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乡下的第一天，老乡说你们从上海过来，3月31日出发4月4日才到这儿，累了，你们休息3天，不要劳动，那么大家也就没有劳动。不劳动闲着干什么？刷大标语；大标语刷完了，我们说不要这么闲着，要跟着老乡劳动，老乡说你们一定要劳动就跟着我们去吧！今天劳动干什么呢？种苞谷。种苞谷是最轻巧的活了！轻巧的活，贵州人说。轻巧的活就是把泥巴犁开，肥料放下去，两粒苞谷种籽放下去，然后再把泥巴盖上去，就种好了。说的很简单，这种事情我们肯定也能干。知识青年嘛，我们有知识，我们有文化嘛，农民还没知识没文化呢，那么就去劳动了，扛着锄头上山了。上山说在高山上种苞谷。高山有多远？高山不远三五里路（底下窃笑）。走了半个多小时了，按照我们的想象，一小时可以走十里路，半个小时五里路到了，怎么还在那个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望不到高山的苞谷地？到了没有？不远还有三五里路，那么我们又走，走了一个多小时了，说高山在哪里？高山在这，你看！那个山顶像老百姓戴的草帽一样，后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斗篷峰”，我小说里写贵州的地方经常有这个“斗篷峰”出现，这“斗篷峰”就是我插队地方附近的一个山峰。那么说三五里就到了，等我们跟着老乡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老乡上去了以后就打犁沟的打犁沟、下种的下种、盖土的盖土，我们走了十几里山路，扛了一把锄头已经干不动活了，把锄头往地上一扔，六个知识青年躺在草坡上什么也干不动了。这就是劳动第一天的情况，很不容易忘记，所以就记得了。老乡眨个眼工夫，没有半个小时已经把苞谷种到很远很远去了，我们才醒过来说：“糟糕了，我们什么活也不干，人家已经把这块地快种完了。”赶紧拿着锄头追上去，学着老乡的样子耙泥巴，犁开泥巴盖住种子。干了一阵，我们几个男知青又出新花样了，我们发现周围盖土的全部是妇女、老太太，还有就是小姑娘，没有一个男的！为什么把我们四个男的夹在妇女中间劳动？我们就提出来了。老乡说一般分配给妇女干的活比较轻一点。今天男劳动力都在干什么呢？都在挑灰，灰是当地的肥料。我们说我们也要干，我们是男的。为什么跟着妇女干？我们也要挑灰。老乡大概看见我长得瘦小，给我找了一个娃娃用的篓篼，很小的两个筐。我说怎么给我找这么小的两个筐？他说你挑着玩玩。叫我挑着玩玩。（底下笑声）然后两个老乡分别用洋铲把那个灰一铲铲到我的篓篼里，因为这个灰是肥料，要秤过秤的，农村记工分。要过秤，拿到那个秤上一秤，噢哟，我说够了，蛮重的！蛮重的两挑灰是多少呢？二十九斤重。挑起来，“哟”我说这二十九斤怎么这么重？挑起走了，后面一帮农村孩子跟着我在后面一直叫，你们看这个人长得这么高，只挑二十九斤。哄，大家都笑了，所有的老乡都笑了！哎，挑二十九斤，二十九斤我也跟着笑了，傻呵呵地跟着人家笑。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笑！当天晚上我就记日记，我说大家都在笑，我也笑了，但是不要紧，今天我挑二十九斤，明天我挑三十斤，后天我挑三十一斤，一天加一斤，三个月以后我就能挑一百多斤了。（底下窃笑）那么写表示我很虔诚，另外呢？三个月以后我们不能挑一百多斤，挑担是不能这样一斤一斤加的，三个月以后我也只能挑到八十多斤。劳动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但是劳动完，过了两个月以后评工分了，说你们知识青年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的，听毛主席的话下来呢，应该同工同酬，但是你们的劳动量太少，我们每天给你八个工分，一般老乡是十个工分，强劳动力十二个工分。我们有一个男知青，现在在宁波的一个外事办工作，他就不服气，跟生产队队长吵架，说跟老百姓同样劳动一天，凭什么老百姓男的好拿十二个工分，我们只能拿八个工分，吵得很厉害。后来回到集体户的茅草屋里面，我跟他说你不要吵，你先问问这十个工分到底代表着什么？第二天我们就问老乡，老乡告诉我们，这十个工分相当于五毛九分六，五毛九分六，老乡是很自豪地说的。他值得自豪，为什么？我插队的沙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大的一个寨子。这个寨子的农业情况和收入还算好的，一个劳动日可以有五毛九分六，周围有些寨子有的四毛几分，有的三毛几分，有的两毛几分，最穷一个队干一天活只有八分钱，八分钱那个时候叫它邮票队。为什么叫它邮票队呢？因为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寄一封信用的是八分钱的邮票，所以人家叫它邮票队，干一天只能寄一封信。我讲的这个数字大概也已间接地告诉同学们，在我插队的山乡实际是非常贫困的。在我们知识青年身上最初没有体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下去的时候国家每个月给我们买四十斤粮食，每个月还给我们知识青年发十块钱。但是到第二年，这个优惠待遇就没有了，跟老乡一样，但知识青年还有大后方上海呢。为什么？粮食不够吃了，往上海家里写信，我下个月要断粮了，上海的哥哥姐姐父母亲急了，儿子要断粮了女儿要断粮了，怎么办？赶紧寄粮票。