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员被授予了很大程度的自由决断的权力。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像村庄这样的每个地区是自治的。地方官员决定具体的政策选择和执行，对政务和政策结果负实际责任。他们必须在辖区内维护秩序，主持正义，至少不能让百姓的不满到达京城；他们必须向中央政府传递征收的税收或者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的要求。其他的帝国政令则由这些官员有选择地执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的执行是有目的有轻重的。
官员的自由行事导致两方面的结果。如前所述，它允许地方政府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照顾当地人民的意志；同时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渎职现象。两个结果都造成人们将指责的矛盾对准当地官员而不会指责中央政府与皇帝。中国政府在运作上是松散的，而不是相反。当中国人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之时，他们就会寻找宣泄。他们往往不是抱怨政府的专制干预，也不是抱怨政府对他们管理得太多太死，而是抱怨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很少真正实践手中的权力，他们很少成为真正的领衔角色，显得无足轻重。
从整体上说，中国的法律是温和、人道的，远远比亚洲的其他国家法律高明得多。乔治·斯坦顿爵士曾经翻译过中国法律。他的评论是：“当我们从语无伦次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圣书和印度史诗中走出来，考察中国正规、精密的法律时，就好像走出黑暗奔向光明，从愚昧进化到科学。尽管这部法律冗长、烦琐，我们很少发现有欧洲国家的法律像它那样丰富、连贯、严谨，很少发现有欧洲国家的法律走出了错综复杂、顽固偏狭和主观臆断。”
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导致中国人满足于自己的统治者和生活中的法律。中国有很多预防、制止腐败渎职的措施。通向北京的申诉道路是完全敞开的。至少在理论上，去首都申诉不需要任何金钱成本理论上，各地政府不能阻止上访申诉的百姓。沿途地方政府还要为这些告状者提供饮食、住宿的便利。在实践中，这一点执行得非常不好，常常异化为皇帝大开告密之门的工具--译者。。虽然帝国政府很少干涉地方政府的权威，但是中央拥有完备彻底的侦察刺探的部门，监督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首都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监察管理每一位帝国官员。
单眼花翎，冬帽
除了对官员的提升和贬黜、奖励和惩罚有严肃的记录外，就像学校的记录考核制度一样，每位官员的日常表现和地方政府的政务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对涉及的官员产生着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西方的立场上看来，有些记录条目在本质上是荒唐的。很多事件显然是超越所有人的控制之外的，但是所有的官员，包括那些最高层，也必须自请处分。大名鼎鼎的战士和政治家李鸿章，就不止一次地向皇帝要求处分自己。因为暴雨连天，他辖区内的一条河流河水泛滥，决堤成灾。还有一位不甚知名的官员有过之而不及。他向皇帝自请解职，因为自己管理的省份发生了大旱和饥荒，饿殍遍野。这位官员认为这些灾难完全是他造成的。
单眼花翎，夏帽
中央政府对那些在社会管理方面取得突出贡献的官员会有一系列的奖励。其中的一类是根据政绩的大小，赏戴官员花翎：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三眼花翎；一类是赏赐紫禁城骑马；一类是赏赐貂皮长袍；最后一类也是最为荣耀优厚的奖励，是皇帝赏赐自己专用的黄马褂。这些个人赏赐可以随时赏赐给大臣，也可以随时收回，但是不影响受赏人的实际身份和权力。后两类赏赐只授予最高层次的官员。有时候，皇帝会对那些值得褒奖的政府官员的祖先追封或者授予荣誉称号--一些华丽却毫不实用的表扬，作为对那些赤胆忠心、兢兢业业的大臣本人的间接奖励。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千百年时间，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持久而衷心的拥护。有两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其中的持久性，需要我们的注意。
这种制度建立在权力的家长制观念之上，被描述成纯粹的家长政治。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他可能将这种政府体系认为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或者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也可能将之视为人类在历史早期的一种随心所欲的选择。制度的永久性归因于长期以来教育制度的作用。教育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使人们从心理上适应了整套政治制度。不管哪一方面的观点，结果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根植入人们的心中。它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判断和感情倾向。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在2000多年时间里几乎保持不变，孝道一直是他们受教育和讲究的最根本的内容和行为准则。这一美德被看做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和根本，道德教育的主动力，一切荣耀与繁荣的源泉。
孝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每一所学校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在教授孝道，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古到今，实践孝道的突出事例都会被呈送给皇帝御览。皇帝会对这些杰出的个人和事例给予特别的奖赏。帝国的每一个孩子从小就得学习这些感人的事例和优秀人物，作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人的名字和突出事例因此得到世代相传，在中国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这些常新的事例和人物被人们整理出了24个最著名典型即《二十四孝》--译者。。
已经提及过的“康熙圣谕”就有专门一章教导人们要行孝道。除了上述24个著名例子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例子提倡尽孝，很好地解释了上面的理论。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常州地区有户姓陈的人家。家族数代聚居，拥有超过700口人。全家人坚持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时他们还养了115～120条狗，它们也和人们一起进餐。如果有一条狗没有及时赶过来进餐，其他的狗都会等在食物边，到狗全齐了后再一起吃饭。”“你看，”英明可敬的康熙皇帝教导说，“陈家和谐的家庭环境，甚至将狗都感化了啊！”
也许，没有必要去调查陈家到底有没有养了这些狗，或者是老皇帝受到了虚假信息的欺骗。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向人们灌输孝道思想观念的不同方式和措施，直到它变成所有美德的同义词和一切宗教最高追求。孔子发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政治伦理中将之一再强调和具体化，增强了孝道的力量。在他看来，孝道是所有私人、国家的美德和智慧的根本与巅峰。两千多年来，他的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他的论述被上到皇帝、皇子，小到农民、乞丐的人所一再引用。对孔子话语的引用可以平息争吵，对矛盾冲突作出最终决断。
