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子承父业”的缘故，蒋经国也与父亲蒋介石一样，生就是个多情的种子。他的那段“异国恋”，也是为世人所称道的。而他“夜路救芬娜”的桥段，更是被人们所笃信，因为世人总是希望小说中的场景在现实中真实地上演。他们这对两情相悦的情侣，很快便在世人的见证下走向了婚姻的殿堂。一切都来得如此之美好，让人差点忘了这是人生。
美好的岁月总是稍纵即逝，曾经的芬娜——后来的蒋方良，也本以为她与蒋经国会相敬如宾地走完一生。然而，章亚若的出现，却让原本清澈的泉水浑浊起来。尽早地接受西方文化的章亚若，为人率直、大方，身为蒋经国的秘书，自然对他构成了强大的引力。而蒋经国亦是难敌佳人娥眉，速速地陷入了这温柔乡中。他的一生，两个女人，且不谈辜负了谁，只是情已两半。
冰霜爱情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辈子，不管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当天人永隔时，爱情也会寂寂散场。说这些话的人，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位女人，活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走过了这一生。在弥留之际，她轻声地问：“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要有多勇敢，对一个人才能这样恋恋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时还能这样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为台湾的第一夫人，她更愿做的，应是蒋经国一个人的“第一夫人”。
蒋经国与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有关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里，他们无不是在鲜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满阶的暮春相遇，开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初见。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不容许我们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说蒋经国与芬娜。他们初遇时，身旁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只有残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空气。
孙逸仙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该学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国留学生，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送子出国深造，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向往已久的苏联。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实践各个方面，都过得一帆风顺。他不知道，灾难已经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觉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间，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这一声明也是日后蒋介石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蒋经国最后还是取得了父亲的原谅。
因为蒋经国特殊的身世，他在苏联饱受苦难。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因表现良好，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就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生的爱情。
这段异域情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下，越发地神秘，也为他们的爱情覆盖上一层迷离的美感。或许，这就是爱情，兜兜转转，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说，加班到深夜的蒋经国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纠缠一个女人，意图不轨。于是，蒋经国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戏剧，三拳两脚就将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芬娜。这个夜晚一如继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这种力量叫作爱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们都喜欢强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并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坚强的臂湾，芬娜也不例外。她在这位来自中国的男子身上遗落了一颗芳心。
四季轮回，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春天，或许，因为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春天是与众不同的。你的眼里，不再是单纯的绿、红、黄、紫，而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里，应该是幸福的颜色吧。她与蒋经国的婚礼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内举行，《国际歌》在他们的婚礼上奏响，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们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爱伦的出生，给蒋经国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由于蒋经国特殊的身份，他们无法像一对平凡的夫妻那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担了太多对丈夫的忧虑。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身在他乡的蒋经国忧心忡忡，屡次向苏联政府申请回国，均没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并且还被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对于这段岁月，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道：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中苏两国关系得到缓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据他回忆说：“临行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意放蒋经国回到中国。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7年4月，蒋经国携芬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时间，蒋经国可谓是百感交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对他来说，这是故土，是家乡。然而，对于蒋方良来说，她在这里是异客。她跟随丈夫，穿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他的祖国，她头上顶着太子妃的光环，不仅仅意味着，她要从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意味着，她必须得到这个中国“第一家庭”的认同，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在爱伦出生的时候，蒋经国曾寄相片给蒋介石，对这位洋媳妇，蒋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当金发碧眼的儿媳站在他的面前时，蒋介石一时之间还是无从适应。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之后，蒋介石发现，芬娜体贴、婉约、孝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亲自为她取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后，遵循母亲毛福梅的意愿，二人又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式婚礼。不久，蒋经国赴赣南上任，蒋方良跟随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生活。
