这是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她是没有听到我讲话吗？我又问了一遍，她还是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醒了多久，感觉有一个小时了。突然，我明白了，我的分析能力终于恢复了。显示器，闪闪发光的聚酯薄膜，美国国旗，还有那种机械和驾驶舱的感觉。
我在宇宙飞船上！
我闭上眼睛，对我的结论非常有信心。但是很快，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我怎么会在宇宙飞船上呢？
我感觉有人把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感觉怎么样，马克？”是我之前看见站在操控器之前的女人。她看起来很眼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这是在哪儿？”我恼怒地问道，“我怎么会在宇宙飞船上？”
她没有被我的问题逗乐也没有生气：“这里是医院。”
我的感觉仍然非常迟钝，不是因为当时在半夜里，也不是因为我很累，而是因为我打了太多的止痛剂。不过我最终还是弄明白了——那个女人是我的护士。当我记起来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噩梦时，我哭了。
我患上了晚期癌症，由于手术并发症，我的病情越来越糟糕。
我躺在那里，完全动弹不了，刚醒来的时候，我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00下，对我来说这就是跑步时的心率了。自从三周之前做了那次手术之后，我的心跳就一直这么快（而且接下来又持续了四周）。
我明白，自己的内脏器官现在已经与正常人的不同了。它们竟然还能运转，这本身已经是个奇迹了。医生给我解释了一下他是如何重新为我进行“管道设计”的。我体内没有被破坏的那部分胰腺仍然是健康的，这在胰腺癌病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把一个健康的胰腺缝接在肠部，就像把一根香蕉缝合在安全套上一样。同样，要把一段细小的胆管缝接回去也是非常困难的。医生曾警告我说，20%的惠普尔手术会留下内瘘后遗症（一种肠道裂缝），不过我非常幸运。
手术之后的那几天，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能看见一条整齐的缝合线贯穿我整个胸腔。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内瘘使我整个胸腔，从肋骨到髋骨都充满了胆液和胰腺液。上周，医生不得不把17英寸宽的刀口周围的缝线全部拆开。
现在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被开膛破肚的死鹿。
“你不打算把刀口缝合起来吗？”我问。
“不缝了，”医生说，“也许你很难接受，但是你的伤口必须要由内而外地愈合才行，不能靠缝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性创伤。”
刀口的一段特别宽，能同时把两个拳头伸进我的腹部。肌肉看起来就像牛肉酱，泡在一直向外渗出的黄色消化液里，必须每隔几个小时就换一次纱布，这样整整持续了14周。
当我伸手去拉盖在我腹部的床单时，我能感觉到右胳膊被各种导管拉扯着。我抬头看见四包液体挂在输液架上。我不能吃饭，因为新的肠道系统还不能消化食物。所以这其中两包液体就是我全部的营养来源（全肠道外营养）。
第五条导管连接的是盐酸二氢吗啡酮（浓度是吗啡的10倍），输液速度可以由我控制，上面有一个小按钮，太疼的时候我就用拇指按一下，基本上一个小时我就得按一下。
打止痛剂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严重口干。但最糟糕的是，我一点儿水都不能喝，所以一天24小时我都感觉非常口渴。我唯一可以接触的水分是在嘴唇上放点儿冰碴或一块湿润的海绵，以防止嘴唇干裂。事实上，直到手术之后的第20天，我才可以喝水。
我估算了一下平时手上出现过的小伤口愈合所需要的时间，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这巨大的刀口。“天哪，这绝对不可能愈合啊。”我小声说道。
* * *
手术之后的那几周简直就是地狱式的折磨。大剂量的镇痛剂，大面积的腹部伤口，体液排出，营养不良，等等，这让我根本就下不了床，更不用说走路、小便或者放屁了。
每天我都要站着，祷告上帝，让尿液流出来，因为如果排不出来，就只能由护士用导尿管导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到，每天要把导尿管插入尿道三次来排尿，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可以直接把导尿管就这样插着吗？就不用每天都插来插去的了。”我向护士乞求道。
“那样你就永远都不能自己排尿了。”
为了保持我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防止出现血栓与肌肉萎缩，我必须要下地行走。我达不到医生要求的程度，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可以一次慢慢地走上200英尺左右，每一步都疼痛难忍。
我体内的器官处于“休眠”状态，这样体液很难排出去，结果就造成了身体严重水肿，体重增加了35磅。我的手脚肿得都区分不开了，睾丸肿得有橙子那么大。（诺亚，有一次你在我爬上床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了，然后就笑着喊我是“大鸡鸡的爸爸”。）