同学大概不知道，那个年头所有的上海人也都是用粮票买粮食吃的，把上海粮票通过关系换成全国粮票再寄给知识青年。大家收到这些粮票后再去买米（每斤一毛五）。作为知青我们可以给上海的家里写信要粮，那老乡咋办？我们经常在五荒六月的日子看到老乡在做饭，灶火都烧得很旺，但是你揭开他的锅子一看呢，上面一片绿，什么鸭舌板，什么莩儿菜佬的都漂在上面，野菜漂在上面。实际上你把野菜拨开下面是苞谷花花。什么叫苞谷花花？就是珍珠米。我们现在吃珍珠米很糯很香的，那是偶尔当粗粮吃的，很香的。苞谷收上来以后，在石磨里压成粉，和野菜煮在一起，最下面有点米花花就吃。当时就是这种贫困的生活，没什么吃的。吃是这样，住呢我说了我们住的是茅草屋，墙呢是用当地的黄泥巴，那黄泥巴是可以掺着煤一起做煤球的，当地人叫煤巴，黄泥巴有黏性，摞起来的泥墙，我们习惯意义上说的茅草棚。这种茅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冬暖夏凉，冬天倒是暖和了，夏天倒是凉的了，那茅草屋盖的时候窗户挖得很小，跳蚤、蚊子、虱子满窝，一些女知青刚刚下乡的时候还会很仔细的在自己身上抓虱子，但后来就抓不赢了，衣服晾在太阳底下不是说我把虱子抓清了，而是比一下我这贴身的内衣上有几个虱子，有几排虱子，（底下哗然）你看很多女孩子的脸色都变了！我在出版的《孽债》这部长篇小说里边写了有关内容。
今天作为一个旅游者走到西双版纳去，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西双版纳的风光是美的，青的山，绿的水，澜沧江坦坦荡荡。回到宾馆里冲个澡，休息，第二天还可以玩，玩第二个景点，很好的。但是你要想象一下，当让你住下来，当让你在雨季里天天拿着农具，光着脚板出去劳动，穿行在山林里，穿行在田地里的时候，你已经感觉不到青的山、绿的水是美的了，你会感觉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我们插队落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人生也这样开始了，我经常说过的一句话，我的人生岁月是在山区崎岖小路上走出来的。很明显那时通过劳动我们是不能养活自己的，男知青可以想办法，有参军的机会可以参军，有读书的机会想办法读书，女知青当然也可以争取参军，也可以争取读书，但是名额就更少。也有些女知青随着年龄增长说贵州养不活，我干脆嫁到江南去。有的女知青嫁到福州来了，有的女知青嫁到宁波来了，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依靠，年龄也大了，插队的日子一年一年在过去，总觉得自己的人生还要往前走。我自然而然地捧起了书本……
贵州是天无三日晴，经常要下雨，没有三天是连续晴的，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说的就是贵州过去的情况。既然没有三天晴的，经常下雨，一下雨不出工，不出工干什么呢？一般的知识青年就打扑克，或抽烟，或凑五毛钱去买一只鸡来改善生活。听说息烽集中营离我们三十里路，我们就步行到那里去看看息烽集中营的特务是怎么残害我们烈士的？真的。我待在家里干什么呢？看小说。小说看得多了以后，我自然而然就想要写一写我正在经历的生活。我也是在一次劳动当中很偶然的脑子里闪现这个念头的，这里老乡是不认识字的，跟这里的老乡谈托尔斯泰，他们是不知道的；跟这里的老乡谈巴尔扎克，他们是不知道的；谈城里人的需求，谈上海滩闹得很热烈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是不感兴趣的。我后来倒过来一想，是呀，其实外面的世界里的人也不知道这块土地上人的生活，那么如果把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形态很有意味地写出来，可能也是有价值的。当时支撑着我写东西的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当然是我喜欢文学，所以我就提起笔来有意识地把山乡里、把劳动当中的一切在纸上写下来，一写马上发现问题了。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下乡的时候能够讲一口上海话，也能讲一口不流利的普通话，但是不会讲贵州话。贵州老乡不会讲上海话也不会讲普通话，他们只能讲贵州话。我在贵州这个沙锅寨生活的时候，就发现沙锅寨人们的语言十分风趣、十分生动、十分诙谐，我就有意识的要用这样一种语言往纸上写。当我要用贵州话来写的时候发现写着写着就要停下来了（贵州话），写着写着就停下来了，叶辛，叶辛，你今天怎么搞得鬼眉鬼样的？（贵州话，笑声一片），很生动的，但是这鬼眉鬼样这个鬼字是怎么写的呢？不知道要查字典。挑担走得慢的，说快走快走，我们是这样说，老乡不是这样说。老乡说：“赶紧走，你是‘zan’的了？”（贵州话，底下一片笑声）那么这“zan”字怎么写？（笑声一片）要查字典。前两天我们人大常委会在讨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我是最激烈地提倡既要讲普通话又要保持说方言的一个人。其实最早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是我两年以前说起来的，我因为在主编一个刊物，我在这个刊物上做了一个题目“有多少上海闲话还可以讲下去？”（上海方言）结果这个题目一出，给我们写文章的很多！