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圣伟 1954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全国大学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词学》编委，古典文学专家。
跟你们讲讲怎么把握人生的问题。我一直说，一个人的生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叫生命的为我存在，一种叫生命的为他存在。每个人的生命方式都是以这样两种方式交替存留着的。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大公无私、舍身忘我，这样一种要求是不合理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步，即便是董存瑞、黄继光他们也做不到。他们可以为革命牺牲，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彻底地舍我是不行的。即便是雷锋，他支援灾区，他省吃俭用，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刀刃上，但他自己总还要吃饭穿衣，如果雷锋把所有的衣服都捐掉了，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捐助雷锋了。绝对忘我无私的人是没有的。另外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都为自己着想，吃最好的，穿最好的，别人给你铺被子给你洗脚给你洗衣服给你梳头，你啥都不干，也不行。即便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他在生活上这样享受那样享受，但实际上他还要为别人做点事情，他还得管国家大事，管与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内廷里面他得任用人，管张三李四忠诚不忠诚职守。
所以讲，即便是现在，你们好多人都有个外号叫“小皇帝”，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宠着你们，但什么都为你，你想想看成吗？在家里，在一定的小环境或许可能，但是一旦走上社会，你也是小皇帝我也是小皇帝，张皇帝碰到李皇帝那就谁都不让谁了。所以这样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乎就有人要想把这两种形式比较好地统一起来，从而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坦荡、踏实、丰富而又精彩，但是那有个条件，要讲现代文明意识。第一是不能违背法律，你不能看见别人有钱了，抢过来，那不行。你满了十八岁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满十八岁也有少年劳教所收容。第二不能违背社会公德，你为你活得舒坦，在大剧场里感到热了，把所有的扣子都解开，像鲁智深那样打赤膊，不行。为什么？这是不允许你赤膊的场合。所以这是两个前提，既不违反法律，又不违背社会公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让自己活得更好。因为你们现在还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对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中。尽管我们也设计过我们将来要干什么，但绝大多数人今天重复昨天，明天重复今天，今年重复去年，而后一年一年这样重复着，而且把这样的重复当作一种乐趣，他不去想，不去想其他了。实际上呢，我就感觉我们活人有一个自主意识问题。这一辈子我怎么活？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没法选择，但是活了以后，读了一点书、长了一点见识以后，怎样走完这将近一百年的人生道路，这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我一直说有个特点，它归根结底是要教你活人的。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缺乏宗教背景，我们没有宗教背景，不是为耶稣、为真主活着的。我们过去一直讲，中国有两大思想学派，一个是儒教，一个是道教，佛教原不是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大概在汉成帝或者汉平帝的时候传来的，是达摩祖师传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土产”的思想就两个，一个儒教，一个道教。这两者有反差，儒教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文化比较积极比较功利，它要求你作为，要求你积极作为，道教比较冲淡比较随和，它要求你不作为，也就是过去讲的无为。这个不作为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干（像奥勃罗莫夫那样，脖子里套个饼子，把饼都给你烙好，套在脖子上，饿了就咬一口，但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前面都咬光了，后面的转过来至少要他自己动手吧）。这两种思想文化，或者说是人生态度，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教你怎么活人。这个问题怎么会提出的？原始社会的人是想不到的。太阳出来了起来，该采果子的采果子，该打猎的打猎，然后打到了、采到了就吃，吃饱了就睡，饿了再打。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我们开始有了剩余物质，今天采来的东西、捕来的野兽吃不完了怎么办？由此派生出一系列问题，如分配问题。就说今天我们打了一只豹子，吃了它两条腿已经饱了，我们整个部落的人都饱了，这个豹子长得特大，还有两条腿怎么办，谁来保管？本来是我打来的为什么让你保管？我打来的我自己吃，那不行。下次你打来的我就没的吃了，这有个公平问题。于是乎就开始要推选部落里面、家族里面一些年纪比较大、威信比较高、脑子比较好使的人来主持这个工作。
