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上帝不阻止你审美
骤遇失恋,按理说应该很痛苦,可是因为小徐提出的分手理由太“雷人”了,以致我的气愤压过了痛苦,只是在心里说:看错人了。
我把初恋看得神圣、纯洁,小徐怎么冒出个“肮脏”来?
她也可能是不想伤害我,但这恰恰是最深的伤害。
小徐在1974年秋,被推荐上大学走了,终于能去读自己喜爱的美术专业了。那一段恋情,深深印在她心里。她和天津女知青小莉也认识,上大学后,她曾经托小莉向我转达了破镜重圆的意思,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王兄,都是苏俄文学的爱好者。苏俄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强烈的女性崇拜,这来源于俄罗斯的“圣母情节”。苏俄文学的这个影响,给我和王兄这样的人带来的后果是,认为女性的心灵都很纯洁,而且其外貌的漂亮程度,与心灵的美好成正比。
这就是我们在情感上屡屡受伤的原因。
绝大部分女性之择偶或择友,骨子里永远是最符合“潮流”的,在涉世之后尤其如此。这跟她们漂不漂亮、心灵美不美毫无关系。
不过王兄在时代发生变迁以后,很快修正了他的爱情观,变得比较实用主义了。
当年王兄在他们公社采石场工作,我初见他时,他正在抡大锤。
采石场场长的女儿小李,也在场里工作。她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与王兄很有共同语言,视王兄为“亦师亦友”的人物,两人很有发展的可能。
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这段恋情搁浅了。这一误,我认为,就误了他一生。
1974年,是社会上暗流涌动的一年。许多人趁着“批林批孔”,上街贴大字报,企图再来一次“文革”。
可是我的内心却很宁静。
看完了4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内心昂扬、充满光明,坚信在现实中,会找到书中的那一种人、那一种境界。年轻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我的现实状况可说是悲惨之极,不仅仅是很苦很累,而且主要是与现实格格不入,被边缘化了。但强烈的自我感,支撑着我,没把外部环境当回事儿。
通过读书,我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可以使自己心灵舒展。
那时的省城,因为西哈努克亲王来访问过两趟,比“文革”初期漂亮多了。我因为常年在农村,偶尔回城,在强烈反差之下,更觉得城市无比美好。
那一年的春夏,我写了很多泰戈尔式的小诗。
现在看,我当年也算个小小的“湖畔派诗人”了。我家附近的湖边公园,梦幻样的朝暾暮霭,都留在了我的小诗里。
农村一望无际的碧野,也使我心旷神怡。夏日的早晨,田野上有白亮亮的一层露珠,远天幽蓝,白云如絮……这些美景,是任何人也剥夺不走的。
很多人一生都没注意过这些,而我在那时候,天天都要被这景色所陶醉。
——纵使我一无所有,我还能够审美吧?
那个年代里的流行语中,没有“美”这个词,美学是个什么玩意儿,无人知道。很多搞文学的人被压抑久了,一旦有机会发表作品,即便是八股小说和诗歌,也要设法表现出美来。
那一年,上海创刊了《朝霞》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朝霞》丛刊。这应该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杂志,当然也是“应声虫”,但里面有很多文章,表现出独有的才气。这就是作者曲折表露出来的美。
在《朝霞》上发表作品的,后来有一大批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学人物,但如今人们不知为何只抓住余秋雨。能在那个年代,写点儿带有华美辞藻的八股文章,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只有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小青年,能领会到他们的苦心。
干渴的人们,能有一口露水解渴,难道不好吗?
1974年秋,王兄被推荐上了省城大学,永离黑土地了。我正沉浸在内心世界里,对命运已然麻木,对此并未有多少感触。
王兄的父亲,是基层干部,虽然只管了一个小小的文化馆,但这就是大时代的硬道理。我不能和他比,我的时代早过了,或者还没有来。
七十五、《朝霞》上最神奇的作品
说到“文革”中的文艺作品,远远不是“八个样板戏”或一部《金光大道》就能概括的。这一块,现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实不该有什么禁忌。
“文革”时的文艺也堪称五花八门,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那时作品写的人与事,都不像是现实中的,但人们早已习惯“假大空”,没觉得有多荒谬。
1972年,一个名叫郭先红的作者,出版了一本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征途》。
我和王兄都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注意。这个小说,写的是知青下乡到东北林区的事儿“文革”以来长篇小说的复出,这一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后,又有知青张抗抗写的《分界线》,写的是知青在东北农场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青,可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追求文明者”。这书里有一些片段,有一点点小资味儿,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
1974年,文艺界比较令人瞩目的事儿,是诗人张永枚写了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首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占用了两大版。各地省市报纸也纷纷转载,声势浩大。
王兄对我说:这可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一辈子能发表这么一部作品,足矣!”
