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的思想，梁漱溟的这种看法被视为攻击总路线。毛泽东在多次发言中批评梁漱溟，说：这个人从来都不是革命的，过去他到蒋介石那里去要官当，现在他到共产党这里要官当。这样的最高指示在政协会上一传达，对梁漱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想来想去，还是要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到了下一次政协会上，他要求发言，会议代表认为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发言的。毛泽东也在场，还是点头让他发言了。但是，毛泽东说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只给他十分钟时间。梁漱溟说：不行。今天就看主席有没有雅量，让我把心里话讲完，十分钟我讲不完。毛泽东说，就给你十分钟。梁漱溟坚决不同意只给他十分钟的规定，要求讲完。在这次会上，他多次顶撞毛泽东，后来时间延长到十五分钟。发言过程中，会议代表群情激愤，齐呼口号，要把梁漱溟轰下台。但最后，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让梁漱溟讲了二三十分钟。在当时的情况下，梁漱溟陷入极度危险的困境，怎么办？他采取的是争辩的态度，争取阐述自己观点的权力。我认为梁漱溟是一个智者，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不向外在压力妥协。
到了“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运动，肯定法家，批判儒家。这时候想请梁漱溟表态。梁漱溟被称为是“现代的孔老二”，如果连他都来否定孔子，更能证明儒家思想是十足的反动了。但是，梁漱溟硬是顶着压力，不参加运动，更不参加批判。当年的另一个思想家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是尊孔的，就没有顶住压力，写了批判孔子的文章，叫《批判孔丘》。这本小书我有，发行量很大。
另外，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梁漱溟也是追求法理胜过了身家性命的。“文革”中，毛泽东为了防止林彪获得更大的权力，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因为林彪是副统帅，要设国家主席，当然是他当。梁漱溟反对，他说从《宪法》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设元首的，这违反国家体制。梁漱溟就是这种性格，他对知识有着极度的喜爱，这种喜爱已经化为他的生命，当他感到有些事情不合法理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说话，不为权势所动，这就是“智者与之争”。
另一个人物是苏格拉底，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智者。不是有了点智慧就可以称为智者，比如我有点智慧，在座的各位同学有点智慧，但我们还不是智者，因为如果是个智者，就成为地道的“分子”，可以为了智慧而不计生死。
苏格拉底是被判死刑而死的。他的弟子是谁？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一个很特别的人，常常站在广场上，或者站在人比较多的地方，向行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他喜欢追根寻源，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回答他的问题，人们见到苏格拉底都很害怕，想避开他。苏格拉底被人称作“城市牛虻”，专门刺痛别人。人们在苏格拉底的面前都变成了无知者，因为他有智慧，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去研究学问。
有一次，雅典城邦和斯巴达城邦发生了战争，最后雅典城邦失败了，城中弥漫着沮丧的情绪。苏格拉底仍然一如既往地批评他所遇到的人，批评雅典的政权与制度。他认为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有问题，他不满意。
前面讲到顾准研究过雅典城邦的制度，苏格拉底就在批评这个制度。他怎么批评？他认为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不健全的。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就是公民的选举。通过选举决定是否打仗，任命官员、法官、管理人员等，苏格拉底认为这种选举是不好的。
他举例说：如果要制锁的话，必须由制锁匠来制，人们不能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不会制锁的人来制这把锁。如果需要一位法官，这个人应具有法律知识，应该到专门的人才中间去选拔，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去选拔。他否定这种民主制。按照现在的说法，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
面对苏格拉底的这种批评，雅典城邦鼎盛的时候，人们往往一笑了之，只当他是个疯老头。可是当雅典城邦吃了败仗后，全城处在沮丧中，这时候，人们觉得正是这个疯老头批评这批评那，把事情弄坏了，大家就把失败后的愤怒情绪转移到了苏格拉底身上。有人起诉苏格拉底蛊惑人心，使得雅典城邦精神涣散。柏拉图等一帮弟子着急了，他们知道老师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担心他在审判中还会继续拷问别人，激怒那些起诉他与审判他的人。弟子希望苏格拉底能够保持冷静，承认错误。苏格拉底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他在审判中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起诉人与审判人的资格，因为他们统统都不具备专业知识，哪有资格来审判他呢？起诉与审判他的人更气愤了。最后，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头。
这时候柏拉图更着急了。他知道当雅典城邦真的处死这样一个敢于陈述自己意见的老头时，它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将在文化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柏拉图对老师说，我们已经买通了狱吏，准备把你接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一段时间，等人们认识到你是一个智者时，你再回来也不迟。但是，这个建议又被苏格拉底拒绝了。苏格拉底毅然喝下了毒酒，以七十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离开了雅典城邦。
我感觉，当一种智慧已经成为某个人的生命时，这个人往往就会为这种智慧而斗争，不在乎外在的压力有多大，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知识。苏格拉底是一个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为知识而生也为知识而死，为学问而生也为学问而死。