于是这就开始产生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同时产生对英雄的理解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讲，一个人要有志气，要有理想，志气与理想的提出最早就是跟英雄崇拜密切相关的。假如我们都是一个部落里的小伙子，今天一起出去打猎，一天下来，结果你什么都没打到，蚊子都没抓到一只。我打了两头狼，三只山羊，十几只兔子，你想想看回到部落的时候，我是什么神情，你是什么神情？而后你要吃我打来的东西，于是我就受到拥戴、受到欢呼，为什么？我为整个部落提供了食粮。明天又是如此，后天还是如此，几次下来我就成为英雄了。我凭什么呢？凭体魄，凭履历，凭我涉猎的技巧，而前者更重要，所以早先的英雄都是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这不仅在中国，西方神话里的英雄也都是大力士，谁能打仗，谁能打猎，谁就是英雄。包括跟外部落打，我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你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我还能保护你，我当然是英雄。就是男女婚配，也是力气大的人占优势。当时结婚不是谈恋爱，是抢的，叫抢婚，这个风俗到现在为止还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保留着，不一定再用这种方式真的去抢女人了，但是它仍作为一种仪式。你看结婚的“婚”字一边是女字旁，另外一边是个什么字？“昏”，黄昏的时候去抢，那是最佳时机，天太亮了人家防备、提防着，你抢不到，太暗了你抢错了，抢个男人或者抢个老太婆回来也不行。所以我们古代的字非常有意思。随着涉猎技巧的提高，尤其是石器时代，人类懂得利用石头来做工具了，于是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就开始有了剩余物质，有了剩余物质怎么办？需要分配和管理。能打仗的人他不一定管理得好，能狩猎的人他不一定分配得好，于是乎有一定智力、有一定管理水平的人慢慢地就取代了那些五大三粗、膀阔腰圆的大力士，成为部落里边的首领。所以你去看，这不仅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很多民族的部落都有这个特点。我们看美国影片，印地安的酋长是什么样的年龄？老头。很少有头上光光的小伙子是印地安的酋长，或者是梳了十七八根大辫子的姑娘做印地安酋长的。什么道理？过去古代罗马的元老院、中国古代的商山四皓都是老头，就是老头行啊，有经验和智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社会就慢慢慢慢在演变，对英雄内涵理解的一种演变，就由从体力到智力，到他的管理平衡协调能力，所以智慧慢慢成为大家崇尚和追求的。你要活得比人家好，首先得有智慧。于是，你去看中国古代多少所谓的英雄人物都是以智慧为核心内涵的。最典型的就是诸葛亮。诸葛亮这个人物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忠，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以后一直到最后白帝城托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突出的是什么？他的智，聪明得不得了。所以鲁迅曾经说过一个笑话，说《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写得有点过头，诸葛亮多智而似妖，像妖怪了，什么都能够未卜先知……诸葛亮后来成为智慧的象征，成为崇尚的偶像。于是乎，与此相关，就是一个人怎么活？开始派生出一些观念，所以儒家的这些观念大致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产生的。一个人生下来要受好的教育，儒家有两种说法，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好人，叫性善论；荀子认为人生下来是不好的，有与生俱来的坏习性，叫性恶论。但是不管性善性恶都是可以根据后天的教育调教加以锻炼改造的。怎么调？首先要修身，修正主义的修，身体的身。所谓修身实际上是学习知识，锻炼品性，所以屈原在《离骚》里面，常写戴花披草，其实都是修身的代名词。把自身各方面的素质都锻炼好了，然后你要齐家，你要把家里管理好，《诗经》上讲要“刑于妻子”，那个字是刑法的刑，在当时是个借字，应该是典型的型，就是你要做老婆孩子的榜样。为什么？一个连家都管不好的人，让你管国家行吗？不行。然后你要去治国，修身齐家治国，你还要平天下。那是四个台阶。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叫你干什么？要对社会作贡献。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生命的为他存在形式。不仅要你自己活得好，还要带动周边的人一起活好。