语言是蒋方良遇到的第一关，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已经能用中国话和人流利地交谈了。第二关是饮食，在俄国的时候，经常是一片面包，一盘土豆泥就度日子，面对中国复杂的吃食，蒋方良一时间很难适应，经常吩咐厨师把菜做淡点。然而就是这个起初连口味都无法适应的俄国姑娘，日后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宁波菜，连蒋介石都为之赞叹。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中国的礼节。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其礼节之繁复，就连中国人都无法尽数掌握，而蒋方良就在这方面吃过亏。
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溪口祭祖。他在母亲王采玉的坟墓前躬身下拜，并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轮到蒋方良时，她只是在墓前鞠了一躬，这让事母至孝的蒋介石情何以堪，他连声怒斥“不懂礼节”。
十七年之后，在蒋方良五十岁的生日上，蒋介石亲笔手书“贤良慈孝”送给她留念，这是对蒋方良在礼节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谓是实至名归，就连蒋介石对她也是交口称赞。他曾经对蒋经国说过，蒋经国在苏联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洋儿媳。而对蒋介石，蒋方良也是极尽孝顺之事，蒋经国曾记载说：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五十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请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时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国，那片虽然寒冷，却承载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国的，是一位低调、隐忍，名为方良的坚强女子。
冷暖岁月
岁月是一首悲欢离合的歌，在它跃动的音符中，流淌着经年的往事，那些或悲或喜，或浓或淡，或华美，或长久的记忆。
蒋经国在出任赣南专员时，曾继承母亲遗愿，在赣南办起了幼儿园和敬老院，蒋方良也时常前来帮忙打理。这时的蒋方良过的是“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大多数的活动，她都会亲自参加，而且平易近人，经常和部下的太太们一起吃饭。
按理说，蒋方良从此应当过的是苦尽甘来的生活，自此父慈子孝、夫妻恩爱。然而，反复无常的命运从来不留给人喘息的机会，它将你在股掌间肆意地玩弄，没有人能够救赎你，只等你自己走出来。
曾经的患难夫妻，感情中出现了不和谐的乐章。
独在异乡为异客，蒋经国是她唯一的守望。对蒋方良来说，爱情，是她走过这冗长一生的支撑。如今，却面对另一个女人的分割，这个闯入他们爱情的不速之客就是章亚若。
章亚若是蒋经国的秘书，在蒋方良回溪口探亲时，她以“保姆”的名义住在蒋家。面对外面流传的风言风语，善良的蒋方良还不相信。爱唱京戏的她，还经常把章亚若请到家里来学习京戏。她此时，相信的应是那段患难与共的岁月，相信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筑起的爱情保垒。事实上，生活远远比想象得残酷，这是它狰狞的底色。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感情日益深厚，蒋方良意识到，丈夫离她越来越远。
彼时的她，是否曾孤独地坐在房间里，静静地回想。那个曾经用英雄的形象唤醒他爱情的人，注定要离她远去了吗？心就像那年西伯利亚的飞雪一样寒冷，片片都是我爱你的伤痛。她想起，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她们首先拜见的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毛福梅，而是宋美龄。意气风发的宋美龄与老态尽显的毛福梅如云泥之别，蒋方良仿佛从毛福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
换作另一个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会怎么办呢？是忍气吞声？还是毅然捍卫自己的爱情？对其他女人来说，这是一个选择题，纵然伤心失落，却还是有选择的权利。而对蒋方良来说，她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这人生长的是寂寞，短的是欢颜。她为他舍弃了故乡、亲人，放下了一切，跟随他来到中国。茫茫人世，何处是归途？而她的身份也限制了她，也不能像寻常人家的妇女一样，上演一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她只能把苦涩和委屈含泪吞到肚子里，维护丈夫的名声，是她心底唯一的愿望。
对儿子的风流韵事，蒋介石也略知一二。他认为，儿子一边禁娼，一边却闹出绯闻，必对仕途不利。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他责令儿子与章亚若中止一切往来，断绝关系。蒋经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把章亚若秘密安置在桂林。1941年夏天，蒋方良来到重庆探望公婆。当身着中式旗袍、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蒋方良站到蒋介石面前时，他甚至不能相信这位举手投足散发着浓郁中国气息的女子是自己的洋儿媳。若说宋美龄全盘西化，只剩下一张东方的脸，那么蒋方良可以说只剩下一张西方的脸了。
当提及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事情时，蒋方良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长久地沉默着。此时，她的内心应是撕心裂肺的痛吧，那些过往的影象，一帧帧在眼前回放，从此，都成为记忆了吗？关山如梦，爱一个人，究竟要耗费多少光阴？
或许是命运垂怜这位痴情的女子，在章亚若去世之后，蒋经国的心渐渐回到她的身上。只是，可以当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吗？只是把它当作一段云淡风清的旧事？爱你至深的女子，她一定无法做到。如蒋方良，她只是把这一切深藏心底，任它风干成一道伤疤，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
就如多年后她到美国去探望宋美龄，宋美龄叹息着说“你为什么要束缚自己呢？”她回答道：“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这是一个多么苍凉的词汇，令人闻之落泪。爱一个人，究竟要如何爱才能把他当成一种习惯呢？
蒋方良的乡愁是什么？她的乡愁是西伯利亚的白雪，是望乡不前的惆怅。
由于蒋方良特殊的政治身份，回到故乡看一看是她在台北岁月里的奢望。由于所有的生活开销都依赖蒋经国的薪水，所以这个“台湾第一夫人”的生活远没有她头顶的称号那样光鲜。蒋经国逝世后，由于经费问题，她一直想去美国探亲的愿望都很难达成，最后还是由蒋经国生前提拔的官员们为他筹款，美国之行才得以成行。从美国归来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女人叹息着说：“美国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呀！我的家在中国，在台北！只有回到这所院子里，我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蒋经国的离去，带走了她柔软的灵魂，给她徒留一剪孤单的岁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这对携手抵御半个世纪风雨的老人，而今一旦离散，便是永远。她似乎不相信蒋经国真的走了，将她一个人撇在人世间。生活在士林官邸的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清晨，橘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棂，映照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她很老了，昔日丰润的脸颊干瘪下来，枯瘦的双手上长满了老年斑。然而，她就是用这双手，一点一点抚摸着屋里的每一件东西，虔诚的神情仿佛是在丈量岁月的刻度。
蒋孝勇回忆说：“母亲是一位一生钟爱父亲的人，尽管父亲过世已经八年，但是母亲仍然守着那栋曾经充满父亲身影的房子，一步都舍不得离开。”
人生是一盘公平的棋局，有进有退，有攻有守，若许你看尽繁华锦绣，必让你舞尽人间苍凉。当蒋方良还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时，又一噩耗传来，大儿子蒋孝文病逝。蒋孝文是她与蒋经国在俄国时所生，也许是对那段岁月的怀念，她对这个大儿子格外钟爱。儿子离去，在她原本残缺的灵魂上又添一道伤疤，坟墓里沉睡的，是丈夫和儿子的身体，伴他们入眠的，是妻子和母亲的灵魂。1991年7月，在台北荣总医院，蒋孝武突然病逝；1996年12月，也是在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蒋孝勇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