体内积水还影响了我的呼吸，进而导致肺积水，这样就使我走路、睡觉或者思考更加困难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肿胀的鹿蜱。“能不能直接把肺里的积水抽出来呢？”我问。
医生不同意，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你再努努力，每天做十次深呼吸练习。”医生这样告诉我。
我苦笑了一下。我每天连两次深呼吸练习都完不成。最后医生还是从我肺里抽出了2升的积水。
* * *
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就会跟着直觉走。作为一个21年的老兵和军官，我一开始不喜欢用“战斗”、“战争”或其他军事术语来形容得癌症的经历。如今任何事情都被冠以“战争”的名称——毒品、圣诞节、肥胖、文盲、贫穷、恐怖分子——似乎我们都没有赢过。
我不喜欢用“战争”这类的词，还因为有战争就会有对手有输家。癌症并不是外来侵略者，这是我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而我更不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对手或者是输家。另外，我也见过太多士兵在与真正的敌人作战中败下阵来。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较实在是不合适。
但是，我很快就放弃这种抵抗了。几乎每一个跟我聊的人都用这样的比喻，随着病情的发展，我也慢慢了解了为什么这种比喻是有道理的。
癌症不是在身体里突然出现，慢慢分解，消耗殆尽，最后消失不见的东西。这的确是一场战争——一场身体内部残酷的战争。我发现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也需要这个比喻，因为像我这样的绝症一下子把我们推进生活的噩梦当中——被慢慢折磨致死，最后给亲人留下无尽的痛苦。
这个比喻能将慌乱无措的亲人们团结起来。而作为一名军人，战争的术语就是我的语言。
有一次，别人让我形容一下真正的战争与癌症抗争的不同。当然，真正的战争是在枪林弹雨中进行的。抗击癌症与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场景与对手不一样。抗击癌症时，你要同时面对对手以及自己内心的恐惧，要面对死亡，要忍受大大小小的痛苦与折磨，还要与家人坐下来好好地谈谈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后果。
所以，如果把癌症比作一场内战，你的一百万同胞（癌细胞）正在朝你挺进，沿途烧杀抢掠，那谁应该是你在这场战斗中的“同盟”呢？
回答：所有跟对方不是一伙儿的都是你的“同盟”。
用军队术语来说，我的同盟军有三支——我的身体，我的朋友和家人，我的医生。
在这个“同盟”阵营中唯一真正参加战斗的就只有我的身体。其他人也可以帮忙，但是实际上与癌症抗争的必须是我自己的身体。2010年7月，敌方已经冲破我方的边界了，癌症已经将我包抄，使我弹尽粮绝。我整场战斗的发动机以及加油站（消化神经束）已经被摧毁了。我的身体有强大的心脏、思想、肺、肌肉，但是没有燃料的话，这些都成了装饰品，毫无战斗力。
由于生病期间，我每天都会在网上写日记，所以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亲友团这支“军队”已经增加了近1000人。这些人给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但是无法给予我抗击癌症的实际战斗力。
我的最后一支军队，也是我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小队特殊力量（我的医生们），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人类生物学上最致命最先进的武器。但问题是：
·医生的武器和癌症一样杀人不眨眼。
·医生面对迷惑性和不确定性极强的“迷雾战”时，和战士们一样摸不着头脑。
·医生采取的治疗方法尽管能给癌症带来惊人的破坏，但是有时候仍然是没有效果的。
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 * *
显然，那些希望能给我支持的人除了“你能做到！”和“我会为你祈祷的！”这两句话之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就让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支持？我想要像战士一样抗击癌症，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不管怎样，我都希望别人跟我说我是必胜的？我经常会笑，但是真的有那么多值得我发笑的事情吗？我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我信仰的力量能够决定我的生死吗？
我决定把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告诉身边的人，并希望他们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都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诚实地把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告诉我。不要给我灌输悲观的想法，但是也不要过分吹嘘成功的可能性，坐下来和我聊聊天就可以了。
关于幽默感的问题，我经常嘲笑自己，嘲笑生活。在得癌症之前我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想改了。
