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母亲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种剜肉剔骨般的残忍。浩瀚的天际，以轻盈的雨丝表达对大地的爱意。那么，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意该如何传达呢？她此后的生命，只能在微薄的回忆中度过。孩子，将最疼最痛的一首诗，以死亡写进了母亲的血脉里。
2004年12月15日中午，蒋方良阖上她美丽的眼睛，平静辞世。她的那些美丽与哀愁，都是不为人知的花朵，独自开在寂寞里，于末处荒芜。
若有来生，她应愿意独享一个男子的宠爱。无需热烈，平凡相携。
素时锦年
1987年的秋天，章亚若，这个被深埋在岁月里的禁忌，被蒋经国亲口打破。他们的爱情，也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
“亚若……亚若……”他的嘴里，呢喃的不是指点江山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深情的呼唤。他知道，他的时日已无多，被压抑四十五年的感情蓬勃而出。他的声音很小，与他的喘息声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是这样微小的声音，却震惊了静立在床边的众人，只不过，他们如何回应？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看着这位油尽灯枯的老人缄默不语。方知，这世间，有些爱，是无法言说的。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告别了这个自由和不自由的世界，去往另一方，赴一名叫作亚若的女子的邀约。
如若命运，为一个人布好不同寻常的棋局，那么，它的起子必定经过一番深思孰虑。或是允诺他一段非凡的家世，或是赋予他卓绝的才能，抑或是，将他降临在一座充满故事的城。
古城南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随着日寇的节节胜利，南昌也逐渐裸露在侵略者的视野里。章亚若，一个被江南的烟雨浸湿了的温润女子。
若说张爱玲是民国临水照花第一人，林徽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那么章亚若就是开在桥边的一朵红药，艳丽，却又孤寂。
章亚若的父亲章甫是一位从旧时的功名场走过来的人。他赶上了清朝废除科举制度的末班车，考取了功名。十八岁时，他娶周氏为妻，其妻也同为吴城镇的名门望族出身。民国之后，章甫曾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又在遂川做过县知事，直到1933年才返回南昌做职业律师。章亚若是他们的三女儿，也许是上天的偏爱，把钟灵毓秀都集中在这个女娃身上：不但给予她清秀俊美的容颜，还给予她一个聪明的头脑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肝胆。
如梦的江南烟雨里，静静伫立着一排青石老屋，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手捧诗卷，透露着一股不符合她年纪的韵味。也许此时的她还读不懂那些诗意的情怀，但是从此她却与文字和墨香结下了不解之缘。桃李芳菲的春天，她会读“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吗？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哪知七岁的亚若在听完父亲讲的这个故事之后，竟也吟出一首“七步诗”：“春兰桃李竞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一首七言绝句，嵌入了章家五家姐妹的名字“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亚若的聪敏可见一斑。
章亚若生活在时代变迁之际，生活在这个开明的家庭，这是她的幸运，亦是她的不幸。父亲章甫的思想极其新潮，对待儿女从来不厚此薄比，而是一视同仁。不但把家里的男孩送出去读书，而且女儿也不例外。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对于这个格外聪慧的小女儿，他则送入了美国教会学校就读。
西式教育开阔了亚若的视野，也开阔了她的心灵。战争的炮火摧残着中华大地，却也唤醒了民众的自我觉醒，少女内心的世界也在一点一点变化着。她不再是不知人间疾苦的少女，她为这江南的暮色、垂柳，甚至是一湾柔波担忧着。
章亚若从小就在章家的子女中扮演灵魂人物的角色。她原名章懋李，抗战前夕，自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章亚若，兄弟姐妹也争相效仿，取她名字中的一个“若”字，纷纷更名为“浩若”、“瀚若”，因父亲舍不得四妹懋梅中的“梅”字，于是懋梅改名“亚梅”。新名字就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在家里流传开来。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章亚若从一位不谙世事的小女孩逐渐出落成娟秀的大姑娘，只是这位姑娘颇有些与众不同。她不是男人眼里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女人，她的思想开放，社会上各种新鲜事物都勇于尝试。从南昌雨巷里走出来的不是一位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结着哀怨的姑娘，而是一位穿着曲线尽显的流行服装、烫着波浪似的卷发、足蹬时髦高跟鞋的新潮女性。
每个女人都希望，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他须懂她，怜她，爱她。思想开放的章亚若自然也不例外。她向往的爱情，应该是这样：彼此间神情的流转，便胜过万千语言。现实尽显残酷的底色，才子佳人也不过是书本里的童话。都说，婚姻是一坛芬芳的酒，历经岁月而醇香。但是对章亚若来说，她的第一次婚姻，无异于一枚苦果，而她只有自尝。
1928年的夏天，在父母的包办下，15岁的章亚若嫁给了表哥唐英刚。那天的日子，弥漫在江南的雾气也仿佛感染上喜庆的气氛，变得分外甜蜜。这是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身穿一身雪白嫁衣的新娘美艳无双，她的身侧，站立的是身着黑丝长袍马褂、胸佩一朵大红花的新郎。一个新潮浪漫，一个因循守旧，两人的结合注定是一场悲剧。
