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肃清鸦片余毒，更新经济观念，所在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帮助当地人开发和种植经济类作物，以替代罂粟的经济效益。第一年种植草莓，建了塑料大棚，实验结果却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坡太陡，气温太高，旱季太干，雨季又太多雨水，大面积推广注定不能取得成功。
第二年改种大白菜，一年两季，获得丰收。问题是没有公路，靠人背马驮，再经公路铁路水路运进城市，运输成本太高，结果收的大白菜堆积如山，全都烂在地里。
后来尝试种植甘蔗。泰国、老挝、缅甸相继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合同，在金三角以及周边建立若干糖厂，引导当地居民搞替代种植。许多原来种植鸦片的坝子和交通方便的地方，碧绿的甘蔗林取代了姹紫嫣红的罂粟花，一车车滚滚而来的白糖以及甘蔗副产品酒精、化肥等等取代了黑糊糊的鸦片和海洛因。联合国有关组织1998年发布公告说，自从搞替代种植，金三角罂粟种植面积大约缩减五分之一，是近十年中毒品种植面积降至最低的一年。但运输沉甸甸的甘蔗同样需要交通条件，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难以在金三角更加广大的山区腹地推广。因此，鸦片之毒无法绝迹。
实现和平后不久，泰国政府开始全面禁毒，美斯乐不再能看到与罂粟有关的东西，经济作物变成了茶。雷雨田就拥有自己的茶园和茶庄。来自台湾的捐款将原93师指挥部变成了樱花丽所（旅社）和樱花餐厅，这些开发经济的设施现在都属于“雷公公”。
1992年之后，美斯乐逐渐向外界开放，准确说是搞活旅游经济，利用金三角的名声赚钱。于是美斯乐丽所，从前杀气腾腾的反共抗俄训练班旧址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山林公园。公园四周修起宽敞回廊，有许多摊点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当地土产。
继段希文将军之后为残军领袖的雷雨田将军，为了美化当地荒凉的景色，派人广植樱花树，发展农业，改善了往日难民村的面貌。多年后，每逢春天，美斯乐、满星叠一带由于樱花盛开而成为泰北最热门的赏樱胜地。
在美斯乐，游客可以看到一座“金三角民俗风情村”，精致的小门，典雅的回廊，白墙黑瓦，带着清淡的江南气息，迥然不同于泰式民居。沿着不足百米的回廊，整齐张贴着一幅幅图片，介绍残军历史，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回廊后面是办公室、兵营、展览室、宾馆、毒品室、军火库、牢房、死囚室和残军居所。居所的简陋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关于贫困的想象。在民俗村展示室的后面，就是这个民俗村所有美斯乐难民们的居所。一个简单到四处透光的竹屋与只有顶棚的竹亭是为贵宾准备的“五星级”宾馆；隔壁的同样大小的、不足100平方米的茅草顶的高脚屋则是整个景点工作人员的住处，常住人口100位，据说都是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难民。
所谓“难民村”的居民，是指194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涌出的前国民党军队、政府人员及各种平民（包括很多文革时期越境过去的在云南等地插队的知青），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国籍和身份，结庐而居，垦荒种地，受到各居住国政府的严密监控。这样的汉人“难民村”，在金三角山区比比皆是，人数多达百万以上。
金三角难民对台湾佬（他们管台湾人叫“台湾佬”，香港人叫“香港仔”，日本人叫“小鬼子”）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金三角，许多难民村随处可见各种牌匾，上书某某学校、某某道路、某某建筑或者某某公共场所，为台湾某某捐建字样。连清莱到美斯乐的山区公路都是由台湾慈善公会捐建的。另外台湾每年都要拨给难民村一定数量的名额，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到台湾免费读大学。这也是汉人后代走出大山，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机会。
由于残军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在台湾，“孤军”一词曾激起民众万丈同情，多年来“中华救助总会”一直对泰北残军难民实施扶助，不过社会上知之不多。而大陆方面，多年前，“国民党残余”是个讳莫如深的词，改革开放之后与残军有过联系的，也大多限于残军的故乡云南省，更多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化名“邓克保”，以自述体在《自立晚报》连载《血战异域11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被多家出版社结集出版，结果引发了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长达数十年的“送炭到泰北”的活动。这一活动延续至今，已演变为台湾社会援助泰北华人的公益活动。
由于泰国人仍难以充分信任泰北残军，生活圈子也在泰国反对党的要求下，完全被局限于泰国北部，残军子弟被要求不可以到泰国一般乡镇或城市求职，只允许留住当地。起初约有20年的岁月，这批客寄在泰缅边境荒野的残军，生活形式犹如难民。至1982年，柏杨先生亲访美斯乐，才披露了残军在当地仍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引发了香港和台湾的救济风潮，残军的生活状态和子弟的教育情况才有所改善。