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精神支持——请你们尊敬我的信仰，不要把你们的信仰强加给我。上帝是我抗争和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但是我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万能的宇宙之神，在我大便不通或者免疫系统识别不了癌细胞的时候，上帝也是无能为力的。和我一起祈祷，但是别告诉我说，你们会祈祷上帝为我或为医生们做任何事情。我感谢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以及活下去的勇气，这已经就是奇迹了。
* * *
有时候，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艰难的治疗过程，那些最鼓舞士气的话也显得苍白无力。有些想法我是很少跟别人提及的。不管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多么积极乐观，癌症晚期就是癌症晚期，这都是没办法掩盖的事实。
现代的药物治疗给了我希望，但是我同时也知道，要客观地面对现实，像我这种病，死亡率是很高的。很多人在同样的战争中收获甚微或者根本一无所获：在6到18周之内，多次手术引起的并发症使他们无法体面地生活，生活质量严重降低，然后就慢慢痛苦地死去。
一些朋友和家人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直面困难和挑战”。我感觉我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我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使我丧失勇气，而是逼着我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专注于我需要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整天大胆地设想。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产生的恐惧促使我理智地去面对手术并发症，坦然接受病情的恶化，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场抗争中要承担的责任，同时帮助我的家人以同样的心态面对我的病情。
我付诸行动了吗？当然。我坚持让医生用纱布填充我腹腔中的空洞，自己更换绷带。我要搞清楚自己每天都输入哪些药物。我尽可能地多读多学，这样我就能对所有的治疗做出自己的判断——绷带厚一点儿还是薄一点儿；这种药用多一点儿还是少一点儿，还是根本一点儿都不用。
为了使这场抗争更人性化一些，我给自己的所有伤口都命了名。那个裸露的伤口叫“布福德”，腹腔内积水区和髋部的刀口叫“布尔哈”。后来，我就把这整个病症都简称为“布福德”。如果我说“布福德”进化了，那么大家都明白，病情又恶化了。
当我最终可以开始吃饭的时候，我的食物每天送来时都是凉的。我并不只是抱怨一下就过去了，而是叫来了医院的餐厅经理，强烈要求其为我们所有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当我的医疗团队对我说的话不屑一顾，或不肯听取我对治疗的建议时，我会语气坚定地提醒他们说，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
采取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队友。在8月27日那天，克莉丝汀拿来了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鼓励我击退我最大的恐惧——洗澡。这是我25天以来第一次洗澡，因为一想起水流过那片裸露的伤口区会造成的疼痛，我就无比害怕。
我根本就抬不起胳膊，所以就站在那儿，让克莉丝汀用一块儿布轻轻地擦洗我的身体。“好了，抬起腿。”我想象着我们俩在生活中会对彼此说这句话的场景，但是绝对不是眼前这种时候。
洗完之后，她帮我擦干，帮我剥除腿部和脚踝上的死皮（水肿的结果），然后涂上润肤液，给我穿上干净的病号服。之后她在我手术后第一次爬上了我那小小的病床，我们相拥而卧。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全最宽慰的时刻。
那天，是我们第十六个结婚纪念日。
* * *
在一次基础训练当中，我的操练官问我是否有信心通过一次艰难的障碍练习。“但愿吧。”我说。
他冷笑着说道：“这样吧，你到一边儿去，一面‘但愿但愿’地空想，一面动动嘴空谈，然后告诉我，哪个管用。”
等到我自己操练士兵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更礼貌的方式来证明，行动的力量远大于语言的力量。我让士兵们用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OK的手势，然后把手势中那个圆圈放在下巴上，但是有90%的士兵反而会把手放在脸颊上。
为什么？因为我在一边示范，一边解释的时候，是把手放在了脸颊上。
他们都在看我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听我到底说了什么。人们通常都是这样。与所有人一样，我的生活中也处处都是行胜于言的事例——这是书本上根本就学不来的。
大约28年前，当我还在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时候，有一位级别很高的老学员，他留着一头长发，整天穿着脏兮兮的军装。尽管他能力很强，但是在级别较低的同学当中仍然没有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