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春桥同志说……”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怎么征服我的?是怎么给我雪中送炭的?
那浩瀚的篇幅所含的信息量就不用提了,单是扉页上,罗曼?罗兰写的一句献词,就足以使我勇气倍增: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就是写给我的书。冥冥中注定。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有一本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看过一些知青出身的哲学教授,回忆他们当年,就是读了一位苏联学者写的《康德传》,才走上了哲学研究道路的。我不幸没有读过“文革”前出版的《康德传》,我读的是1948年出版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于是我这一生,就注定了要跌跌撞撞走到老。
就在我苦苦耕读之时,国家又发生大动荡。1974年1月,“批林批也”运动开始了,这是在“文革”10年中掀起的无数次运动之一,不过这次批孔,几首再次引起全国性的大震荡。
林彪在出事之后,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为什么还要批,而且还要和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绑在一起批?这是因为——批林批孔是手段,目的是批周公。
1972年以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国家各方面都有了解冻迹象。
加之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国对外的政策也开始缓和。此时,江青等人看不惯了,开始项庄舞剑。
这个运动,来势相当凶猛,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孔子的幽灵,与当代中国人已多年无关了,却也被拉出来,劈头盖脸地羞辱。
当时的运动一发动,媒体上就铺天盖地,连文艺作品也一哄而上,原本没提“批林批孔”的,编辑在修改时也都统统加上,以示紧跟。
早春二月,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参加本省一个边城的“文艺创作会”。这个会,相当于现在的“笔会”,也就是改稿会。会议的组织者,从全省各地区分别邀请了5位业余作者,作为特邀代表。
我上了去边城的火车,车未开时,一位30岁上下的女同志,带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那妇女是知识女性,好像在找人,看到我,就很客气地问:“您是知识青年?”
我说是。
她又问我去边城干什么。
我说开会。
她面露笑容:求您一件事,这孩子是我的侄女,托付给您,路上照看一下,到了终点,她爷爷在站上接。”
我看那孩子有八九岁了,还挺懂事,就答应了。
那妇女又说:我看了好几个车厢,就您像知识青年,我就相信知识青年。”
小女孩一路上不说话,默默看着窗外。到了终点,一位老大爷果然在那里等着,我完成了任务,那老大爷向我热情道了谢,就分手了。
这样的事,如今真是不可想象。
会议报到那天我才知道,无独有偶,我们从各地区来的业余作者,5个人里有4个是知青。那时凡是喜欢舞文弄墨的知青,那都是有点儿追求的人,我们凑到一块儿,有如他乡遇故知。
这个会,开得很不是时候,那年2月初,江青又发飙,要批判山西的一个地方戏《三上桃峰》。这个剧,本来没啥问题,江青非要说是歌颂了王光美,因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桃园经验”。“桃峰”,就是为“桃园”招魂。
这哪是政治家风度,简直是装神弄鬼。可是,她一发话,下面就赶紧传达,我们算是“文艺界人士”,会也不正常开了,先行内部传达。会议组织者给我们念文件,是“四人帮”的文艺干将于会咏的讲话,里面老是提到“春桥同志讲……”。
传达者一说到“春桥同志”,就要高8度,俨然在宣布真理。
如今,人人都可以骂张春桥。当年可不是这样,春桥同志”那4个字,是太庄严了!
我们几个知青,两天就混熟了,白天听“春桥同志”,晚上就大聊《红楼梦》。要是小组讨论,我们就更没正经的了,互相分派《红楼梦》中的角色,看谁像贾母、贾政、柳湘莲……
说到《红楼梦》里最难忘的一句,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就是那句——“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春桥同志”,您尽管庄严地发指示吧,我们就爱议论《红楼梦》,这不犯法吧?
七十二、边城的欢乐
来自全省各地区的业余作者,我来逐一做个介绍。
小葛妹妹,18岁,形象有点儿发福,加之一口京腔,引人瞩目。
小马哥,理智型的,说话带有强烈的思辨性,穿一身灰色的“风雪大衣”。我们送他外号“风雪大衣”。
还有一个,是回乡知青,业余写快板书的。我们将之视为异类,送他外号“快板书”,干什么都不带他玩。
另外还有一个,小刘,省城产业工人,为人谦和。
小葛妹妹形象独特,引起了男同胞强烈的开玩笑心,大家以在饭桌上拿她打趣为乐。小葛妹妹也不示弱,每每还以颜色。
她开会经常不守时。我们惊讶:还有这样的知青,在农村还不得懒散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还是一个知青农场的副主任,下乡才一年多,就高踞此位,算是很了不得的精英了。开会散漫,是因为处在陌生环境,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就随心所欲了。
小葛妹妹穿一身白底碎紫花衣服,在臃肿中透出几分可爱,几个男青年就要给她“安排对象”。这一安排,就栽到了我的头上。话里话外,那几个人就不断敲打。
早上吃饭,大家坐满座位,单单在我身边剩下一个空座。小葛妹妹一来,大伙立刻默不作声,就看她坐不坐。
小葛心里没鬼,坦然坐下。她的那份馒头吃不完,要给人,那几人故意把自己的碗盖住。小快板说:俺们不能要,俺们要了,也体会不到那种甜蜜啊!”