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还是蛮好的。从逻辑的角度来推论，苏格拉底主张只有每个行当中的杰出人才才能够治理这个国家，是有道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往往因为不懂行而将事情做坏。但民主选择确实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美国人选择布什，就不是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来决定的。管理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总统，太专业了未必好，他懂的是管理，未必是专业。如果苏格拉底在世的话，我想他也会追问美国的民主选举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智者与之争，争的就是一个理，为理而生，为理而死。
第三种是逸者与之游。游不是指游戏的游，而是庄子的逍遥游。这实际上是在遇到困境的情况下，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存下去，取得自己的成就。这种人对生存困境的抗争，虽然不是很直接，但也是一种抗争，活出了一种风采。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是位诗人，他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陶渊明的祖先世代为官，但是到了陶渊明的时代，家道中落，有一次，他为了生活的需要，到彭泽这个地方当县令，可只当了80多天，就辞官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一次迎接上级的检查，身旁的人告诉他，你今天随便不得，应该把官服穿起来，把鞋子穿好，陶渊明不高兴这样做。后来呢，受到了上级的批评，陶渊明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这时候，他的生活比较困难，“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但他还是创作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创作了《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当他的生存发生困境的时候，采取的可能不是顾准的方式，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方式，他有自己的方式。
陶渊明是一流的大诗人，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齐名。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因为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知识分子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一条是退，叫进退自如。这个是好事，有的时候也是坏事。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条退路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在进路不畅的情况下就打退堂鼓，很顺利地退回来，独善其身。尤其是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走这条独善其身的道路时，中国民主的发展前景就是比较暗淡的。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对社会的坚定批判，退回自身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会向一个无序的状态发展。在中国，像顾准这样的人太少，像陶渊明这样的人又太多。但陶渊明毕竟有自己的个性，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讲到此，可以明白中西自由的不同内涵。西方的自由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因此要建立一种自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自由。中国人往往追求心灵的自由，精神上自由了，就不管外在的社会体制是不是自由的，反正你不自由，我内心已经自由了。区别是：一个是建立政治体制的自由，一个是建立精神上、心灵上的自由。中国的自由，往往会变成个人的、内心的、放任的自由，缺少力量。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求陶渊明像现代人这样去理解自由，陶渊明的自由对于现代中国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在上海也有一位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就是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先生。
这位老先生也很了不起，在20世纪的5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文学是人学》，说文学作品要表现人性、人情。这讲的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说人是需要吃饭的，还想吃好那样简单。我来七宝中学时，看到你们的食堂前挂着个小牌，上面写着陆文夫三个字，我一看，以为陆文夫是七宝中学毕业的，结果一问，才知道没有关系，挂他的名，就是想表明要吃好饭，像个美食家那样去吃，这有什么不好呢？
但同学们不要以为说出简单的道理，人们就能接受，往往是越简单的道理，越不容易接受。钱谷融先生讲出的简单道理，使他遭遇不公，他当讲师当了二十多年，到改革开放后才升为教授。在这几十年中间，钱谷融先生本可以像一般人那样“将功赎罪”，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但是他没有写违心的文章，他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位老先生还健在，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多，他是上海的隐者。
过去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在当代，隐于朝十分难，就是隐于市，也很不容易，声色犬马太诱人了。可这位先生做到了。一次与他在一起开会，他的座位前放着一个牌子，上写钱谷融三个字，别人发言，他却一直盯着牌子在看，一会儿将它翻过来，一会儿又将它翻过去，在那儿会心地微笑着，可见他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能对着自己的名字发笑？我认为他的内心非常平静。
女人照镜子的比较多，男人照镜子的比较少，我希望男同学也要经常照照镜子。在镜子中，你们主要不是看自己长得漂亮不漂亮，而是要像钱谷融先生那样看着自己能微笑，那时的你，内心一定非常平静、和谐、美好，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我想你的心理一定是健康的。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我认为这是一个小的发明，没有宣传过，今天是第一次，大家不妨回家去试一试。
前面所讲的生存困境，是偏向于政治的。但如果生存的困境不是政治，而是一些灾难，这些灾难比政治对我们的影响还要大，往往影响一生。当我们面对各种灾难的时候，怎么办？我认为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尊严地生，前面的这些人做到了，面对困境他们都能尊严地生；还有一种是尊严地死，为了抵抗无法超越的灾难，保持自己的勇气与抵抗姿态，有些人选择了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