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续反复的教育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每一方面保持一致，在维护制度的恒久性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牢固控制住了统治下的人民。
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长盛不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都是从人民大众中选拔出来的。整个皇室，除了皇帝外，没有多少人占据政府的职位，也没有多少人对国家事务表示过兴趣。皇帝有一份长长的亲属名单：年长的和年幼的儿子、女婿、近亲和远亲侄子等。但是皇帝只给当中的一部分人封爵，也不存在皇室成员占据政府显耀职位，获取肥利的情况。皇帝赐封的那些爵位一直以来都空有其表，仅仅带着荣耀的光辉；它们仅仅是对个人突出成就的褒奖，不能成为升官提职的标准。从某个角度讲，这些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很快就会消逝。因为朝廷规定每一代人要依次降级世袭爵位。即使皇室成员也不能例外。笔者曾多次雇用了一位小工。他的家族与皇帝有血统联系，曾经被赏赐佩带黄腰带；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每天赚六美分工钱。
对皇帝和平民来说，那些拥有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障碍。就拿皇位继承来说，实际上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规定执行。皇长子并不一定就是当然的继承人。皇帝要考察每一个皇子的性格和特点，然后挑选出一位他认为最能处理国家事务的儿子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皇长子经常被搁置一旁。本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就是先皇的第十四子。理论上，皇帝可以完全跳出自己的家族范围，从全国的任一家族中选拔未来的皇帝。但是，这一程序从来没有被实践过。
我们在这里就能看清中国的制度。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是帝国数以百万计百姓的父亲。无数的“君王的耳目”--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从人民中间仔细挑选出来。仕途的大门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帝国中每一位男孩都可能是未来的内阁首相。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从政府阶梯的最低层开始，而他所能攀登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热情和对皇帝的忠诚。这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朝廷中的大多数首辅、阁老、大臣们和那些历史学家们可以找得到的人物，都是从贫困的小后生开始起步的。他们的贫困状态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里就举一两个名字作为例子。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文祥（1818—1876），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咸丰八年入军机处。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时，随恭亲王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恭亲王及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成为清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咸丰帝病死后，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大臣肃顺等人。同治元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并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署户部尚书；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帝继位后，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译者。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父亲靠租种不到10亩农田来养活一个大家庭。他的同事和继任者沈桂芬沈桂芬（1818—1880），宛平（今北京丰台）籍吴江同里镇人。道光进士。咸丰七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二年，署山西巡抚。任间刊发章程，严禁种植罂粟。六年，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九年迁兵部尚书。光绪二年被劾革职，后又复职。光绪五年，崇厚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全国哗然。沈委曲调停，终于另派曾纪泽为谈判代表改订条约。在近代史上，他与同乡冯桂芬极易混淆--译者。是街头小贩的儿子。如果他的父亲每天能赚到十分钱，就会乐得手舞足蹈了。这些人并不是特例，而是形成了突出的政治现象。
先将西方的选举模式放在一边，单就中国的政府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任命这一点来看，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和我们美国很相似。两国的政府都由来自民间的官员组成。在中国，和在这里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有志于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话，没有障碍会限制他的雄心的实现。结果都是可以预料的。政府职位被认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全社会有足够多的雄心壮志去填补它。在批评官员行为方面，社会拥有高度的独立性。公众意识中的普遍民主思想在那些将中国政治看做是纯粹专制形式的西方人看来，是畸形的。他们完全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谜团的钥匙。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现象：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完全理解政府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官员品头论足，直到最高层的官员，甚至是皇帝本人。对于前者，他们的评论拥有完全的自由度；批评他们的执政行为和私人生活，奉送他们绰号。实际上，他们是将这些低级官员当做是自己人。一旦涉及皇帝，他们的言论就谨小慎微，使用最恭敬的词汇和语气。
对于这种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力量，对于这种中国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加强政治恒久性的制度，我们不能作过高的评价。管理的缺失或者相反的集权专制，都可能被认为是具体统治者的错误操作，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从而得到宽恕与遗忘。帝国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或者设法找到一两个或亲或疏的亲戚在政府部门拥有一官半职。因此敲诈勒索、违法乱纪等一长串可能的错误都被人们耐心而平和地接受下来了。如果官员阶层不是从民间选拔产生，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构成民间的一部分，情况可能就是相反了。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在另外一章有详细的论述。这种制度对维护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长盛不衰有着重要的意义。