如果你做到了，反过来你自己的生命的为我存在形式也就更好，你有人侍候，比如说有人给你打洗脸水，有人给你挤牙膏，有人给你洗衣服、熨衣服、理发，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你受到欢呼受到拥戴，大家都信你的话听你的指挥，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另外从物质上来讲，一般到这种层次的人，经济条件不会很差。你看我们政治局哪个委员出来不是西装革履，领带打得好好的，因为社会提供给你相应的报酬，像美国的议员、州长薪水都很高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于是乎我们整个古代社会一直到今天就形成了一种观念：人要有志气，而且这个志气是以理想的高不高来判断的。你不能说我将来要做小菜场卖葱姜卖得最好的老头，那个不是志气。或者说我要做个最好的理发师，在过去的观念里这也不是志气。为什么呢？这种行业这种职业不足以对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比如说我要做个总理，做个将军，后来进入科学时代以后我要做个科学家，我要做爱因斯坦，做达尔文，那还可以。你说我要做好我们小区的保安，那不行！尽管我们理论上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呢？这不是一句真实的话。我说跟小孩要讲真话。人要有志气，志气的大小，理想的高远，往往衡定了这个人的价值。我们知道有个故事，南朝时候有个小孩叫宗悫，他叔叔问他，你将来干什么？他很玄地说了一句：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后来“乘风破浪”这个成语就出在这里，这句话就是志向远大的一种形象性表述，后来被人不断引用发挥。其实中国古代很多成语和故事都与志气有关。比如“一鸣惊人”，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南北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长安有个名士叫荀鸣鹤，荀子的荀，一鸣惊人的鸣，鹤立鸡群的鹤，我们松江有两个名士叫陆云、陆机，听说过吗？松江古代叫云间府，陆机、陆云是兄弟两个。我读大学的时候看他们的书，最喜欢他们家的一条狗，他们家那条狗叫黄耳，耳朵的耳，聪明极了，它会传信，它能把信从洛阳送到松江，不得了啊这只狗！所以我当时看他的传记，对他们家的这条狗特喜欢，一开始对这两人倒还不觉得怎么样。陆云有个字叫士龙，大力士的士，龙王的龙。他后来跟哥哥一起到长安去谋求官职的时候，碰到一个名人，那个名人叫张茂先，于是他就和荀鸣鹤两个人在张茂先家里面碰头了。张茂先一看，一个是长安的名士，一个是云间的名士，让他们作自我介绍，各自介绍一句话。荀鸣鹤讲：日下荀鸣鹤。什么意思呢？因为长安是帝都所在，过去是京城，太阳底下天子脚下，日下就是天子脚下，一方面说我是长安荀鸣鹤，这是很平的、浅层的意思，另外，太阳底下我一鹤冲天，一鸣惊人，自命不凡。陆云随口就答了一句：云间陆士龙。表面上的意思是我是松江陆士龙，实际上是一条龙在腾云驾雾，那还得了！大展身手。于是这个故事就被传为美谈。实际上是什么？除了话锋机敏，言在此而义在彼以外，更重要的是志向不凡。这就是中国古代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一个价值尺度。在这样一个观念的指导下，我们古代很多英雄，被我们民族所歌颂所赞扬。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杰出。岳飞、文天祥、张煌言、于谦，好多啊，数不胜数。当民族当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比如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力支撑危局。于是他的人格和精神，不是他的功业，而是这种人格和精神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和赞扬。乃至像诸葛亮这样，那么高的智慧，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大家都惋惜，哎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一种。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活，都要为国家为民族，要担大任起大业？未必。一个社会不会同时出现两个毛泽东，而且人都要这样活的话，我们这个社会要一塌糊涂了。为什么？功利性太强了。如果生命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话，社会的发展不是照几何比例前进，反而会引起混乱。什么道理呢？因为一个社会不会需要几十亿个英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刘翔，刘翔就不是刘翔了。于是我们就以另外一种文化作为调节和补充，比如中国古代的道教，我这里说一下，道家和道教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有些人在讲这个问题时有点混同。道家文化是先秦时候的老子、庄子创立的，所以我们一直又把它叫做老庄。甚至于还要早，有人认为是黄帝，我们古代传说中的黄帝，黄颜色的黄，也就是老庄思想的原始鼻祖。所以有时又把道家讲成黄老哲学。据说黄帝传下一本书叫《内经》，但是不可信，是不是他写的很难说，这考证不出来了。那么道家思想讲什么呢？很复杂很庞杂的，包括它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对政治理想的一些说法，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