对我来说，我岔开说一句，我也是意外的发现，我那个孩子刚进大学的时候，小朋友到我家里来玩，他们小朋友全部讲的都是普通话，等到小朋友走了以后我就问他：“你这些同学是不是都是外地来的？”他说没有呀，我们班很多同学是上海人。我说这些上海娃娃怎么都讲普通话？他说我们学校里都讲这个普通话。我想这个糟糕了，上海话传不下去了！所以我回到编辑部把这个话跟编辑部副主编一说，编辑部的副主编说那是你不知道，现在孩子都说普通话。我说糟糕了！不能老讲普通话下去，我们这个刊物要做一个话题，就是有多少上海闲话还可以讲下去？（上海方言）结果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我们杂志一登，报纸一载，大家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实际上方言有它的生动性、丰富性，有报纸语言所不能企及的层次。我为什么有这么个想法，对语言这么敏感呢？就是我刚刚下乡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情况。我要写作，我要用贵州普通话写作，（贵州方言）我首先碰到的就是这些字怎么写？然后有意识去查字典，找不到辞典，我只带了《新华字典》这种一般的字典，里边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词。我就去借，从语言入手，瞎猫撞着死耗子，对写作来说恰恰是我走对了，写作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
我们编辑拆开一个稿子看你三页稿子说不行，就退稿。凭什么你这稿子写了三四十页，我们只看你三页就说你不行？因为从你这个三页稿子上已经看出来你运用语言的能力了，你只能把这件事写明白，像白开水一样写明白，但是写不生动，那么你看三页是这样，看十页也是这样，乏味的！那么我就从语言入手，从观察生活入手，山乡有很小很小比麻雀还小的鸟，哦这是点水雀。树林里为什么这棵树的树干是黑的，那棵树的树干是白的？人家就说这是桦树，那是椰树什么的，我有意识的就像懵懂的小孩认识世界一样，认识农村这个世界，把所有这一切在小本本上记下来。当然因为我毕竟天天生活在那里，老乡劳动我劳动，老乡吃饭我吃饭，老乡睡觉我也睡觉，天天跟他们融在一起，每天吸收的知识量是相当惊人的。我妹妹跟我一起插队落户，当我的第一本书印出来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看，她说哥哥整天趴在桌子上写些什么？看完了以后，她说我跟你天天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写我才知道是真的，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就笑了，说你没有做有心人我做了有心人，随便什么我都往本子上记，然后通过我的脑子构思了故事，写成了小说，你不记当然你就忘记了。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如果在座有爱好文学的同学，爱好写作的同学，那么你首先要从锤炼你的语言开始，锤炼你带有本身个性色彩的语言开始，因为你不可能跑到贵州去，你不可能跑到东北去，你也不可能跑到内蒙古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语言的特色！那么你生活在上海这个都市里，能说上海人就不要写作？上海人也要写作！但是写作就要从锤炼你个人的语言，带有个性化的语言开始。那么我的写作一开始可能是我对文学的一个爱好，但是当我有意识地要构思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写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轻松，不像我写一篇作文那么简单，我经常说在《红与黑》这本书里学到了长篇小说的结构。我带了一本《红与黑》下乡，《红与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禁书，但是这个禁书在乡下没人管，（底下窃笑）天天看，看了七八遍以后，《红与黑》写了些什么我都知道，因为找不到其他书看我只好看它！看着看着那白纸黑字就给我看出诀窍来了，我有天起来就跟我同学说写小说蛮简单，他望着我说写小说怎么简单？我说你看《红与黑》这本书第一章写小城，维叶什尔小城坐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二章，既然有个小城，就有个市长；第三章，写市长怎么专横，怎么对待老婆。写到市长的家庭后就要写到市长的夫人，他夫人生了三个孩子，要请家庭教师，于是男主角于连出现了，在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出现了。我说写长篇小说很简单的，你看我也来写一本，不相信我也来写一本，我同学说你试试看吧！你怎么写？第一章叫村庄，它是小城嘛，我是村庄嘛！（全场大笑）第二章他写市长我写村长（全场大笑）对吧！村长也有个家庭，我那个村长名字跟我很相像，他叫叶承西。村长天天跟我打交道指挥我们劳动，他的个性、脾气，他怎么发脾气，怎么对待他生下的五个娃娃，（全场大笑）我都一清二楚，我都能写。村长、村长的家庭、村长的娃娃，小说不就这样写下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