老作家浩然也紧跟形势,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改他原来的写实风格,写得很诗意化。王兄对此不大满意,说:看来,生活体验还不足。”
张永枚是军旅作家,写过一首著名的歌词,就是那个“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我们在小学时就唱的。20世纪70年代中他的这次蹿红,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若说起“文革”的文学,《朝霞》可算是大本营了,“佳作”叠出。我记得有一篇小说,似乎是以王洪文为原型的,把这个家伙描写得温文尔雅,在和一位女同事谈革命大事的时候,还懂得捏个雪球儿使劲儿扔出去,蛮小资的。
在所有《朝霞》的作品中,最神奇的一部是陆天明的一个话剧剧本。
陆天明,如今以写反腐小说而闻名天下。
当年的陆天明,才气横溢。他一共在《朝霞》上发表了三个话剧剧本,忘记了是哪一篇了,居然预测了“文革”失败”后的情景。剧终时,几个红卫兵出身的知青,在“复辟的枪声”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剧本,看得我心里怪怪的。心想:激进派们内心竟也有这种预感?
可惜后来“文革”的终结,完全不像陆天明预言的那样,没有什么枪声,而是在普天同庆的锣鼓声中完结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主管《朝霞》的陈冀德是上海的一员女干将,很有个性,因此杂志也办得有个性。这位女士在“四人帮”覆灭之后,表现得也很有个性。
我和王兄在那个年头,就是这样,一半靠中外古典名著、一半靠这些新作品滋养起来的。
王兄家中清贫,看书都是从他父亲的文化馆里借。
他对哲学有偏爱,经常对我提到俄国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是比列定的水平一点儿也不差。当时书店里有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的,精装本,价格不菲。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咬牙买了一套送给他。
——这算是“宝剑赠英雄”吧。
我至今还记得他娘,一位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我去镇上办事,顺便去他家找他。王兄不在的时候,他娘就非要留我吃饭。家贫,蒸个鸡蛋羹而已,他娘对此总是满含歉意。
七十六、《闪闪的红星》微光一闪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近乎于闹剧。“四人帮”在文化界的能量还是不可小瞧的,短短时间内,发动各路笔杆子,把中国历史改写了一遍。过往2000年的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以狠辣出名的法家,个个都成了盖世英雄。
这样来打击周总理,是隔山打牛,老百姓怎么能看明白,只道是世道开始昏了。
最可笑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就很难解释:历史上最进步的法家秦始皇创下的江山,怎么才十几年功夫,就被进步的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这不成了进步力量互殴了吗?
——要造谣,连逻辑都不顾了。
那一年,在民间早已树立了千年英雄形象的荆轲,也被当时的连环画丑化成小丑(因为谋刺秦王)。“四人帮”这是在挑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道义底线了。
孔老夫子,更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
正在农忙中的我,也接到大队的指派,要画一套《孔丘其人》的彩色连环画,拿到各生产队去展览。我乐得躲在屋子里不出工,买了一本小人书,照葫芦画瓢,完成了任务。那个年代,敢拒绝执行这种任务的,百人里没有一人,全中国大概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敢于拒绝批孔。
闹剧闹到夏天,社会上自发地出现了“批林批孔连带着反走后门”,对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提出强烈质疑。当局觉得不大对了,就下令运动刹住了车。
到初冬时,文艺界又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发生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之外,忽地冒出了一部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
这电影,几乎没有“文革”的色彩,说的是战争年代故事,小演员有个性,歌曲也好听(至今还在传唱),一下就引起轰动。
老百姓只要嗅到“不是那一伙”的气息,就很兴奋。《闪闪的红星》的三首电影插曲不胫而走,相关的小人书、评论集也纷纷出来。
它的三首插曲都很抒情,没有太多火药味儿,在“文革”时期是个异数。
人们太渴望常态的生活了,太渴望美的东西了。
“文革”前,好歹是个常态的生活。文革”后,在主流媒体的鼓吹下,好像只有穿一身军便服,背个军挎包,到处唱革命高调的年轻人,才是革命者,其余的都是可疑的异己分子、贱民。
有一次我回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的男青年,在中学毕业后都要当一年兵,才能工作和上大学。
我想象着无数台湾青年,头戴青天白日徽,正步走的样子,不禁感叹:“台湾青年真不幸,要当匪军,将来一辈子历史有污点。”
我妈在一旁听了,说:“是啊,他们真够倒霉的。不过,你们又怎么样呢?”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