小葛妹妹气得横了他们一眼,转眼看看我,“啪”一下把馒头扔到我碗里。
满桌立刻哄笑。
青年的相聚,是暗淡人生中难得的欢快。边城数日,成了我们释放心情的好机会。
因缘际会,那几天,正赶上“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国产故事片上演。
中国到那时,已经有8年没拍故事片了,人们就只和8个样板戏为伍。这次一下就推出了4个——《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火红的年代》。
在边城,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又添了不少新话题。
会议结束后,在回省城的火车上,小葛妹妹对我讲了她的身世。他的父亲原是北京京剧团的,下放到本地,可是本地京剧不景气,因此郁郁不得志,家里从来就不像个家,好像随时准备要打包回北京一样。
父亲很灰颓,可是要求女儿要迎难而上,不能做时代逃兵,因此小葛下乡后很争气,咬牙干,终于当了知青的头头。
到了省城,小葛和小马都没有马上走,住在了亲戚家。几个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报社,见一见文艺副刊编辑,别管认识不认识,拉拉关系再说。
然后,大家就一起到湖边公园照相。
春寒料峭,几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各自抒发着豪情。逛了一天,黄昏时分手,都有些依依不舍。
东北的初春,苍凉但又充满着希望。
回到集体户,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欢笑、这样的氛围了。回想在重庆时,我的一个表姐说,下乡插队,回家探亲时兴高采烈,而返回农村的路上“就像上刑场一样”。这一点儿都不夸张。
那时我们虽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但多少都不甘心于沉沦。多年以后,小葛妹妹进了北京,在广播电台一直做到退休;小马哥也进了京,在部委做了一个闲职;小刘进了省广播电台,迄今犹在岗位上。
小葛妹妹年轻时,是个相当有性格的人,但她一生平顺,原因就在于:从不跟潮流对抗,也不领潮流之先。
七十三、失恋
回到乡下,边城会议给我带来的精神动力还在持续,人极为兴奋,下笔也如有神,写作上大有长进。我急于把边城的见闻告诉给我热恋的小徐,让她知道,只要勤奋学习,将来是会找到很多知音的。
我那时不知道,所谓知音,只是在有共同命运时的惺惺相惜,但彼此地位一变化,处境一变化,也就很难有共鸣了。陈胜和他老朋友们的反目,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在一块儿锄大地了。
我那时和小徐的热恋,说来也只不过是狂热地通信,却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即便是通信,也一句不涉爱情,就是互相倾诉对学习的渴望。“学习”二字,在我们心目中有近乎神圣的位置。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宗教叫做“学习教”的话,那我们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可是,当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在镇上见到了小徐时,她没有兴趣听我讲边城的见闻,而是给了我一个最后答复:“我还是想单纯一点儿,不愿意有……肮脏的东西。”
什么时候肮脏的东西?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那个时代的农村,视男女自由恋爱为“肮脏”,媒婆提亲反而可以。小徐这话,就是宣告恋爱关系结束了。
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事?寡言的小徐不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晕眩感,但那时年轻气盛,只说了一个字:好!”回头就走了。
走到铁路道口,一列火正在通过,我在横杆前等着,隆隆的火车轮子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我胸中蓦然升起一股悲壮感。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就这样走了,在积雪覆盖的小街上与她分手。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不到一年,见面不超过10回,连手都没握过。
多年以后,我才从王兄那里知道,原来是小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她的父亲,据说是“国民党伪连长”,这出身就够喝一壶的,再和出身不好的男青年谈恋爱的话,那不是更没指望了?
后来我分析,在那时的舆论下,恨不得全公社的知青都知道我俩谈恋爱了,给她的压力实在太大。她毕竟还是想上进的,有“作风不好”的嫌疑,前途可能会大打折扣。
她不可能说这些,说了会伤害到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我只能无名地气愤。
春天开的花儿,到冬天就凋谢了。
这算是真正的初恋吧。王兄对我的这段恋情,印象很深,多年以后还经常要叨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