传说金三角有三多：寡妇多，坟墓多，残废多。另外但凡汉人难民村都有两道特殊风景：一道是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道就是荣民队。“荣民队”是台湾称呼，就是伤残军人养息所。
在金三角，有许多“荣民队”。美斯乐荣民队在村南山脚下，有荣民二十几家，占地十几亩，盖了一模一样的铁皮房子，一户挨一户。大门有座简陋牌坊，书有“美斯乐荣民队”几个黑红大字。进了牌坊有片水泥地，竖有一只简易篮球架，也就是球场。西面大屋子是娱乐室，横楣上有“荣誉室”三个字，供人打牌休闲或者抽烟喝茶娱乐。荣誉室最醒目的是两面旗帜，一面是泰国三色旗，与国王画像并列；另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头像并排。墙上还蒙着一匹红布，上面留着那些做了捐赠善事的男女签名。屋子另一头则供着菩萨，燃着香烛。整座荣民队死气沉沉，鸡犬不鸣，一派荒凉的感觉。
荣民很多是与反政府游击队作战时受的伤，而且都被越南的塑料雷炸断了腿，现在安着假肢。很多荣民家中基本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补助、外界捐款以及女人在外面替人家干活、做一点小生意补贴领用。政府补助按军阶、伤残情况也分三六九等，每月从一千泰铢到五六千铢（相当于一千六七百元人民币。九十年代标准，作者注）不等；军官、A级残废定得较高，普通士兵较低，感到政府官员没有秉公办事。
一些外来的慈善家（台湾居多）经常给他们提供一些捐助，有的捐钱，有的捐物，还有的捐房子汽车，等等不一。例如一位在考科考牙之战中被炸掉双腿的残军第三代班长，他的住屋就是台湾的一个将军太太捐建的。将军太太还在房门口钉了一块大铜牌，上书自己的名字，立贞节牌坊似的记载了许多歌功颂德的句子。
荣民平时的生活，基本上无事可做，就是混日子；也有的拿着政府补贴吸毒，赌博，嫖女人，……泰国毕竟是个自由经济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和领导关怀，没有开会学习，到处是寺庙、吸毒、妓女和性病，人们很容易放任自流。其实拯救人们的精神更重要。
当然，在美斯乐这个金三角山村，除了难民村、荣民队、寡妇、坟墓与伤残人员外，还有另外一道风景。在这里，至少有几十幢装修华丽的豪宅，有西式洋楼别墅，还有琉璃瓦大飞檐画梁雕栋的中国宫殿式建筑。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大多依山而建，背衬灿烂蓝天和郁郁苍苍的绿树；它们居高临下地占据村里的显要位置，给外来者以财大气粗和富丽堂皇的表面印象。这些便都是长官的豪宅，他们堪称这里的上帝。
其实在金三角，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据说金三角举足轻重的最高长官、现在依然掌控半个金三角的“雷公公”（如今国民党残军虽然归顺政府，难民村都有自治会，但实际上半个金三角还是雷雨田说了算），都弄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钱和财产，有几十亿几百亿也未可知。一些人带着满脸的羡慕和愤怒，说雷公公在山上修美斯乐丽所，修宾馆和工厂，在清迈和曼谷买楼房办公司；听说他儿子还在台湾香港投资，在美国有房地产，那些钱堆起来像山一样高。关于雷公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讨伐说：还不是喝兵血！贪污！走私毒品！……归顺以后就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喝兵血，走私毒品，卖军火，穷了当兵的，肥了当官的！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官发了多少财，谁也说不清，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九泉之下不瞑目啊！
在越南，同样有一段被历史遗漏的历史，一群被政治遗忘的人群。他们曾是一群老兵，被放逐到异国的小岛上；现在他们相继死去或离开，如今所剩无几。
截至1953年6月22日（一说28日），随同黄杰进入越南的国民党军军民32457人，接运回台的有30087人，死亡近1000人；此外还有约1500人自愿留越，散居越南、高棉（柬埔寨）各地，自由谋生。留在荒岛的国民党士兵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群，他们脱下军装，在政治和历史的夹缝中漂泊求生，有的过着极尽艰苦的日子。这也是一段即将被时间带走的历史。60年后的海岛上，如今能找到的仅剩最后一个老兵。
富国岛是越南最南端的一个海岛，离中国版图并不遥远，然而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它的存在，了解它的故事。许多年前，这片面积600余平方公里的小岛还是一片待垦的荒岛；如今，随着越南经济的起飞，富国岛再也不是蛮烟瘴气的荒芜小岛，它正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逐渐变得热闹起来。新建的酒店挤满海边的沙滩，集镇的人们将自家小楼改成家庭式旅馆，岛上的原住渔民、胡椒种植户、商贩们会用热情的简单英文向游客打招呼，推销他们的商品———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正在改变这里的生活。