婚后，婆媳和睦，夫妻恩爱，共度了一段苍翠的年华。二人爱情的结晶也先后降世，是两个漂亮的小男孩，分别叫唐远波、唐远辉。然而，割开婚姻表面脉脉的面纱，剩下的是男人和女人清醒的对望。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尽显。章亚若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不甘寂寞的血液。她不满足于在家做个阔太太的生活，每日吟诗作画，把酒话桑麻。她的人生，应是金戈铁马快意恩仇。
于是，在南昌城里，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位时髦女性的身影。她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就像一只快乐的燕子，翩飞在各种酒会、舞场上；每逢闲暇时光，她带上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丈夫唐英刚则是一位书生气十足、温文而雅的男士，虽然看不惯妻子的行为，但是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是真心爱她。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装饰，在一茶一饭间，在不远的地方，爱人的眼睛，始终温柔凝视着一个动人的身影。可是年轻的章亚若不懂，她不知道，原来这也是爱情。她把丈夫的不言归为懦弱，她甚至幻想，丈夫与她大吵一架，或是打她一顿，她也会转过身来，一心一意地爱他。
唐英刚给的，只是不是章亚若想要的爱情。爱情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纠结了千百年的问题，至今无人给出答案。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呢？只有身处爱情其中的两个人，才晓个中滋味吧。别人看到的，如一场电影，上演的只是一些记忆，一些剧情。剩下的，只是一些狼藉，一些尘埃。
在章亚若的眼里，婚姻就是枷锁，束缚得她无法喘息。她回到娘家住了三年，在这期间，婆婆经常带着两个孩子来探访，以排解她的寂寞。章亚若也收了性子，不再出入社交场合，按部就班上下班。她多么希望丈夫过来坐坐啊，像往常一样，温柔地对她说：“亚若，我们回家吧。”只是，她低估了一个男子的尊严，也忘记了，爱情不会一直站在原点。她用一封信结束了两人八年的婚姻生活。
英刚：
你我淡漠已三载，看来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可我又无法改变我自己。我想，与其你我相互羁绊，不如各自还其自由，社会日趋开明，你不必背上“休妻”的重负。你我都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离开了我，你会幸福的。
我只是希望你永远永远是我的好表哥。
你的不贤良的妻：懋李
这究竟是一个多么痴心痴情的男子啊，他在读完妻子的信后，平静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床上的他，穿着婚礼那天的黑丝长袍，脚上是一双崭新的千层底黑布鞋，宛若生容。他死前在想些什么？是对这段爱情的放手吗？冰与火的缠绵，注定是无望。那只经年累月戴在左手的结婚戒指，也随着他生命的消逝不见了。生活究竟有多荒凉？曾经那么珍惜的人，曾经那么握紧的手，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呢？这个被江南烟雨浸湿的男子，竟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向人世告别。
这一年的章亚若，仅仅二十三岁。
家国春梦，一朝覆灭。1939年初，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古城南昌迤逦的烟雨。章家做了外出避难的决定，由于父亲章甫年事已高，不适宜舟车劳顿，他选择在庐山养病。带领一家老小南下赣州避祸的重任就落在章亚若的肩头。或许，匆匆离散的他们未曾料到，有些别离便是一生。章亚若与父亲，再未相见。
这片养育了她二十六载的故土，从今就要远离了吗？麻石河埠的台阶上，久久站立着一剪孤单的身影。她的记忆里，是江南的悠悠古韵、转角楼台、黛瓦粉墙，是回家那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是窗楣边淡淡的风响。如今一旦离去，这一切便成为心头摇曳的一枚风景了。
从此，章亚若告别了古城的幽雅，开始迁徙的岁月。
红尘醉歌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章亚若与蒋经国，他们相逢在最深的红尘，注定发生一段故事。
章亚若逃难至赣州时，正值蒋经国出任赣南行政专员。新官上任，蒋经国正怀有一腔抱国之志，他在赣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禁烟、禁赌、禁嫖，整吏治，树民风。许多有志青年闻讯，纷纷向位于米汁巷1号的专员公署涌来，表达了在麾下效力的意愿。
章亚若为了养家糊口，急需谋求一份差使，她将一封自荐信递向米汁巷1号的大门。她递出的，不仅是一封求职信，也是她未来的命运。
都说相信宿命之人，多是消极悲观之辈。然而，正因为相信了宿命之说，世人才显得更平和淡定。那些情深缘浅的交错，才变得更加恒久自然。白落梅说“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那么，蒋经国与章亚若一定也是如此。他们的前生，必是在三生石上结下了缘。
一纸蝇头小楷的信笺，蒋经国读了又读。信的具体内容在今天已无从知晓，只能从各家传记里略窥一二。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中这样记载道：“求职者的坦白，表露了新的女性对独立，对事业的执着和追求，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他的信赖和依托。”
章亚若的一封信，深深地打动了蒋经国，他实在是想亲自约见这位女性，因为感动、好奇，还有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然而，由于事务繁多，他只能将这一想法搁置一旁，着秘书徐君虎来办理。他把信递给徐君虎，同时细心叮嘱道：“这个女子的遭际似很坎坷，却不曾泯灭对理想的追求，想为国为民做点事，这是很不容易的。”
徐君虎依照蒋经国的吩咐，立刻约见了章亚若。章亚若一方面很需要一份工作，另一方面出于对蒋经国的好奇与崇拜，格外重视这次面试，为此她刻意打扮了一番：原本的披肩卷发被她精心护理过，更显妩媚，身上是一条风情尽显的紫色旗袍，脚上穿着一双白皮鞋。她就像夏日里艳丽的花朵，芳香了陈旧的公署大院。殊不知，这身打扮非但没有为她加分，更差点让她为此丧失工作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