富国岛素有“珍珠岛”之称，是越南第一大岛。岛上出产的鱼露家喻户晓，除鱼露外主要农作物有胡椒、咖啡、椰子等，海产则有螺、玳瑁、海鳖、墨鱼等，也是越南重要的渔场之一。岛上有要塞和港口，西部的阳东（duangDong）为主要城镇，南端的安泰（Anthai）建有机场。现在人口约75000人，但是当旱季来临时，岘港（Dabang）来的渔民们就会奔着丰富的鱼货涌向这里，令这里的人口陡增至12万人左右。在这个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小岛上，在烈日下躺在海边的茅草伞下吹着清爽的海风，或者在晚上眺望远处海上钓墨鱼船的点点渔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此外你还可以出海海钓、浮潜、游泳，还有连绵数公里水清沙幼的海滩可以漫步。这里有著名的金沙滩和原始森林，不论你是上山或下海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马来西亚海上游船每周都会送来300～500名游客，说明此地已受到世界著名旅游公司的青睐，成为得天独厚的旅游天堂。
然而这一切似乎与余集年没有太多关系。他在岛上的家，需要离开喧闹的集市，深入岛内大片尚未开垦的偏僻荒郊，在羊肠般的土径上疾走一个多小时，最后才能在一处结满果子树的隐蔽丛林中，看到他几近与世隔绝的那片老旧木屋。
余集年是留在越南的1500名国民党军士兵中最后的一位老兵，如今已是一位八十四五岁的耄耋老人。60多年前，余集年刚刚21岁，他和父母住在广西桂林恭城县龙虎乡狮子村麻滩洲屯，和当时所有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必须参军。“国民党抓兵，只要家里有两个男丁，都满18岁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参军。蒋‘总统’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哦！”余集年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在中国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被卷入其中，然而1949年正月入伍的他却没有真正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就随最高长官黄杰开始了逃亡越南的生涯。
在集中营余集年总是吃不饱饭，饿得饥肠辘辘的他便和其他一些士兵开始外出谋生。年轻力壮、头脑聪明的他们辗转到越南南部各个省打工，其中一部分人就在越南讨了老婆，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因为生病，或者遭毒虫叮咬而命丧异国。1953年，台湾派船过来接他们回去的时候，余集年已几乎算是脱离了部队，而且马上就要与祖籍潮州的妻子结婚。为了做工以挣足够的钱过日子，他决定和另外的1500多人留在越南。
而另外一些老兵再次卷入动荡不安的越南战事，依然死的死，伤的伤。“几乎没有了，大多数被接走。留下的那部分有的参加了越共，有的参加了南方伪政权的军队。死的死，逃的逃；有的人死得很惨。”余集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心情非常沉重。
老人在岛上一共生了6个孩子：3个男孩3个女孩。在他的旧房子后面20米左右便是三儿子的新房，钢筋水泥的建筑可以抵御台风和暴雨，干净整洁的客厅里放着木质的沙发。和所有的越南家庭一样，进屋要脱鞋子，堂屋必须挂一张胡志明的标准像。
60多年过去了，老人与日渐蓬勃的富国岛中心阳东集镇依旧隔膜。从家走到集镇，要穿越纵横交错的小村土路，雨季时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但这些对余集年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很少出门，几十年的海岛生活让他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在海岛人们纷纷建起新房的今天，老人依旧守在那间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子里。屋子和老人一样已是风烛残年，铁皮锈迹斑斑，木板也腐朽不堪。60多年过去，老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自己简陋的屋子里趿着鞋走动，照看场院中晾晒的胡椒。更多时候，老人会沉浸于他固有的静默与安详，布满沧桑的脸上已淡退了惊喜和悲伤。在老人的床头柜上依然放着发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本中文书，一本是讲述世界格局的当年的时评，一本是带有道教色彩的宗教书籍。这两本书就是老人苦难的过去，已经发黄、变脆；人们阅读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它太容易破碎。
现在居住岛上的人多数是新移民，与美斯乐情况不同，多年来在越南没有华文教育，使得这些老兵的后代都不会说中文；近年虽然放开了中文教育，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自然等科目仍属于禁区。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对中国几乎没有认识，他们已变成标准的越南人。而余集年也不再是63年前的国民党军士兵，他是拥有越南护照的越南公民。
和金三角的残军及其后代不同，在法国统治时期，只要在越南合法缴纳税收的人，很容易就能拿到越南身份证。余集年和许多留越老兵一样，成为持有越南护照的第一代华侨。凭此，余集年在越南南方做工、经商，逐渐融入了越南社会。但很快，北越政权将美国人赶走，整个越南都解放了。有条件的人纷纷外逃，而这些命途多舛的中国老兵却不得不留在越南，他们用尽力气，也只能勉强糊口。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大多也只能依靠子女提供的粮食勉强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